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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低端人口”是一種違反社會規律、非常荒謬且悲劇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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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興區新建村一場大火,毀滅了千千萬萬個農民工尋求幸福之路的美夢。隨着這場大火,北京展開了大清理行動,受到驅趕的則是那些被稱為“低端人口”的社會最底層人士。如何看待此一事件,我們就此採訪了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夏明先生。

北京大興區重大火災事故後被當局驅趕而無處安身的未來勞工。攝於2017年11月19日。
北京大興區重大火災事故後被當局驅趕而無處安身的未來勞工。攝於2017年11月19日。 法新社/RYAN MC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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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中共十九大剛剛結束不久,習近平提出“不忘初心 ”的口號一時間成為網絡熱詞。然而,北京大興的一場大火卻改變了整個局面,如今成千上萬的農民工開始成為受到驅趕的對象。請談談您認為,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夏明: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十九大,中共要回復到它所謂的“原點”,要回復“初心”,不斷地強調工人和農民的階級基礎;另一方面,十九大結束一個月的時間,北京在皇城根腳下就開始對普通的民眾,它所說的“低端人口”進行大規模地驅趕。有人說涉及到幾十萬人、涉及到幾個區。幾十個社區現在遭到清理。

為什麼會出現這一現象?根據我的感覺,恐怕中南海的領導人意識到了中國社會裡邊有一些危機,這些危機不斷要找到要清除、要排除它所說的“熱點”或者“引爆點”。過去在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出現了一些外來人口的集聚區,這些外來人口的集聚區,對它來說比較難以管理。一方面流動人口很大,另外尤其在北京,有一些訪民,也可以在這些地方找到立足點或者可以租下一些比較便宜的房子。而且北京的訪民也出現過大規模的集會。因此這些都可以引發中共高層的擔憂。

據一位朋友跟我透露(他跟北京方面有一些非常確切的消息),其中有一個比較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危機其實在許多地方已經顯露。社會的不穩在許多地方已經出現。所以中南海進行了幾次預演。一個預演就是擔心外國對中國進行禁運、尤其是食品禁運、糧食禁運,中國該怎麼辦?所以它有一些沙盤推演。另外,如果中國經濟危機風潮已經到來,下面這些人口出現各種風潮又該怎麼辦?是不是能夠控制?是不是能夠驅趕?等等。所以恐怕北京的驅趕,更大程度上是北京在演練、甚至給全國做出一種楷模,就是:怎麼樣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能夠大規模地動用執法機構,甚至未來可能動用軍隊,對人群進行某種驅趕或者鎮壓、或者控制。所以這恐怕並不僅僅是對大興區發生火災進行安全的排查,這種安全恐怕更多地涉及政體的安全,中國共產黨整個地認為對國家能否維持穩定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裡邊有更大的因素在裡邊。

法廣:低端人口,這個名詞的出現,引發了多方質疑。應該怎樣理解“低端人口”這一概念?為什麼“低端人口”遭到強硬驅逐?

夏明: 在任何社會總歸都會生出不同的社會分層,有些等級 。 有上層的、或者中產階級,或者工人階級、或者是下層階級。這是社會分層不可避免的現象。但是這種社會分層有兩個特徵:一個基本上是以經濟收入(為標準),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你的經濟收入可以提升,往往你的社會地位也會得到提升。還有就是社會結構往往是開放的。也就是說,社會的人群的流動,像有的人給的名詞叫“社會的升降機”,就像個電梯一樣的,它會有上有下。所以有人在社會的奮鬥過程中會升遷,有人會往下變得更失敗。這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的規律。

但是中國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千年以來的戶籍的控制。今天所謂的“低端人口”的根本的標準,不在於經濟標準,更多的標準是戶籍標準。你可以看到,北京出動的警察,黨衛隊帶着鐵鍬、帶着榔頭,帶着錘子,一個個地把玻璃窗、櫥窗全部砸掉,把電線拔掉,把供水供暖切掉。所以可以看到,它這不只針對個人、一家人,或者是有選擇的行動,而是把整個社區給剷除。而社區裡邊,其實很多人的經濟地位是比較高的。所以這些所謂的“低端人口”,主要是用戶籍針對那些在北京沒有常住居民戶口的人群,任意地把他們變為“低端人口”。這個“低端人口”的標準,就是剛才我所說的千年的、從秦朝以來的中國的戶籍制度。就是通過這種對老百姓在某個地區出生生長,不鼓勵你流動、遷徙。這樣就把人控制了起來。所以“低端人口”就是一個最根本的、也就是千年的王朝控制社會、控制人口的根本方式。就是你在什麼地方,“生於斯,也要死於斯”這樣的思維。它是完全反經濟發展的。尤其是反今天的市場經濟發展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共這邊有長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就是說:適者生存。就像自然界一樣,大家進入一個叢林世界,一種自然選擇、一種淘汰。在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其實儘管中共好像認為以工農為基礎的初心,但是它最終的一個心理就是“成者王、敗者寇”。這種“成王敗寇”的思想,這種封建的思想跟西方十九世紀工業化早期出現的一個非常反動的、用生物學的角度把世界、把國家當成一個生物有機體,這樣的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相結合,就對所謂的比較貧窮的人口、或者跟它的特權階級相對來說,比他好像在社會地位上、在權力上、經濟收入上低一些,他們對他就有一種特權意識或者一種歧視心態。尤其是中國的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營造出一種氣氛,就是在於中國的中產階級、或者中國的城市中產,或者知識分子、專業人士,他們對外地人口也有某種鄙視、或者瞧不起的心理。這在北京或上海尤其明顯。當然其實你走到任何省會城市,都會感覺到這種層層的歧視。所以我覺得所謂的“低端人口”,它是一種違反社會規律的、一種任意地,一方面受中國的千年王朝的思想影響,另一方面有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在影響。所以就製造出這種非常荒謬、而且是悲劇性的這種概念。

法廣: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權力極具擴張的國度,社會底層人士受到任意凌辱。他們可在瞬間丟掉一切,您對此作何解讀?

