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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面臨全方位的戰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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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自去年12月1日應美國要求逮捕孟晚舟以來,與中國糾紛不斷,中國報復性地逮捕了三名加拿大人,盧沙野大使指責加拿大“奉行白人至上主義”,隨後中國外交部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就一名前外交官被捕是否侵犯外交豁免權唇槍舌戰。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對北京指控兩名加拿大人刺探情報嚴重關切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對北京指控兩名加拿大人刺探情報嚴重關切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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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智庫克拉倫斯·迪·豪研究所(C. D. Howe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勞倫斯·赫爾曼(Lawrence Herman)指“與中國發生重大爭執”,是“2018年加拿大在外交和貿易領域面臨的兩個最困難的挑戰”之一,與日漸緊張的美加關係一起考驗着加拿大的國際戰略。

勞倫斯·赫爾曼1970年代服務於加拿大外交部,現任加拿大國際貿易法庭(CITT)國家諮詢委員會主席,1990年至1993年曾擔任加拿大台灣商會主席。他最近在加拿大《環球郵報》撰文聚焦加拿大的外交困境,指“自二次大戰以來,加拿大外交政策三個基本支柱”“受到嚴重動搖”,這三根基本支柱是“維持與美國的牢固關係;信仰聯合國 布雷頓森林體系及戰後建立的多邊機構;與包括北約夥伴在內的其他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達成協議和聯盟”。

令其動搖的因素不僅有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美國第一”政策,還有與中國、歐洲和中東關係的變化。赫爾曼指“儘管加拿大在原則上與美國和墨西哥達成了新的三方協議以取代原有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與美國這一至關重要的關係卻一年比一年緊張”。另外,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和加拿大的反應導致兩國間自蘇聯解體以來關係跌入最低谷,俄羅斯史無前例地拒絕了加拿大外交部長方惠蘭(Chrystia Freeland)入境。

加拿大與沙特阿拉伯的關係也遇到了麻煩,起因是方惠蘭發推文要求沙特立即釋放兩名被判入獄的持不同政見者。雖然加拿大譴責沙特阿拉伯侵犯人權的理由充分,但沙特的回應是驅逐加拿大大使、宣布他是不受歡迎的人,這在外交關係中是除了斷交外最極端的行動。加上加拿大與伊朗在2012年哈珀政府時期就斷絕了外交關係,加拿大在中東兩個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缺席,嚴重削弱了它的中東地區政策。

與此同時,與東歐國家的政治鴻溝繼續擴大,匈牙利和波蘭等國右翼民粹主義復興造成政治分歧和關係緊張。鑒於埃爾多安政府日益專制,土耳其缺乏對民主價值的尊重,也削弱了加拿大作為地區重要參與者和北約盟友的影響力。加拿大三個重要盟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內部政治動蕩也導致對外政策的複雜化,三國都轉向內部處理國內問題,削弱了杜魯多總理就任時尚感堅實和充滿希望的非正式聯盟。

勞倫斯·赫爾曼形容“國際變化使加拿大在一個破碎的世界中努力尋找前進道路,因為舊有的關係和規則被削弱或乾脆消失”。在各個領域發生的巨大變化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如“美國退出全球領導角色、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以及特朗普政府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攻擊等”。“到最後,加拿大發現自己失去了長期的盟友,在很多方面陷於孤立”。

他認為2019年最樂觀的情況是前景不明,但局勢很可能進一步惡化。“只要特朗普繼續執政,美國將繼續成為一個不確定的盟友,特別是在貿易方面。取消美國對加拿大鋼鐵和鋁徵收的國家安全附加費的努力仍然不見成效,美國對加拿大軟木和鋼鐵製品的貿易制裁也在繼續。而繼續實行保護主義的特朗普已經開始尋找替罪羊,以在2020年總統大選前鞏固其政治基礎。加拿大與中國的麻煩也不會輕易、迅速地得到解決,因為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將是長期和複雜的”。

勞倫斯·赫爾曼相信“所有的變化都意味着加拿大長期以來的外交和貿易政策不再有效。2019年國際政治風雲更加詭譎,如何在一個充滿變化和敵意的世界中建立新的戰略框架,是加拿大面臨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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