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剛剛送走了2017年。應該說，對中國社會而言，2017年並不是平凡的一年。這一年裡發生的多個重大事件將對未來造成不可忽略的影響。我們在今天的本節目中，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夏明先生就幾件大事做一下點評。
法廣：2017年，中國備受各方關注的大事之一，當屬中共十九大的召開 。這次會議進一步確立了習近平的領導地位，規畫了中國未來五年的走向。 你認為, 十九大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怎樣的印記 ?
夏明：應該說十九大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標誌性的一個事件。從中共的官方來看，當然是新時代的一個起點。因為從十九大的政治報告可以看出，尤其是習思想寫進黨章，他們認為是開啟新時代的一個起點。當然有的批評者也認為這是一個所謂的“慶豐元年”。可能是中國高度集權的又一個起點。在習近平的手中，可以看到，“黨治制”，也就是黨國高度治理的體系逐漸向個人的專制方向在強化。而且目前來看，他的任期也可能會被突破。因為他在整個政治報告中和以後官方發表的評論中，也都說習近平給中國未來三十年規畫的，要分兩步走：前十五年、後十五年。而且習近平是“一張藍圖要繪到底”。所以為習近平的終身制基本上開了綠燈。而且現在大家認為，“習家軍”全面上位。習家軍基本上是習近平的部下、或者跟班、或者是一幫對習近平比較惟命是從、溜須拍馬的這麼一批人。
法廣：2017年，香港迎來回歸20周年。20年後的今天，香港民眾如何看待回歸後的社會發展?
夏明： 總體來說，香港目前的局勢確實令香港居民感到恐慌。在香港，有兩類的香港居民：用中國官方的說法，有新香港人。新香港人，也就是九七年香港回歸以後，中國政府每年都有批發的到香港定居的配額。如果明白，新香港人跟香港人原來的居民之間的區別的話，那我認為，香港所謂的某些恐慌、或者驚恐，主要是指原來那些老的香港人。尤其我們看到“佔中三學子”，即：黃之峰、羅冠聰和周永康，他們被審判，而且被送進了監獄。後來當然被保釋出來。但是整個過程讓香港“佔中運動”又重新受到紀念。
我覺得另外一個十分恐怖的事件，讓香港人感到惶恐，是中共的越境抓捕。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件就是“銅鑼灣（書店）事件”。我們看到桂敏海在泰國被抓回到大陸，至今據說還關在寧波。另外我們看到像林榮基等人被抓，也放了，但是有的是越境抓回去的。這就讓香港人非常惶恐。儘管其中有些人有外國國籍，像桂敏海有瑞典國籍，但是他們被越境抓捕，而且中國基本上不尊重其他國家有領事保護的外交上的慣例。所以這點讓人非常地緊張。
另外一點我想說的是，肖建華在香港被抓捕。據知情人講，肖建華的抓捕恐怕不是由國安、或香港警方來做的，而更多可能是由駐港部隊直接做的，而且可能是用直升飛機直接把他從香港運到了大陸。而且肖建華有加拿大公民（身份）。所以這就顯示出所謂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其實已經崩潰。
法廣：2017年，發生在中國的另外一件廣受國際社會關注的大事，就是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去世。你如何看待北京對劉曉波的處理方式 ?