夏明:任何的人群的流動,它的社會的發育有它內在的規律和家庭的演變、遷徙。而這些遷徙涉及到農業的變遷,比如說到工業化過程或者城市化的過程,農民會追求就業,會被大都會的新的機會所吸引。所以小城市地方也會往大城市地方遷徙等等。這在社會整個的發展過程中,一個社區的建立都會有內在的經濟和社會的規律的。

如果現在在北京有幾十萬人以清理“低端人口”這個概念走下去的話,尤其要涉及外來人口的話,恐怕會涉及到兩、三百萬。其實這兩、三百萬人,他們在社會的空間裡邊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而且他們找到了一個投入產出對他們來說最有效的一種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他們的生活費用正好適合他們的需求,他們可以支付的。同時他們的回報,他們可以做出貢獻,可以找到就業,可以在整個社會經濟運作中創造自己的財富,然後來積累自己的財富,創造自己的家業。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些外來人的社區、他們可以興旺的一個根本原因。

我們可以看到,在清理“低端人口”的過程中,砸了很多商鋪,關了很多的飯店,也關了很多的小企業,中國政府這樣的做法,最根本的就在於國家的主義至上,它用國家的全能打擊在破壞社會的發展。這裡就可以感覺到中共現在一種意識形態(陷入)一種崩潰和破產的邊緣。因為如果共產黨不忘初心的話,共產主義這個詞彙“communisme",就是要以社區為基礎,社區為根本的權利中心,這樣來管理大的國家,而所謂的社會主義“socialisme”,就是說:如果你要搞社會主義的話,“社會”應該是最根本的,應該是至上的。但是中國共產黨搞的這個共產主義,要徹底消除這種社區的自治性和它內在的規律。中國搞的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要把社會作為它進行權力運用的對象,專政的對象,摧毀的對象。所以這裡就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掛羊頭、賣狗肉。它現在做的一切,最後顯示出中國共產黨為了黨權、為了它的國家至上,它對社會利益的完全漠視、可以任意地凌辱。這裡和中國兩千年的王朝專制其實完全都是一脈相承的。最根本的一個因素就在於,中國一個最根本的就是“莫非王土”,就是所有的土地全是它的資產。它可以控制、壟斷國家的土地,就可以對老百姓進行任意的驅趕和剝奪。因為它握有土地權。所以就可以看出,中國國家主義、全能主義的完全地喧囂塵上,這對中國來說是最大的威脅。

法廣:現在又到了年底,到了大多數農民工返鄉探親的日子。這個時候,北京政府採取的驅趕“低端人口”的行動將會引發怎樣的效應?

夏明:我剛才講到中國現在其實已經在出現一場、現在還是一個比較隱性的經濟危機,它的顯性在不斷地出現。我們都知道,中國的農民工長期以來成為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受到剝削的根源。所以每到年底,往往很多農民工的工資到了年底才會結算。在過去中國經濟非常好的時候,經常有農民拿不到工資。中國不斷地有悲劇(發生):農民爬到高壓電的電線樁上去,或者塔吊車上,有的是從樓上集體跳樓要自殺來討工錢。如果在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好的時候,農民要討工資都非常地難,今天中國經濟逐漸進入冬季,我相信,更多的企業更不會給農民工付工資。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各地的社會群體性事件或者討工資的事件引發起的衝突也會增加。

我相信北京做的這個事情有一種示範作用,因為有北京皇城根下的行動,所以會給全國帶來示範效應。我相信在年底,尤其面臨著外來民工要跟企業主討薪的過程中,又會引發起一些衝突,恐怕中國的各級政府會對這些外來人口進行又一次的驅逐。一方面是解決它的所謂社會和不穩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其實也就是把社會的目前的經濟的一些危機,最後的代價全部轉嫁給農民工,由農民來負擔。所以在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維方式下,把”低端人口“以一種可惡的、或者就像害蟲一樣的名聲,讓他們引起厭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各種的社會矛盾或者問題往他們身上推,或者把他們作為犧牲的人群,來承擔中國整個發展的各種代價。這恐怕是對於中國生活在一個比較社會的底層的人士來說,是非常不幸的。因為中國現在的貧富差異已經超過美國了。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它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中國共產黨不斷地批評的所謂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而中國的財富集中、尤其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財富急劇地壟斷在寡頭的集團手中,也就是郭文貴在海外爆料中所說的”盜國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看出,對中國普通的老百姓來所,當好日子已經過完,現在經濟逐漸進入到寒冬的階段,恐怕更難的日子還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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