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啟蒙哲人們的活動，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公共領域，皮埃爾·培爾稱之為“文字共和國”（Republique Lettres）。這是人類精神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所謂文字共和國，並非一個固定的實體，而是啟蒙哲人們在精神上自由交流形成的一個“引力場”。這個引力場中的價值觀，成為國家行為、社會準則的評判標準，以極大的影響力引領社會的變化發展。
問：前幾次，你談到啟蒙哲人們關注的問題，我們知道這些問題並不是抽象的純粹概念遊戲，而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那麼這個過程是如何實現的？
答：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是多方面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引起工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提高生產效率，推動商業興旺和社會日常生活的變化。但是這個過程是緩慢的、不易察覺的。社會劇烈變動倒往往是因為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某些觀念經由啟蒙哲人們闡發、弘揚，一下子佔據人的頭腦，彷彿一道光照亮黑暗，從前認為天經地義的觀念，在光照之下變得醜陋邪惡，讓人完全不能忍受。這些光照往往來自卓越的思想家們的著作、言論，而且常常不是來自一個人，而是來自一批人。這批人同氣相求，在重大問題上一同闡發，也包括不同的觀點，彼此爭辯。這些爭論也同樣影響社會。伏爾泰曾用最惡毒的話攻擊盧梭，但私下裡又對盧梭的觀點大表贊成。社會上有這樣一批天才學者和傑出的思想家，各個筆下風雲，當然會吸引社會各個階層精英的關注，讀他們的作品，被他們說服，跟他們走。培爾稱這個借文字的威力，同心協力影響社會的文人群體為“文字共和國”。有人乾脆管文字共和國叫“文人共和國”，不過這個文人共和國可不是個互相吹捧的文人小圈子，它實際上是個公共領域，這個公共領域是一個思想平台，啟蒙哲人們無論思想觀點有什麼分歧，有一點絕對一致，就是崇尚智性、反對矇昧。換句話說，就是要聰明，不要愚蠢。因為在他們看來，一切邪惡的行為都建立在愚蠢之上，或建立在對愚蠢的利用之上。聽友們可以想一想薄伽丘的《十日談》，那些勾引良家婦女、引人犯罪的教士們，都是利用對象的懵懂愚蠢而得手。啟蒙哲人們認為，在社會政治領域裡也一樣，民眾越愚昧，統治者就越殘暴。在啟蒙時代還沒有出現知識分子這個詞兒，但後世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已經體現在啟蒙哲人身上。這就是知識人所應具有的批判性的思維。
問：你說的這個批判性和啟蒙，似乎在某些意義上是一致的。
答：對，批判就是對當下習以為常的觀念進行分析和評價。啟蒙時代的那些哲人們，在批判中確立了一些觀念，他們要把這些觀念確立為社會精神領域中的新原則，並用這種新原則來培育出具有新觀念的人。所以這種批判帶有很強烈的教育性。康德、洛克都有專門論教育的著作，盧梭的名著《愛彌爾》就是談如何教育、培養新人。教育在中國古代就叫做開蒙，所以教育是啟蒙的重要一環，中國五四前後廢科舉、興新學，幾乎是最重要的任務。也就是文字共和國動員說服社會的最有效的手段，當時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就組成了一個“文字共和國”。看看啟蒙時代的歐洲，那些啟蒙運動影響大的地方，紛紛出現了脫離教會的獨立的教育科研機構，比如倫敦的皇家學會、巴黎的科學院、那不勒斯的科學院等等。但是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啟蒙哲人們的各類聚會地點，比如沙龍、酒吧、劇院等等，這些地方發揮的影響力，比正式的學院還要大。比如孟德斯鳩就是在旺多姆廣場旁邊的一個中樓里講解他的法學思想。伏爾泰更是沙龍明星，像奧德翁旁的酒吧，當年富蘭克林就曾是那裡的常客。在這些文人聚會場所，哲人高士各抒己見，彼此贊成或者爭論，他們的談話被人記下來，迅速傳播出去，在那些貴族沙龍中的討論會傳入宮廷，對執政者產生影響。一些貴夫人像追時髦一樣追隨這些新思想，像路易十五的寵妃蓬巴杜夫人就是百科全書的支持者。在這樣的沙龍氣氛中，啟蒙哲人們充當了文字共和國的代言人，並且培養出一種極重要的精神氣質，就是交談中的寬容。這被稱作“對話的藝術”(Art de conversation)，無論觀點多麼對立，對話都會文雅、禮貌地進行。雙方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都會不斷地給對方表達觀點的機會。盛傳的伏爾泰的那句名言“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觀點的權利”，這話到底是不是伏爾泰所說，還是有爭論的。但是它確實完美地表達出啟蒙時代，文字共和國的基本規則和精神氣質。
問：啟蒙哲人們留下的這個精神遺產真是太重要了。社會自由的擴展，個人的權利和尊嚴的實現，文明的不斷演進，都和這份精神遺產有關。
答：確實如此。你看一個社會是不是一個文明社會，不是看它的GDP是多少，經濟總量有多大，錢袋有多滿，而要看這個國家中，個人的自由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結社出版自由等等，有沒有保障。一個社會成員的尊嚴，表現在作為一個公民，他能平等地參與對國家大政方針的意見。若是不能，那麼你這個社會的個人，還不能算是完整意義上的人，而只是統治者眼中的無形的質料，只能用來堆積統治者的金字塔。你的經濟總量越大，你的野蠻度越高。所以蘇格拉底曾經斥責某些希臘城邦的統治者，說他們只關心用財富堆滿城市，卻不知美德為何物。所以所謂文字共和國，意味着文人、哲士，十九世紀之後有了知識分子這個詞兒，他們要自覺地承擔起批判的責任，就像康德所強調的，理性的任務在於讓人的精神探求，永遠處於開放的狀態。漢娜·阿倫特在分析康德的政治哲學時說，一旦人發表意見的自由受到了威脅，理性人，就是啟蒙時代人們所稱之為文字共和國的公民，必須挺身反抗。別忘了狄德羅和伏爾泰都坐過監獄，原因千奇百怪，但說到底，是他們履行了文字共和國公民的義務。
問：看來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所包涵的內容，在啟蒙哲人身上已經具備。今天我們常說的知識分子的使命和責任，實際上仍然是啟蒙的傳統。
答：我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