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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文:香港與大陸最大差異是政治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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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個月前,6月12號是香港轟轟烈烈的反送中運動的轉折點。當天,香港立法會不顧三天前百萬港人上街和平遊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堅持繼續審議對條例進行審議,從而導致近萬名反對者在立法會外抗議,進而遭到警方強力驅散,當局出動防暴警察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及橡膠子彈。數十人被送醫院救治。原定於上午11點開始的立法會,議員會議,延期舉行。港府將此次抗議定性為”暴動“,示威者是“暴徒”,引起香港社會更大的反彈。

香港立法會清場之後。
香港立法會清場之後。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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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以來,事件持續發展發展,演變為主權回顧22年以來最大的社會和政治危機,特首林正月娥已經宣布逃犯條例“壽終正寢”,但抗議者壓力不減,繼續要求港府正式撤銷條例,撤銷對612事件為暴動的定性,要求林正月娥下台等五項要求。林鄭月娥也成為香港和北京之間的夾心餅乾,地位岌岌可危。反送中成為港人爭取更多民主的象徵。

我們專訪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的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先生,請他談談這次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前因後果及其影響。

法廣:你如何評價特首林正月娥的表現?從這次反送中運動看,她對香港民意和反彈度的估計都有很大問題。

高敬文:林正月娥跟香港老百姓之間有很大距離,她很不了解香港人。她的問題是 ,上台以來靠北京靠得太多,她用的是粵語,但她說的話越來越北京化,說話方式也很像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所以,她想推動修訂《逃犯條例時》,沒有聽外面的意見。雖然(6月9號)有一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但她還是很固執,不願意做出改變,一直等到6月12號比較暴力的示威遊行後,她才開始考慮停止法案的審議過程。

法廣:林鄭月娥對民意的誤判讓事態進一步惡化。但您在香港對中國和香港社會政治進行觀察和研究,有沒有預料到此次反送中運動調動大量年輕人反彈局面的出現?

高敬文:我想這不是一天促成的事。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佔中79天也沒有什麼結果,很多人都有失敗和沒有希望的挫折感。而且,雨傘運動後,中國政府對香港事務干涉也越來越多,比如,在選舉時,北京不喜歡本土候選人,會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另外,他們也做出很多決定,包括綁架香港銅鑼灣書店店員,綁架企業家肖建華……當香港政府認為民族黨違法時,通過打壓黑社會的法律將其定位非法政黨。可以說,三年以來,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北京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代表處  中聯辦一起工作,打壓香港的自由。所以,我認為引渡法不是結果,而是一個緣由。大家覺得政府太不像話,根本不理老百姓的想法,所以從今年六月份以來就進行抗議,但實際上,我想這個抗議超越了引渡法的範疇,是對香港的高度自治權越來越縮小的不滿,所以,他們決定做出反應,以免“一國兩制”制度逐漸邊緣化。

法廣:和1997年相比,你看到的香港社會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高敬文:從政治的角度看,香港的政府比較不獨立,自治權越來越窄,越來越小,中聯部在後邊實際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沒有任何一個重要的決定是香港政府自己做出來的,中聯部說什麼就怎麼做,完全沒有自己的選擇,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香港老百姓也強調要保持自己的地位,保持他們的自由,所以他們很擔心,如果中央政府要把香港變成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的話,與“一國兩制”就有很大區別。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央政府覺得香港人太獨立了,他們也不夠愛國,與其他中國人不太一樣,所以他們要強調“一國”,認為“一國“比“兩制”重要,但是香港人反而覺得”兩制“比“一國”重要,所以這個問題我認為很難解決。

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還是香港與大陸的政治價值觀的不同,香港價值觀是自由主義。要承認自由主義的環境是在英國殖民時代發展起來的,中國中央政府說殖民時代缺乏民主,這一點並不完全正確,因為當時如果說沒有民主,也是因為老百姓並沒有要求選舉的壓力,而且,英國時代有獨立的司法和法院,這個傳統一直持續了下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輿論和所謂的政治自由,這些自由都是香港人希望繼續保持的,比如香港現在是多黨制,有自由選舉,儘管這種選舉的重要性有限,一半是民主選舉,另一半是工黨的行業精英代表,但我想大陸老百姓的政治價值觀受共產黨的影響很多,這個矛盾很難解決。

感謝高敬文先生接受法廣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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