夏明：像劉曉波獲得了這麼高的國際聲望，而且是諾貝爾獎的得主，一般人認為，中共對劉曉波會比較客氣一點，或是有所善待，畢竟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不會太殘忍。因為畢竟在過去我們看到，中共在九十年代，儘管我們知道在“六四”鎮壓以後，有許多包括學生領袖、包括它所指控的這些民運的領袖人物、在國際的壓力下，中國都一一地放人。中國建立了一種放人的人質外交的方式。只要西方國家有些壓力，中國有求於西方的時候，都會做這些交易。但是劉曉波事件，可以看出國際社會已經給了劉曉波最高的榮耀，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但是中國政府對劉曉波沒有任何一點點仁慈。劉曉波最後是死在監獄管理局的手中。這是諾貝爾獎史上一個非常大的特例。
在納粹德國時期，也有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是被關在監獄裡的。但是他最後生病、病重了，納粹德國就把他放了出來，讓他死在監獄以外。但是劉曉波根本就沒有被放出來，也沒有讓他保釋，儘管國際社會也希望劉曉波能夠出來接受醫治，中國政府都沒有做出任何讓步。相反，劉曉波死了以後，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還繼續被處於一種實際的關押狀態。所以劉霞現在基本上失去了與外界的接觸。我們也不知道她究竟在什麼地方。她的身體狀況、心理狀況到底如何？據說劉霞有非常強的抑鬱症。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用劉曉波事件想向所有的民運領袖發出一個非常大的最後通牒，即：你們如果不合作，你們如果想獲得民間的領袖地位，最後的結局就是必死無疑。
而據說，包括像郭文貴的爆料裡邊也指出，恐怕中共對這些被監禁的人，有一種政策，就是一定讓他們死在監獄裡，不讓他們活着出來。據跟劉曉波關在一起的另外一位民主黨的創始人說，給他們吃的米飯，就是發黴的黃曲黴菌很高的、基本上會引發導致肝癌的（大米）。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恐怕是中共傳出的一個對民間領袖的新的警號。
但是另一方面我認為，即使有這種新的警號，最近吳淦堅決不認罪，堅決不合作，結果被重判八年。而重判八年以後，他反而會說，他擼起袖子來要大幹。 可以看出，即使劉曉波的死亡也沒有完全把每一個中國人都嚇到。相反地成為一種激勵更多中國民間領袖，像吳淦這樣的人成長和奮鬥的動力。
法廣：2017年，中國的社會氣氛是否有所改善 ?
夏明：中國的2017年，我覺得整個社會，無論從上層、到中產、到底層，都是充滿着更多的憂慮。不確定性在逐漸增加。大家確實有惶惶不可終日、心神不寧的一種感覺。
先從上層說起，上層一方面面臨十九大的換屆，當然各界的領導都非常地惶恐。 而且習近平整個個人的專制集權使得下面的很多領導人一方面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敢怒不敢言。所以許多的領導層就出現所謂地叫“消極殆政”，習近平自己無論是在十九大的報告，還是在後面出的新華社的長文，叫“習近平-新時代的領路人”，披露的數字（顯示）：在習近平執政的五年，反腐處理的黨員幹部是150萬人，另外，省一級和部長一級上面的幹部處理的是400多人，將軍一級的有100多人。如果我們把這150萬多的黨員幹部，再乘上他們的人均家庭受到的影響，想着每個黨員幹部能夠牽涉到一、兩個商人的利益的話，這就涉及到中國的範圍、尤其是上層的範圍是非常廣的。所以上層就非常緊張。
另外的緊張就是郭文貴的爆料加劇。因為2017年五月，郭文貴在美國開始了他所說的“原子彈”、“核爆級”的爆料。開始涉及了許多中共官場的內幕。郭文貴說他掌握了非常多的材料，他還會一一地曝。這就好像是一隻還沒有扔下的鞋子。所以官場上的每一個人都緊張，不知道下一個被曝的是誰？而郭文貴的爆料確實對十九大的人事布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高層當然是非常地緊張，而且現在繼續在緊張。
另外看看中產，我們看到對709律師的抓捕，逐漸一些律師在被宣判，這點對中國的中產階級，對律師這些白領階層，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當然是壓力非常大。
