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起，由於敘利亞內戰加重及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在中東地區迅速崛起，導致數以百萬計以敘利亞人為主的中東平民背井離鄉開啟了逃亡之旅，以歐盟為框架的歐洲各國遭遇了自二戰結束以來最為嚴重的難民危機。然而在近3年後，正當入歐外國公民人數較危機高峰期呈現明顯下降趨勢，由“水瓶座號”地中海難民救援船申請停靠意大利等國反常遭拒，所引發歐洲各國之間就難民收留問題的外交摩擦和相互指責則顯露出歐洲難民危機遠未結束，歐盟體制本身的存在也正在受到該問題的嚴重衝擊。
最初出於人道主義援助等因素考慮而做出歡迎難民決定，並受到當時世界多方讚譽的德國總理默克爾當下，也面臨著來自盟友基民盟要求更加嚴管非法移民的最後通牒，及德國現政府或因而此垮台的危機。另在美國方面，剛剛宣布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特朗普則奉行與默克爾，在處理外來外國人口問題上截然不同的政策。為了堅決履行其競選承諾，他也罕見的以執行法律的名義下令，將在美墨邊境把數千名移民和兒童與父母強行分離，引發國內外輿論嘩然。
他在此前還不忘有違國際慣例，及干涉他國內政的嫌疑，通過推特向因難民問題處於困境的默克爾發起新一輪的攻擊，目標直指德國執政聯盟瀕臨反目，特朗普稱：“德國人民正在反對他們的領導層…德國的犯罪率大幅上升。歐洲各地犯了大錯，讓數百萬人如此劇烈而暴力地改變他們的文化！” 與此同時，在西方左右派政治領袖為這一問題爭論不休時，各國民眾之間特別是西方接待國選民中自身看待這一問題的觀點也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和分歧。
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是移民還是難民，外國人口流入他國將繼續成為全球主要面臨的挑戰和應繼續得到突破的全球化下的瓶頸性問題。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目前各國政府對在自家門口前，誰是受到國際法保護的難民和誰是應受到阻止的非法移民各持一詞，特別是對於那些來自非敘利亞等，國內困境被廣為人知的國家但同樣遭遇迫害的人來說，他們的庇護申請則通常會遇到更多問題。從法律角度來講，這則是由於國際社會上一次對公認的難民定義做出修改，已經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情了。而以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和1967年《難民議定書》為基礎，作為對離鄉者是否系難民和在外國申請庇護的判斷，其框剪已遠遠脫離了當下這個全球化的世界。
上述公約主要針對遭到人為政治迫害、出於畏懼不願受到本國保護的人群。但諸如由天災、戰爭或其他社會經濟因素所迫使出國的流民嚴格地說，並不能受到上述國際公約的保護。因此，全球144個相應締約國，也無需向他們提供包含身份證件和居住權，及受到接待國正當法律程序審判等公約規定的權利。然而，世界卻在稍後的51年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各種問題和危機的引發，也不再是國家性甚至區域性所產生的。舉例來說，在全球化的框架下，一個住在墨西哥南部農民的競爭對手不再是當地的村民，而是在邊境另一邊早已完成機械化的美國農民和跨國食品公司。
在傳統生存手段收益無法滿足家庭需求後，像這樣的人就會看到邊境另一邊那裡的人們過着富足生活，而做出成為非法移民入境美國的決定。這樣的人雖然根據國際公約和美國法律不能滿足在美國成為難民的標準，但這不能否定全球南北巨大貧富差異，及全球貿易供應鏈跨度過大，造成發達國家以消耗發展中國家生態、人力和經濟資源滿足自身需求為模式，並給當地人造成惡略後果現象的普遍存在。
這還尚未考慮自然災害、戰爭等因素，及應由發達國家承擔主要責任的全球氣候變暖正在及將會在未來給氣候變化防治薄弱國家，同樣通常也是移民來源國們所造成的傷害。因此，如若希望從法理上解決在當下對難民和移民定義的分歧，並將他們的對應人群應對新興挑戰進行現代化，各國就必須在國際層面取得新的共識。
而這則在現如今，全球政治方向大多“右轉”，諸如特朗普，歐爾班等反移民鬥士掌權的情況下則顯得近乎無望。與此同時，由於西方國家領導人大多都受到選民投票的約束，國內憲法又保證反對聲音的合法存在，就算有限度支持接待外國人的政治家則必定會面臨右翼民粹主義和反對選票的衝擊。而特朗普們則可以要麼以譴責難民或移民，來掩蓋其他國內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要麼通過在民間造勢獲得認可，並採取極端的辦法將他們擋在國門的牆外。
然而，無論是理性接待還是消極驅趕，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難民和移民問題的出現，例如德國政府此前與土耳其達成的緩衝難民就地接待協議，性質上也不過只是在特朗普建牆基礎上的緩兵之計。排除國際公約規定下的難民人群不算，對於西方社會和甚至包括中國等其他尚未受到這波難民潮衝擊的國家來說，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難民和移民的來源，及其所需的政治意志和各項投入、現有對應政策改革則應是各方接下來必須討論和努力的焦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