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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分析

張倫:胡錫進“相對寬鬆自由”背後仍意在強調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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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及其主編胡錫進7月14日通過微信公眾號發表一篇文章標題為“中國和平了太久,以至很多人忘了它的珍貴”。文中談到:“什麼叫好的時代?好的時代第一要和平,第二要發展,第三是相對寬鬆、自由。胡錫進把“相對寬鬆自由”當作好時代的第三個指標,實在難得和罕見,因而受到一些媒體的關注。就這個話題,我們邀請巴黎賽爾其-蓬圖瓦茲大學教授張倫先生與我們進行分析。

法國塞爾奇·蓬多瓦茲大學教授張倫
法國塞爾奇·蓬多瓦茲大學教授張倫 Université de Cergy-Pont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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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連胡錫進這樣的中共黨媒大喉舌都把“相對寬鬆自由”當作好時代的一個指標,這值得重視嗎?

張倫:我不知道胡錫進先生這樣講是出於什麼動機,我們看到這些年胡錫進先生的說法經常有些變來變去的,包括環球時報根據上面的指示說法,你會發現它前後很快會發生一些變化,有時會自相矛盾的。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它是官方對內對外宣傳的陣地。

胡先生的文章我大體看後覺得並沒有特別的新意,主要是以另一種方式說穩定的重要性。他說 “和平了太久,以至很多人忘了它的珍貴”,這無外乎是講穩定很重要。在這種思路中提到發展的重要,當年為了這樣一種穩定能夠持續下去,發展能夠保持,要適當地給人們一些自由,表達的自由。這點可能與過去的一些說法有些不同之處,這兩年他有時偶爾也會有這種表示,這當然是值得歡迎的。任何人只要提到“自由”這兩個字,都是值得歡迎的。

但其中的一些提法還是讓人困惑的,比如他講的“泛自由主義”這個奇怪的提法,就是說人們有選擇生活方式的各種自由。這和多年來中國官方講的“生存權”,“發展權”,“人權”等說法的區別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實事實上有許多事情在真實的現實生活中是很難做區別的,比如你把人家的房子強拆了,這是人家的生存權沒有得到保障呢?還是發展權,公民權沒有得到保障呢?是很難區分的。

說人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那有的年輕人上外國網站聽外國歌曲,傳一些自己喜歡的文章,你就給人刪網,請人喝茶。你說這是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呢?還是政治表達的自由?或者一般公民表達的自由?有時是很難區分的。這裡還沒有提到政治權利,談不到選擇國家領導人。當然中國大部分人還是希望有一天能夠選擇自己喜歡的政治領導人。

這些還不涉及當下人們感到最厭煩的一些東西,最厭煩的東西恰恰是有關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是按照官方設定的各種各樣的道德標準,否則就被減分不是官方定義的好公民,等等。我就不知道官方怎麼自圓其說了。

法廣:最近中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局勢非常嚴峻,人們看到更多的是對自由表達的嚴厲打壓,在這個時候,胡錫進談相對寬鬆、自由,是不是仍然在為專制政權開脫呢?

張倫:我想這是一定的了,現在的局勢確實非常嚴峻,中國官方比任何人,比我們都了解的更加清楚。體制的剛性,不希望看到出問題,那隻能用強制控制的方式來消除危機,這些方式看來是越來越嚴厲了,肯定是與面臨的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相關的。

(附胡錫進原文,來源:環球時報微信轉自胡錫進微信公眾號)

胡錫進:中國和平了太久,以至很多人忘了它的珍貴

什麼叫好的時代?對老百姓來說,我認為好的時代第一要和平。

中國和平很久了,很多人已經覺得它理所當然,忘了它的珍貴。其實像中國這樣的崛起大國,保持了和平發展實屬萬幸。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有過強勁崛起經歷的,德國、日本和蘇聯應當算是代表。那些國家都經歷了什麼已為世人皆知。中國繞開了它們的命運,成為近代史上第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一個極低的概率被中國抓住了。

好時代的第二個指標是要發展,發展會帶來財富和全社會積極向上的氛圍,會給社會成員平均更多的成功機會。關於這方面,算得上是當代中國總體上的強項,大家也比較熟悉,老胡就不多說了。

好時代的第三個指標是相對寬鬆、自由。這方面爭議比較多。我是這樣看的。

對老百姓來說,自由的基本含義是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一個人需要有選擇居住地、就業以及自主決定人生重大選擇的權利,他(她)不被強制依附於某個力量和體系。人們通過正常工作獲得的經濟資源越多,他們的自我選擇性越強,不具有政治含義的“泛自由主義”越容易在全社會滋長,我認為中國的泛自由主義是這些年才真正逐漸形成的。大多數人的生活不再極度拮據,生活不再僅僅是辛苦地活着,有了更多欣賞和享受生活的成分,出國旅遊甚至移民逐漸變得輕鬆起來,這些提供了大量過去不曾有過的自由空間。

真正的爭議其實發生在政治及輿論層面的“自由度”上。這涉及到憲法層面的一些根本認識,也涉及到中國圍繞發展道路的重大探索。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中西體制的差異,西方對中國維持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壓力,中國抵禦這種壓力成為保護國家和平與發展的必然反應。中國意識形態層面的事情始終無法“正常化”或者說“常態化”,中西博弈和鬥爭註定要給它留下深刻烙印。

中國的意識形態建設不得不照顧國家當前的戰略任務,與國家實現安全與發展的目標相配合。至於在多大程度上開展這種配合,如何在開展這種配合的同時盡量滿足公眾對寬鬆輿論環境的期望,這是需要反覆探索、不斷加以平衡的。我個人主張,這種探索可以隨着國力的增強更放開些。

我相信,中國的綜合發展越成功,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取得的建設成就越具有說服力,全社會的政治共識越強大,中國在同美國及西方的博弈中擁有越多主動權,中國意識形態實現“正常化”的條件就將越充分。所以很多事情可能不是需要急急忙忙定性的,而是需要平穩加以過渡的。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斷實現綜合進步,讓當代老百姓的生活獲得更多的幸福指標,或許是最重要的。沒有一代人的日子可以說是完美的,特別是對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但中國一定要做到後一代人比前一代人過得更好,這是每一個時代都必須認真履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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