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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防民如防川,防公共輿論比防川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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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着網絡的普及和高速發展,信息的傳播早已超越了時間和地域的局限,變得越來越輕鬆便捷。廣泛的信息來源、快捷的傳播速度,為現代人提供極大方便的同時,卻也增添了一些當權者的煩惱。今年以來,中國國內不斷傳出新聞信息網站被關、被整頓的消息。9月初,中國網信辦出台了《互聯網群組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似乎標誌着中國針對網絡信息監控的舉措升級,再次引發廣泛關注。我們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夏明先生就相關問題闡述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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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你對中國網信辦最近出台的《互聯網群組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作何解讀?相關規定的出台與當前的政治背景有着怎樣的關聯?

夏明:我認為這有兩大因素。長遠來看,因為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確確實實使中國的媒體輿論、公共情緒的控制顯得越來越困難。所以你可以看到過去將近十年,中國要通過各種方式管住互聯網、管住社交媒體、管住在互聯網空間里出現虛擬的公民社會和言論空間。所以在幾年前,它打擊了“網絡大威”,也就是把微博基本整肅比較乾淨。 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它打擊微博的網絡大威,在網絡上就出現了群體搬家。許多原來的平台逐漸萎縮、消失以後,現在主要的平台有兩個:一個是微信,微信的功能確實非常大,把西方國家像我們經常使用的推特和臉書基本上融合在了一起。也把過去微博的功能基本上加了進去。所以微信現在成了中國最大的社交媒體。當然還有一個QQ,中國人也喜歡用。

現在的“群組負責制”,其實就是打擊所謂的傳播不實信息、或者是危害國家安全信息。所以從這種情況看,這種“群組負責制”也就是要中國的社交媒體實行自我的新聞審查、自我的約束。就像過去把你轉發的東西,如果是被點擊或者傳播了超過500次,你也要負刑事責任一樣,今天實行的是網絡上的連坐制。所以可以看到中國在實名制以後,它現在進行“群組負責制”,就把各種中國的從秦朝以來的對實際人的空間和對肉體的控制全部搬到了虛擬空間。建立實名登記、戶口制度。建立網絡全組負責連坐制度。這樣由國家來控制,它的控制的最主要的因素就在於對顏色革命的恐懼。

我們看到,10幾年前,當歐洲國家或者阿拉伯之春,還有就是像前蘇東國家,甚至在俄國都出現顏色革命這些動態以後,中國也出現了茉莉花。所以我覺得它第一個就是要在網絡空間來扼殺人們的言論自由、來控制公共輿論。從某種程度上,也就是說制止中國的虛擬空間變成虛擬民間社會,最後從網絡上來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和自由化。這是第一個,一個長期的考慮。

第二個,是近期的考慮。中共在準備19大。現在已經說得很清楚,19大十月中旬就會在北京召開。為了在19大給習近平的思想以更高的地位,甚至可能會進入黨章,營造出一個統一的、看齊的意識和公共輿論,因為他要強調一個是核心意識, 一個是看齊意識。核心,就是習近平的核心,看齊,就是向習近平看齊。現在面臨著中國黨內的各種權力衝突非常激化。這些激化表現出:無論是他的反腐表現出的內部的衝突,還是中共高層不斷地換人,包括我們看到就像孫政才這些本來被認為是第六代接班人的、不久前、也就是在19大召開之前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結果落馬。這些人就顯示出中共高層權力的衝突和清洗非常地激烈。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海外有各種爆料;尤其像郭文貴的爆料,揭示出中國資產階級這批人、尤其民營企業家、這些大款的恐懼,面對着權力的無助。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得19大、為了使得習近平在權力集中的過程中,把自己的人安排上來,讓他能夠全面地把自己的思想寫進黨章,從某種程度上建立新的獨裁,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就恐怕是中國現在對網絡進行更進一步管控的原因。
 

法廣:中國網信辦推出的新規定瞄準的主要矛頭是哪些群體?

夏明:我們知道,中國使用這種社交媒體的人數超過了美國整個國家。有人估計至少在五億上下。我們看到當然中國涉及的群體非常廣。但是群組裡邊基本上還是以中國中產階級、尤其以城市中產、尤其是以具有比較好的教育、而且有一定的公信力,有“粉絲”的、有追星族的這些人建立的網絡群體。所以我覺得這個網絡群體的群體負責制當然是針對中國中產階級、尤其是中上階級、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識和教育意識。而且在社會中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甚至他們的整個群組基本跟海外有聯繫的。這個群組不局限於某個小群體,恐怕它由群組的小群體變成一個全國的大群體、甚至在全國的大群體變成一個國際的群體。比如雷洋事件。雷洋事件裡邊一個很大的情況是群組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那個群就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友群,後來北大的這些群合在一起了,給中國在處理雷洋事件中以很大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看到群組的功能展示出來了,確確實實這些人是有影響力的。而且不僅僅只是為了經濟上的利益,更多是為了社會公正、為了政治的一些發展、為了整個大的社會環境的改善,尤其涉及到一些公共的議題,像環境保護、社會不公、兩極分化等等。所以我覺得中國政府控制這些其實就非常清楚了。就是控制中國目前經過30年的經濟發展積累、成長出的一批城市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

法廣:不斷加強對社會網絡的管控,是否真能、以及在怎樣的範圍有效地阻止信息的傳播?

