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左派知識分子看來，有些觀念是天然正當的，但是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這些觀念，會造成神話與現實的分裂。雷蒙阿隆冷靜清晰地分析了三個最重要的觀念，左派、大革命和無產階級，指出這些觀念所包含的複雜的含義。
問：上次我們已經談到左派這個觀念與它的傳統價值訴求背離了。
答：對，我們今天接着分析。在阿隆看來，獨裁政權，會在代議制政體與對政府行為的需求相衝突時得手。因為代議制政府的辯論繁多，議程冗長，決議不能有效貫徹，而專制政體適合於集中國力於專一目標，因此在愚眾看來，寧願“犧牲政治自由，來換取行動上的活力”。但是，聽友們一定要記住，這種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思路，並不問所謂大事是好是壞，是造就全體國民的福祉，還是造就全民族的災難。從歷史上看，專制政權的行動活力，往往會把民族帶入浩劫。外有納粹德國，內有中國文革，都是典型的例證。希特勒之得勢，是因為魏瑪共和國相對於納粹黨的行動力，顯得軟弱與無效。而希特勒的體制，“把政黨與國家混為一體，控制其他獨立的組織，讓強詞奪理的教條成為國家信條，憑藉暴力，讓警察有不受限制的權力”。這種黨國一體的警察國家，會顯示出行動的果斷有效，但這種所謂的決斷性，把國家帶入了毀滅。雷蒙阿隆問道：“所謂的右派法西斯，與所謂的左派蘇聯，難道沒有在這種極權主義中殊途同歸嗎？”熟悉蘇俄共產制度的人，大多數都知道，這看似是左右的兩極，在實質上是完全一樣的，因為它們都“否認各種自由的和個人的價值觀念。而這些觀念是啟蒙運動所極力倡導的，為的是反對權力專斷和教會矇昧主義”。而納粹主義的極右政權，和布爾什維克的左派政權，都獨佔發布信息的權力，也就是限制言論與思想自由，因為它們必須掩蓋它們給人民的許諾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阿隆特別對布爾什維克的政權發問：“一個實現計畫經濟的社會，除了是一個專制國家之外，還可能是其他類型的國家嗎？”
問：這個問題提得相當尖銳啊！
答：是的。阿隆隨即指出，一旦號稱左派的革命者掌握了政權，例如蘇俄那樣，你會發現“左派代表的，不是與權力對立的自由，或與特權者對立的人民，而是一種與另一種權力對立的權力，一個與另一個特權階級對立的特權階級”。雷蒙阿隆在寫作《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時，吉拉斯正在寫那部分析蘇俄制度的名著《新階級》。阿隆並沒有看到這部書，但是他卻能夠和吉拉斯得出一樣的結論，這是很讓人佩服的。因為吉拉斯這個人曾經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第二把手，政治局常委，黨的第二書記，是真正的圈內核心人物。所以他對蘇俄制度的分析並不令人奇怪，而阿隆卻是一個遠離蘇俄制度的自由知識分子，僅憑他的深厚的理論修養，和對歷史事件的洞察，就能抓住蘇俄制度的實質。在他看來，“左派自稱代表着人民，並抨擊暴君。在左派看來，托拉斯的老闆就是現代的領主，他們主宰着普通人的命運，並與公眾利益作對，左翼黨派採用的解決方法，不是解散托拉斯，而是轉由國家來控制工業部門和大型企業”。這種由某一政治集團，由國家名義來實行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控制時，常常冠以國企、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這樣的名稱。但是這種所謂的國有化“只是導致了特權者之間的力量配置的變動，它們既沒有提高窮人和弱者的地位，也沒有降低富人和強者的地位。阿隆的意思是，那些以左派之名上台掌權的人，成為社會中的新強者，用吉拉斯的概念，這是一個新階級。“這個階級是由那些壟斷行政大權而享有種種特權和經濟優先權的人們構成”，黨是這個階級的核心和基礎。“黨籍就表示屬於一個特殊階級的人，而黨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權的剝削者和主人”。這就是阿隆所要揭穿的“左派的神話”。左派所倡導的，由國家主導的經濟生活，不僅不能實現他們所承諾的一個平等社會，反而會造成新的不平等。而這個不平等是很難變化的。所以極權主義之下的不平等，同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由競爭的不平等，有性質上的不同，因為它造成了實際上的奴役。
