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孟德斯鳩是啟蒙哲人中，對後世國家政治生活影響極大的人。他是現代法學理論的奠基人，是現代國家結構的創建者。提起現代國家制度，幾乎無人不知“三權分立”這個概念，它便是在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8- 01-1689--- 10-O2-1755 ).的手中完成的。當今人類社會在政治制度建設中，自由與專制的抉擇，文明與野蠻的抉擇，仍然圍繞着孟德斯鳩的思想爭鬥不休。
問：今天我們開始給聽友們逐個介紹啟蒙哲人的生平與思想。這些思想巨人們各有特色，可以說他們是構成現代世界思想圖景的不同色調，豐富又變化多端。
答：我想我們今天所用來思考問題的一些重要概念，用來評價人的行為的一些標準，很多來自啟蒙哲人的思想。在社會政治制度建設的領域中，孟德斯鳩是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和我們中國的啟蒙運動關係也極緊密。1909年，嚴復先生就翻譯了孟德斯鳩的名著《論法的精神》。嚴復的譯名為《法意》，這個意字的含義既有法律的意義，也有精神實質的意思，是很貼切的。1909年，那還是辛亥革命前，這就表明了中國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也是藉助於啟蒙思想的，可惜這個過程至今未能完成。
好，我們還是從孟德斯鳩的生平講起吧。孟德斯鳩1689年1月18日 出生在波爾多附近的拉布雷特莊園，他的家族是一個門第悠遠的貴族。孟德斯鳩很為他的貴族出身驕傲，但是他又具有很強烈的平等觀念，他說：“出身高貴很幸福，出身低微也並非不幸。厄運對貴賤一視同仁”。他推崇的是一位至尊至貴的王子，在發現自己的生身之父是個牧羊人時，絲毫不覺臉紅。我們應該知道，在歐洲，一個貴族，並不意味着有特權為非作歹，生活驕奢淫逸，而意味着肩負着對社會的責任，肩負着創造和捍衛高尚、優雅文化的責任。他們要遵奉克己助人的美德，表現出見義勇為、除暴安良的俠義精神。就算你出身高貴，但如果你不知貴族的榮譽來自為國家做出貢獻，而只知過放縱寄生的生活，那就會為本階層和社會看不起。歐洲有蒙田、孟德斯鳩這些知道自己責任的貴族，他們是人類精神文化的創造者。托克維爾把歐洲貴族的興衰當作研究歐洲社會發展變化的線索，他甚至認為，貴族向平民的認同和轉化，是促進民主政治發展的要素之一。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正是孟德斯鳩這樣的貴族，構想出現代民主政制的國家形式。啟蒙哲人中有不少出身貴族的人，他們對推動啟蒙運動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問：孟德斯鳩出生時，已到了路易十四統治的末期，當時法國社會的狀況很糟糕。
答：是這樣，所以費內龍說：“整個法國就是一個巨大的、荒涼的、缺醫少藥的醫院”。路易十四死後，年幼的路易十五繼位，但國家實際上交給了奧爾良公爵菲利浦攝政。孟德斯鳩成長活動在攝政時代，攝政時代有一個特點，就是巴黎高等法院恢復了權威，這個權威在路易十四時代基本上被絕對君權所取締。可奧爾良公爵的攝政地位卻是由巴黎高等法院確立的。孟德斯鳩在少年時即被家長決定要從事法律這一行。他在波爾多大學攻讀了四年法律，1709-1713 期間，他在巴黎為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師做助手，親眼目睹巴黎高等法院的運作。在此期間，孟德斯鳩深入研究了羅馬法，他留下了一部法律學習筆記，詳細摘錄了《查士丁尼法律彙編》。我們知道構成人類社會法律基礎的羅馬法，就是在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指導下完成的。可以說他對法律精神的思考是從羅馬法出發的。但是和一個普通的吃法律飯的法官律師不同，孟德斯鳩對法律的思考要廣泛深入得多。
問：是的，是這樣。讀孟德斯鳩的著作，他談法律有更廣闊的人文和歷史的眼光。
答：他關注的其實是法律文化和法哲學。我們可以從他當時所作的兩件事情中，看出他與眾不同之處。其一是他寫了一篇文章《論西塞羅》。在這篇文章中，他說：“在所有古人中，西塞羅最值得敬重，我更喜歡和他相像。他的性格比誰都高尚、偉大。他對榮譽的熱愛無人可以比擬。他為自己爭得的榮譽比任何人更為堅實”。那麼西塞羅為什麼吸引了孟德斯鳩呢？我想，是因為西塞羅首先獻身法律，然後才進入羅馬政治生活。他把遵守法律看作政治人物的行為準則。他在公元前80年為羅斯基烏斯辯護時大膽地抨擊當時羅馬的獨裁者蘇拉。在西塞羅的思想中，一個政治家有再大的權勢，也不能脫離法律的約束，因為法律的基礎是自然中的最高理性。這個最高的理性其實就是神性，它適用於所有的時代，所有的民族，它是永恆不變的，高於個別的統治者。在西塞羅的名著《論法律》中，他明確地說：“凡被自然賦予理性者，自然賦予他的必然是正確的理性，因此也賦予了他法律”。我們從孟德斯鳩那裡，能夠很清楚地看出這種法律高於權勢的思想。關於自然法的思想，我們前面曾給聽友們介紹過，在介紹西方法律思想時，我們會經常碰到這個話題。第二件事兒，就是孟德斯鳩在巴黎結識了一個中國人，這個人叫黃嘉略。從這個中國人那裡他得到了許多東方政制的知識，他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分析，就得益於他與黃嘉略的交談。
問：啟蒙時代的許多思想家，都特別關注東方，他們的視野已不局限在歐洲，已經開始有了世界眼光。
答：這可以說是個風尚。比如重農主義的代表魁奈寫過一部書《中國的專制制度》，對中國的政治體制說了不少好話，甚至還要讓歐洲人去學習中國的重農主義思想。結果他被人稱為法國的孔夫子。伏爾泰也對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學很稱讚，他甚至以元雜劇《趙氏孤兒》為題材，改寫了一部五幕道德劇《中國孤兒》。與這一片讚揚聲不同，孟德斯鳩在同黃嘉略的交談中，詳細記載了他所關心的中國的問題。作為一位偉大的研究者，他理出了十幾個方面的問題來問黃，比如中國的宗教是怎麼回事兒？漢語的結構？中國人的性格？中國歷史演進的解釋？中國政制如何建構？中國有沒有科學？中國的禮儀等等。每次談完話，他都會尋找相關材料核實比較，最後在《論法的精神》這部專著中，他把中國歸為專制國家的典型。不過，在他的《隨想錄》中，他對中國的判斷有點兒吃不準，他詳細記載了他的疑慮。這段思考很有意思，首先，從中國君主權力無限的角度看，它是明顯的專制政體。但是中國又存在着監察制度，有言官這類設置，可以風聞上奏。文官群體對皇帝有一定的制約力量，這又有點像個共和政體。從儒家講究以德治國，講究仁愛而言，它又不是一個完全殘暴的專制政體，而且中國有成文法，也有審判制度，又有點像君主政體。孟德斯鳩感覺中國很難明確歸入哪一類，他說，這大概是個混合政體吧。當時來華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回到歐洲後對中國大唱讚歌，所以孟德斯鳩也犯疑惑，因為在他的思想中，專制政體是最邪惡的政體，所以他自問自答地說：“如果說中國因幅員遼闊而是一個專制國家，那麼可以說它是個最好的專制國家”。其實，如果對中國的專制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對專制政體的一般性的判斷仍然是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