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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 知識分子的鴉片之四:蘇俄制度能解放無產階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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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面對蘇聯制度下無產階級的實際地位,阿隆看到了另一個神話,即無產階級的神話。他問道:“當一個政黨用工人階級的名義實行專制,卻剝奪了工人階級在民主制度下爭取到的相對和部分的解放,特別是剝奪了保障這種解放的手段時,工人階級還能算得到了解放嗎?為什麼這樣的革命倒成了一種善行呢?”

雷蒙.阿隆
雷蒙.阿隆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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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無產階級是馬克思理論中革命的主體,為什麼阿隆認為他們在蘇聯卻受到新的奴役呢?

答:談到蘇俄制度的實質,必然會面對無產階級的問題。因為在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中,他們建成的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地上天國。只有在這個天國中,工人階級才能當家做主,才能恢復人的尊嚴,才能實現人人平等,沒有貧富差別,沒有特權階層。工人階級只為建設自己的天堂而勞動。但蘇聯的現實卻告訴我們,哪裡的實際狀況卻同許諾相反,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雷蒙阿隆溯本求源,他指出,馬克思主義中有一種末世說,它賦予無產階級一種集體救世主的地位。但什麼是這個集體呢?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無產階級指不擁有生產資料,僅憑出賣勞動力為生的人。但是在現代企業中,大量技術管理人員也不擁有生產資料,但這些白領和藍領之間,顯然不具備同樣的思維方式和觀念,而且許多藍領工人購買公司股票,已成為股東,大部分勞動者以自己的勞動所得購置房產,他們已成為有產者。在民主國家中,有各種獨立工會代表不同行業之間工人的不同利益。阿隆問:“在何種意義上,因處於敵對組織而四分五裂的法國無產階級,能夠被稱為惟一真實的主體間性呢?”在這裡阿隆使用了一個現象學術語,inter subjectivite,這個哲學術語可以翻譯成“主體交互性”,或“主體間性”,意思是說,不同主體之間互相理解認知的相關性,也就是推己及人或推人及己的彼此認知。在阿隆看來,在發達工業社會,已不存在一個階級間的主體間性。主體間性是全社會的,正是在民主制度下,工人才有它的主體性,才能享有爭取自身權利的自由。

問:確實,在蘇聯的那種制度下,工人不可能組織起來,以獨立的集體向國家提出改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的要求。

答:雷蒙阿隆知道這種狀況,他提出了一個分析的框架,就是“理想的解放”與“真實的解放”。所謂理想的解放,就是由黨從理論上論證,並向工人宣傳灌輸的解放,根據這個解放的理論,一旦建立了蘇俄式的制度,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無產階級就不再被異化了,因為根據這些國家意識形態的說法,無產階級擁有了生產資料,甚至擁有了國家”,這就像我們從小就聽說的,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公,其實工人們沒有一絲一毫屬於自己的權力。他們不僅承擔更艱苦更沉重的勞動,這往往以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為借口,而且不可能組織起來,向執政者爭取自身的權益。黨作為國家的實際擁有者,佔有了社會的一切資源,勞動者實際上是奴隸。國家不是僅僅剝削所謂剩餘價值,而是掠奪佔有全部的社會價值。所以在這種理想的解放實現了的蘇俄制國家中,實際情況正如喬治·奧維爾在《一九八四》年一書中所揭露的,“真理即謊言,解放即奴役”。另一種解放是真實的解放,這種解放從形式上看,永遠是不完美的,雷蒙阿隆列舉了它的實際表現:“它由以下多種局部的措施組成,工人的薪酬與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保護家庭與老人的社會法案,工會組織可自由地與僱主討論勞動條件,教育制度的擴展增加了升遷的機會,我們可將這種解放稱為真實的解放。它表現為具體改善無產階級的狀況,它允許人們繼續不滿,也允許少數人起來反抗政治體制的原則”。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來,這種真實的解放,就是民主國家的現狀,因為在蘇聯式的國家中,“既然國家已屬於無產階級,那麼請願、罷工以及反政府的活動就不再具有意義”。

問:在現實如此清楚的情況下,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為什麼還要去讚美蘇聯的制度呢?

答:這正是阿隆寫作《知識分子的鴉片》這部書的目的。有些宏大敘事,像馬克思對早期資本主義的尖銳的批判,對工人狀況的深切的同情。再比如,恩格斯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就是通過深入調查,以事實揭露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本家的殘酷與貪婪。這些確實有它歷史上的正當性。問題在於,他們提出的改造社會的方式,實際上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後,對資本主義改造的理論便分為兩支,一支是第二國際中的以伯恩斯坦為主的修正派,他們提出要改造馬克思主義,以民主憲政和議會政治,來實現對社會的改造。這實際上就是現在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理念。其實在恩格斯的晚期,他對伯恩斯坦的民主主義的改良路線,是完全同意的。另一支則是列寧的第三國際,他堅持的是暴力革命,建立一黨獨佔社會的全方位專制主義的社會主義路線。他一方面說無產階級是建設新社會的惟一力量,但是又說,工人群眾是需要由黨來教育的。他的布爾什維克黨,其實是完全不相信工人與士兵的自發自主的革命性。他們奪取政權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擁護他們的工人與士兵就已經發現,這個一黨專制的布爾什維克紅色政權,比沙皇政權更殘酷無情。隨後,俄國各地都爆發了工人、農民、士兵反抗布爾什維克的起義,最著名的就是碦朗施塔德水兵起義,我們知?所謂打響了十月革命第一炮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就是碦朗施塔德軍港水兵的艦隻。但是這個起義被布爾什維克殘酷鎮壓下去,一萬多起義水兵被槍殺的就有三千多。但是這些並不為外界所知。傳到法國來的那些信息,都是布爾什維克精心編造的謊言。所以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他們腦子裡對蘇俄革命的看法,就像看一出浪漫主義與英雄主義相結合的戲劇,俄國革命提出的那些理想非常崇高,很容易吸引追求絕對價值的知識分子。而且,我們前面分析了,蘇俄制度下的工人獲得的,是那種理想上的解放。為了維持對這樣一種解放的認可,布爾什維克就更需要意識形態的灌輸和洗腦,更需要嚴控言論與思想的自由。阿隆說:“因為富人已不再憑藉其財富而擁有政權,統治階級依靠的是黨和理念,在鐵幕的那一邊,經濟權勢和政治權勢均操縱在同一隻手裡,而在鐵幕的這一邊,它們則分別掌握在一些相互關聯和對立的團體手中,權力的分散是自由的條件”。這句話極重要,在獨裁體制下是完全不可能有自由的。

問:是不是因為權力分散,工人就有爭取改善自身條件的空間呢?

答: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民主制的國家中,工人的實際狀況確實在改善。儘管這種改善是永遠沒有完成的,但是政府必須聽取他們的要求並作出回應。社會的改良就是因為各個階層的互動,而成為可能。況且,無產階級這個概念的內涵已經完全改變了,我們現在更常稱工人為salarie,你很少聽到有人說ouvrier, 更少聽到有人說proletariat,所以阿隆認為:“隨着無產階級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化,它會喪失那些看上去似乎應該賦予它的天職”。而且他還指出:“真實的解放留下的缺憾,自由、工團、工會主義的單調乏味和審慎,使知識分子更容易受到理想解放的誘惑”。阿隆把蘇聯工人的理想解放稱為“對美好未來的訪問”。這就是說,它很有吸引力、迷惑力,但它的現實狀況,卻是徹底地喪失自由。阿隆斷言:“夢想着總體解放的革命者們,卻在加速向專制主義的舊事物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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