還有就是年終出現的驅逐“低端人口”。中國的經濟現在出現越來越多的下行的壓力，中國政府擔憂它有一些所謂的不穩定的人口，可能對政局造成衝擊。而“低端人口”、尤其是流動人口成為他們清理的主要對象。所以他們驅趕“低端人口”從京城開始，而且現在有各種跡象表明，它從北京已經輻射到其他的大城市，甚至在有些縣級的地方也都出現清理所謂的“低端人口”或者“流動人口”。所以可以看到，中國下層的老百姓也都是非常地緊張。另外對中產來說，因為有這種壓力，許多中產也在要保錢、要逃命、或者（躲避）環境污染影響。另外中產是主要的網絡新媒體的使用人群，中國政府出台了另外一個“群主連坐制”，如果你的群裡邊有人說了“攻擊黨”、或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等行為，群主就要負責、就要連坐。這點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或者中產、或者白領，感到有一種非常大的寒蟬效應。
所以總的來說，２０１７年這種肅殺的氣氛應該在加強，而且我覺得對中國的高層經濟界來說，這種感覺會更強。因為畢竟中國現在在出現對私營經濟進行打壓，要走“混合經濟”的道路，所以剛才講的肖建華的命運，當然還有另外的，像王健林、吳曉輝，所有這些人的命運，都可以看出在２０１７年變得越來越不確定。不僅他們的企業，而且他們的資產、他們人身的自由，恐怕都面臨著威脅。所以我覺得２０１７年，整個社會氛圍對中國普通老百姓，對政治和經濟精英來說，都是非常嚴肅的一年。
法廣：隨着 “ 一帶一路” 的推進，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是否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和發展 ?
夏明：我以前在你的節目中也講過，覺得“一帶一路”一個從它的邏輯出發點、從它的基本的前提，本身就是錯誤的，所以它的結果不會有很大的成就。可以看到最近這段時間，伊朗出現了社會波動，伊朗的人群開始在抗議，我們現在不知道到底伊朗的“神權政治”是不是會存在下去。伊朗是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在“一帶一路”上面很重要。伊朗是上海合作組織一個重要觀察員國。再讓我們展示到委內瑞拉政權的崩盤。今天委內瑞拉經濟完全陷入一種崩潰狀態。另外像津巴布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穆加貝在政變中被推翻，可以看到這三個（國家）都是中國“一帶一路”拚命的撒錢的地方。這些撒錢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血本無歸。可以看到“一帶一路”確實從目前來看，沒有一個非常好的前景。
另外，“一帶一路”引起西方國家，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盟國的強烈的反彈。兩個多星期（前）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基本上是美國制定的在全球的一個總體戰略，其中一個主要的目標就是要消解、或者制止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尤其中國進入到像拉丁美洲、西半球、或者歐洲進行的影響，或者在非洲擴展它的利益，出現新帝國主義。美國在整個重新安排它所說的“權利均衡”，在強化它所說的“四國同盟”：美國跟韓國、還有澳大利亞和日本這四國同盟。
此外美國也在加強跟印度的合作，也就是“印太聯盟”、“印太戰略”。它說的非常清楚，要幫助印度提升為“全球的大國”。另外還有一個是要和西歐合作，要制止中國和俄國在歐洲的影響。也就是說，美國目前主要的戰略是兩個：一個是“政治專制主義”，當然是以中國、俄國為首的；另外一個是宗教專制主義，當然是伊朗、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武裝）為首的。
無論如何，可以看到，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列為基本上是美國第一位的“競爭對手”國家，所以我認為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的“一帶一路”最終的結果就是把自己從以前跟美國可能還有合作關係、可能還成為一種“夥伴關係”的一個候選國家，甚至會跟美國可能成為“中美共治”的候選國家，現在變成了最大的美國競爭對手國家。因此我認為，中國在搞“一帶一路”的過程中，它的國際地位不僅沒有提升，沒有發展，我覺得第一帶來了很多經濟的包袱，第二激發了國際上對中國的反彈，對中國來說，未來它在國際上的空間其實是在縮小。因為它作為美國的頭號敵人，我相信它的任何的國際的行動和擴張，都會遭到強烈的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