問：阿隆的分析，應該指出了左派理想和現實的背離，似乎革命者背叛了革命所追求的道德理想。
答：你總結得很準確。雷蒙阿隆隨之就分析革命的神話。他指出，在法國的思想傳統中，革命一詞有一種未經論證的天然合理性。因為革命這個詞同法國啟蒙主義的傳統，同啟蒙哲人們相信的進步，相信人類社會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由舊形態進入新形態相關。原則上，法國傳統思想是相信人類會掙脫枷鎖，走向自由，而且法國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就是我們在講托克維爾的時候，曾經給聽友們介紹過的，文人在社會中比政治家更有影響力。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是文人擔當了政治家的責任。可是文人又有一種天生的弱點，阿隆指出：“對於在政治領域尋求消遣，尋求崇拜的對象，或投機題材的文人而言，改革令人厭煩，而革命卻令人激動。前者庸常乏味，後者詩意盎然”。阿隆接着問：“革命值得人們如此頌揚嗎？”他從社會學的角度，給革命下了一個定義：“革命指的是通過暴力，快速地以一個政權取代另一個政權。革命現象的基本特徵是，一小部分人通過無情地剷除對手獲取政權，創設新的政體，並夢想着改變整個民族的面貌”。因此革命在左派的觀念中，是和暴力分不開的。阿隆隨後就指出，革命自身有一種致命的缺陷。首先，暴力革命所創設的政權，往往都是專制政權。它在行使權力的時候，不受法律約束，它表達的是一小撮人，也就是那個發動革命的小集團的利益，它不會也不可能去關心社會中其他階層的利益。其次，通過暴力奪取與行使的權力，它一定是認為談判或妥協無法解決社會衝突，也就是說，它一定要以民主程序的失敗為前提，所以在左派的意識形態中，革命與現代民主一定是互相排斥的。阿隆在這兒對法國人有一個著名的批評，他說：“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法國人都能使自己享受革命帶來的快樂，他們卻沒有能力去實現與最美好的理想相符合的各種改革”。我們看看當前法國的某些社會運動，就能判斷當年阿隆的判斷多麼準確。他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阿隆是一個深刻的歷史學家，他考察法國的歷史和制度的變遷，他說：“法國人醉心於思想觀念，對政治制度的建設卻不大上心，熱衷於毫不留情地批判政客們的私生活，卻拒絕對政治進行理性的思考。法國人是口頭上的革命派，行動上的保守派”。他這是在說，法國人喜歡進行口號明確的革命行動，卻對那一點一滴的實際上的改革總是心存抗拒。在真正的變革中，你能發現態度最激烈的革命派，其實骨子裡是最保守的。阿隆的這個分析，是有深厚的、豐富的歷史材料做證明的。在法國歷史上，我們能指出多次推倒重來的革命，卻很少能找到不動聲色、紮紮實實的改良。
問：馬克思似乎就看出了法國人這種革命本性。
答：對，馬克思有好幾部著作，就專門講法國的各類革命，像《一八四八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路易－波拿巴特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都是關於法國革命的專論。不過雷蒙阿隆卻認為，儘管馬克思分析了法國革命，但其實他所設想的那種革命，並沒有在法國發生。阿隆說：“馬克思當年所設想的革命，至今沒有發生，不管是生產力的發展，還是工人階級的成熟，都沒有導致資本主義被意識到自身使命的勞動者所推翻。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如同過去的所有革命一樣，只是由一個精英集團通過暴力取代另一個精英集團。這樣的革命，並未呈現出任何非同尋常的特徵，能使人歡呼史前史的結束”。他這實際上是指明，以無產階級革命為名進行的蘇俄式的革命並不是什麼新紀元的開始。我們下次再接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