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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談六四(二):四二六社論激怒學生再次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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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胡耀邦逝世引發大學生自發悼念並成為“六四”天安門慘案的導火索。但這中間50天時間中,中共高層發生了什麼?誰是“六四”鎮壓的決策人?學生運動是否過激而遭致鎮壓?我們今天繼續播出對鮑彤先生的採訪:

鮑彤(右)與趙紫陽(左)1986年合影
鮑彤(右)與趙紫陽(左)1986年合影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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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先生在上次節目中談到:胡耀邦逝世追悼會後,大部分學生陸續回到學校上課,第一次學生上街進入尾聲。趙紫陽4月23日訪問朝鮮前,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開展“社會協商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學生訴求等三點建議,得到包括李鵬在內的中央常委會同意。而這也符合中共13大決議的內容。

但詭異的是,開展“社會協商對話”的決定並未執行,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還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被激怒的學生第二次走上街頭,而且人數更多。

鮑彤先生認為:如果想真正了解從耀邦逝世到六四間50天中,中共決策高層的內幕,就要分清兩次學生上街的不同背景,特別是研究在1989年4月23日到30日,趙紫陽訪朝期間,中共高層鄧李楊三人的所作所為,以下是對鮑彤先生採訪內容:

鮑彤先生:趙紫陽當時講這個話,是根據13大決定。紫陽的以上三條,當時很多人並不知道,但常委是知道的,鄧小平是知道的。誰透露出來的呢?有一個人叫李鵬,是他後來透露出來的。

李鵬有個日記,叫“六四日記”,他是這樣記得:“4月23日下午,我去送紫陽(訪問朝鮮),我問他還有什麼要交代的,他說沒有什麼別的,就是我在常委會上提出的三條,就堅持這三條。”原來,當其他常委同意這三條的時候,李鵬也是同意的。

李鵬不僅同意,而且在日記中記下以下內容:“我送了紫陽上火車,就把喬石同志找到一起,兩人起草一個文件貫徹趙紫陽的提議”,也就是政治局常委的決議。

紫陽的三條是根據13大方針提出來的,而具體在這個問題上,又是得到常委的支持。不僅得到常委支持,也得到李鵬的支持。趙紫陽到朝鮮去的時候,常委有個決定要李鵬代理主持常委會的工作。這個時候,李鵬和紫陽有什麼矛盾嗎?沒有什麼矛盾。他和喬石起草的文件就講了這三條,發到個省市自治區黨委,再發到各個地方,成為全黨統一的認識。

學生回去了,或者在連續回去的過程中,這時肯定有一個人惟恐天下不亂,他覺得如果學生回去了就沒有文章好作了,他就決定要激怒學生,他就說學生是“動亂”。

學生受到這種無端指責當然氣憤,不僅那些曾經到天安門悼念胡耀邦的學生氣憤,而且原來沒到廣場來的學生也氣憤了,也出來了。後來說這是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的“動亂”,再後來是“暴亂”,其實,學生沒有領導沒有組織,學生就是基於義憤,不同意4月26日的社論,不同意鄧小平“動亂”的提法。也就是說:本來按照趙紫陽的三條,是可以解決的問題,鄧小平覺得非要把學生找出來不可。

所以26日社論一發表,27日的時候,那學生不僅去天安門了,而是整個北京。並不是所有大學生都出來,而是所有大學都有大量大批的學生出來,幾乎在大街小巷都有遊行。

天安門我去過兩次,第一次看大家追悼耀邦,氣氛平靜但很沉痛堅毅,覺得耀邦這麼好的人被人搞下去了,耀邦去世了是中國的一大損失。大家是愛戴耀邦,大家關心國家的前途。

4月26日社論說學生是“動亂”,這是誰的意思呢?後來有人說:“是趙紫陽泄露了這個機密。”什麼時候泄露的?據說是趙紫陽在5月16日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泄露的。這完全是恍惚奇談。

4月26日的社論是根據鄧小平旨意寫的,這個話是誰告訴大家的?是李鵬,他已經告訴所有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4月26日社論是根據鄧小平旨意寫的。但後來一些無知的人在那裡胡說,目的是嫁禍於趙紫陽。還用得着趙紫陽嗎?全中國的大學生都知道4月26日社論傳達的是鄧小平的聲音,而這個話是李鵬證實的。還用得着過了20天通過和戈爾巴喬夫談話再來說嗎?根本是開玩笑,完全不尊重事實。

所以學生上街是兩次,兩次都是沒人領導沒人組織的,如果有綱領,那就是共同的意志,共同意志是有的,前一段就是當年耀邦,抗議耀邦這樣好的總書記被鄧小平搞下來了,這是大家的共識。

後來的共識是什麼?就是抗議鄧小平把學生的正義行動說成是“動亂”,誰能組織多少萬甚至幾十萬的學生?哪一個人有這個本事?如果要說有組織者,組織者就是鄧小平!他通過人民日報來激怒全北京的學生,全中國的學生,首先是大學生,也包括中學生。

現在很多人已經忘記了,好像學生一出來就怎麼怎麼的?沒有的。學生剛出來就是追悼耀邦,是自發的,因為耀邦人格的力量跟耀邦下台的悲劇。後來第二次上街呢?是對鄧小平定性的抗議,他把學生的愛國行動和對國家前途的關心說成是“動亂”。

如果當時說是“動亂”“暴亂”,我說唯恐天下不亂的組織者領導者只有一個人,就是:鄧小平。連李鵬本人在23日自己日記中還寫;把紫陽送走後他立即找喬石,積極地把常委決議寫成文件,而且該文件確實是發了。這些都是歷歷在案可以複查的。在4月23日李鵬送紫陽回來,他還沒有想到過要說學生是“動亂”,還沒有想到過以後的事情。

問題發生在後來,現在我只能這樣說:恐怕只有鄧小平一個人是心裡有數的。這就非常像文化大革命,文革時,誰知道文革是什麼東西啊?我看沒有一個人知道,林彪不知道,陳伯達不知道,要被打倒的劉少奇也不知道。全國只有一個人知道,就是它的發動者領導者組織者,毛澤東,他知道。

聽眾朋友;以上是對鮑彤先生採訪的第二部分內容,談1989年胡耀邦逝世到六四屠殺間兩次學生運動的情況。有關對鮑彤先生採訪的其他內容,請留意以後的六四30年紀念專題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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