夏明:我們知道,防民如防川。防公共輿論恐怕比防川更難。無論從它以前打擊微博這方面的打擊,到後來打擊微信、要控制,但是可以看到,尤其我們在美國可以感覺到,現在有大量使用中國的社交媒體的這些人,結果就轉戰到了美國的社交媒體,所以就可以看到,現在在社交媒體上比較活躍的不是微信,而是推特。推特黨、推特爆料等等在目前中文社交媒體變得非常活躍。另外,臉書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登記。 所以整個臉書現在也有中文的支持功能。

目前,尤其從西方國家的角度來看,可以看到大量中國的這些群體進入到了推特、進入到了臉書或者谷歌平台。因此我覺得它可以繼續某種的控制和滲透,但是最終關心這些議題的人可以找到新的空間。也就是說,虛擬空間因為網絡的互聯性使得它很難集中控制,很難有一個自上而下、可以把每個通道、每個後門都可以堵死的這麼一個絕對的權威。就像老鼠和貓在玩遊戲,根據我的觀點,這是花了錢去做無效的事、其實就是愚人差。基本上沒任何價值。但是它如果要去這樣做的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有些使用這些社交媒體的人會覺得,這也是打個游擊戰,給中共的宣傳增加一些負擔,讓中共不斷地耗費五毛、水軍、去花這些錢,去建立謊言、或者去消聲其他公眾的輿論。這恐怕也是許多人認為這是給目前中國的極權社會進行某種博弈的一部分。

法廣:你如何看待中國的網絡發展前景?

夏明:目前可以看到中國的網絡涉及的因素非常多。網絡並不是一個由黨控制的宣傳工具。黨要完全控制網絡,為它所用或者被它完全主宰,有一定的困難。因為首先,中國的網絡公司是有經濟利益的,而且這些網絡公司往往是在國外或者國內的證券投資市場上有股票,要去販賣這些融資的。也就是說,他們的這些人氣、他們的點擊、他們的產品能不能被使用,會決定許多這些公司的底線,也就是他們盈利的情況。因此許多公司一定會製造出空間,吸引人氣、開發各種產品,讓大家在那集聚。如果它做得太狠,下手太重,往往這些人群就消失掉了。對公司自我發展來說,恐怕就是一種自殺。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網絡大公司、他們的主管、高管需要賺錢,他們又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共的最高的領導有關係,因此,我相信網絡的發展有着基本的經濟定律。並不是中共的宣傳工具能夠控制。第二,我們應該清楚,中共不是鐵板一塊,不是說中共發出一個聲音,全國就會照着齊步走。中共內部是一個四分五裂的、是一個像郭文貴所說的,是一個盜國賊集團。盜國的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他們之間是有矛盾衝突的。有的是壟斷了電訊行業、或者是宣傳行業,有的壟斷了金融、有的壟斷了出口,或者煤炭、石油等等。有的是控制了房地產,所以他們相互之間的爭鬥是非常地厲害的。現在是一種刀光劍影的情況。因為畢竟中國的經濟在出現危機的時候,大家對錢袋子看得就更緊。錢袋子里的錢也在減少。所以他們的衝突也在增加。因為他們有衝突,他們願意利用各種平台來爆料,把對手置於死地,所以各種的公共媒體、空間,包括網絡空間,甚至海外的各種平台和媒體,都成為了他們爆料的選擇。

因此對於中共的各派領導人來說,所有這些空間的存在都有它的合法性,都成為政治鬥爭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知道,在這種博弈中,任何要對這些媒體的監管、控制,都不可能鐵板一塊地控製得滴水不漏。我們必須認清這些。

最後就是中國整個電子商業和電子經濟,畢竟中國在過去的發展中,電子商務給中國經濟帶來了許多革命性的變革。而且電子商務又把中國的整個經濟跟全球聯在一起。因此現在的情況下,高科技電子平台作為基本的各種經濟的活動方式,中國政府如果控製得太緊,把電子商務整個生命力破壞,或者讓它繼續地停滯不前,無法與全世界的發展保持同樣的水平的話,對中國的長期發展會產生致命影響。所以我相信中國政府也會在到底在扼殺創造力,和不要失去這種發展的機會之間做出選擇。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也會出現各種機會、漏洞、或者擦邊球。因此這裡邊其實就是一個長期的博弈,不可能中國政府一命令剎車,就全盤地死亡。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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