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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加強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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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7月6日),中國政府網宣布,國務院辦公廳日前下發通知,決定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任主任,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黃坤明任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長朱之文任秘書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出席廣州第十六屆亞運會歡迎宴會並致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出席廣州第十六屆亞運會歡迎宴會並致辭。 照片來源:路透社REUTERS/Liu Jin/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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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通知稱,為貫徹落實《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的意見》,進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關工作,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教材委員會。

國家教材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指導和統籌全國教材工作,貫徹黨和國家關於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針政策,研究審議教材建設規畫和年度工作計畫,研究解決教材建設中的重大問題,指導、組織、協調各地區各部門有關教材工作,審查國家課程設置和課程標準制定,審查意識形態屬性較強的國家規畫教材。

所謂的“意識形態屬性較強”的教材,一般認為,在中小學階段,指的是語文、歷史、政治等學科;在大學階段,則從政治學、法學,再到歷史,很可能可能涵蓋整個社會科學領域。

國家教材委員會辦公室設在教育部,由教育部教材局承擔辦公室工作。

根據官方通知,國家教材委員會委員分為部門委員和專家委員。部門委員包括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發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曉濤、科技部副部長黃衛、公安部副部長黃明、財政部副部長余蔚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湯濤等共22位。

專家委員中也有知名學者,如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中央政策研究室秘書長、原復旦大學教授林尚立、吉林大學原黨委書記、目前的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張文顯等。

這個委員會的主任劉延東在7月4日出席了國家教材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她在會上強調,要推進大中小學教材建設,為培養“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提供有力保障。

劉延東強調,教材建設是事關未來的戰略工程、基礎工程,教材體現國家意志。要堅持黨的教育方針,把握正確方向和價值導向。

此前2013年,教育部工作要點中提出,要組織修訂普通高中德育課程標準,探索語文、歷史等骨幹學科滲透德育的途徑。這句話的重點是“德育”要“滲透”進語文、歷史等骨幹學科。

到了2014年,教育部提出要確保2014年秋季學期義務教育起始年級學生使用德育、語文、歷史新教材。2015年的表述更加直接,第一次提到“審查”,稱要“繼續做好義務教育德育、語文、歷史教材編寫、修訂、審查工作”。

中國的中小學教材中的確有許多常識性的問題,例如大量存在的編造的雞湯故事,使許多離開中小學就不再有學習習慣的人習焉不察,接受為基本框架和底色。

人教社語文教科書二年級下冊中,有一篇名為《愛迪生救媽媽》的文章,文章描述在愛迪生7歲時,他媽媽突然患了急性闌尾炎,醫生做手術時發現光太暗,於是愛迪生利用鏡子的反光原理,使醫生在家裡為媽媽做了緊急闌尾炎手術。

但實際上,這個故事完全不可能發生在愛迪生7歲的時候。世界上最早的闌尾炎手術是在1886年,而此時愛迪生已經是40歲的已婚男人了。根據加拿大媒體的報道,,這篇課文取材於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美國電影《少年愛迪生》中的情節,該故事後來被證明是虛構的,而中國教材卻堅持使用該故事。

類似的經不起推敲的低水平文章在中國中小學教材中並不罕見,從國家主義角度的批評者就認為,這些課文“旨在歌頌西方人的聰明智慧,如果說是為了某種政治服務,那也是為了崇洋媚外的政治服務。”

一位熟悉教材編寫的業內人士更多地從時代的局限看問題,“這些文章的雛形是文革之後恢復秩序時寫的選的,那時西方異常強大,中國貧瘠,編者當然選國外的勵志文章了,中國的要麼一把火燒了,要麼是國民黨時代,(在當時的環境下)能選嗎?

2014年,習近平曾就教材問題公開發話,當時藉著視察察北師大的時機,對中國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被從課本中去掉現象,他明確表示“很不贊成”的態度之後說,又說,“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腦子裡,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

此次修訂除了“中國化”以外,目的似乎更傾向於國家主義化。

左派網站“察網”的署名吳斌的評論說,“事實上,存在嚴重西化問題的,還包括中學語文、歷史和政治教材。正因為有教材西化的嚴重問題,我們才能更好的理解這次國家教材委員會成立的深層次原因。

察網的評論員認為,“教材西化問題已經嚴重到不得不進行重大調整與改變的時刻了。這種改變,不是文章的更換,不是用一批崇洋媚外的文章替換舊一批崇洋媚外的文章,而是教材編寫思想的徹底更換。如果編寫組成員思想無法更換,執意逆向種族主義,那就必須更換一批編寫隊伍。”

業內人士認為,除了中小學教材外,此次整頓,影響更大的可能是高等院校社會科學專業的統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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