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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小龍:陳超探長用悲劇的眼光看待案件和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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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作家從2000年英文版的偵探小說《紅英之死》成功出版後,十幾年來一直是最受歐美讀者歡迎的華裔作家之一,他的系列偵探小說中的主角  陳超探長的形象也廣為人知。讀者也不難發現,在裘小龍的書中,偵探只是形式,中國幾十年來的變遷的故事才是實質。可以說,裘小龍的小說是讀者了解中國社會的一個非常具有創意性的窗口。

裘小龍最新作品法文版封面
裘小龍最新作品法文版封面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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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新書法文版《Chine,retiens ton souffle》(中文暫譯《中國,屏住呼吸》)在法國出版(Liana Levi 出版社)之際,裘小龍接受了法廣的專訪。

法廣:這本新書通過陳超探長對發生在上海的幾起謀殺案的偵破過程,不僅讓讀者感到空氣污染造成的霧霾,也讓人深深感到更令人窒息的政治和社會壓力造成的更大的陰霾,您在寫的過程中有沒有感受到這一點?

裘小龍:我在書中也通過主人公的口說過,不僅僅是空氣和水的污染,也可以說大家的頭腦都在受到污染。

因為在中國,污染不是一個人的事情,這麼多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整個環境,為什麼?孔夫子曾講過“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確有些事情不能做,但現在,只要GDP能上去,什麼都可以做,至於子孫後代的生存環境都不在他們考慮的範圍內。這是非常令人擔心的一個事情。政府喊治理污染也有十幾年之久了,但只有在召開APEC這樣的大型國際活動時肯定會出現藍天,從另一個方面也可以看到,他們只要想,也一定能做到,但為什麼就不做呢?可以說,現在情況越來越糟。比如,我現在回中國每次都一定會感冒咳嗽,回到美國基本就好了。這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空氣是人生存所不可缺少的,至少要保證給人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

法廣:從主角陳超探長等人破案的過程中遇到的種種政治阻力,可以清楚的感到除了生態災難的考慮外,您對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也有相當的關注度。

裘小龍:是的。因為我認為,如果你要探討一個環境污染的問題,或者破案的過程中,都不可能僅僅關注這個問題,而必須考慮到案子發生,污染產生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否則就永遠得不到答案,但如果要真正這樣做的話,就會遇到阻力。我的主人公就會立刻面臨這些問題。但你真的能回答這些問題嗎?哪怕他知道這些問題,但都是不能見諸於報端的。陳超探長可能必須要瞞着上司行動,否則他將完全無法作為。他有時也會為了做出的妥協感到痛苦,但為了做一小步想做的事,就必須在更大的問題上做出妥協。

所以,我書中的主人公也可以說是一個精神分裂的人物。一方面,他在體制內部,還有一部分人相信他,讓他來負責案件調查,但他同時也很清楚,一些矛盾的本身說到底也還是在體制內部,這是他不能碰的,所以他就很痛苦。

法廣:詩歌和中國傳統文化是您的小說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為什麼?

裘小龍:我個人很喜歡詩歌,儘管我的書用英文寫,但我希望將中國文化中的一些傳統的東西寫到書中。比如,中國的經典文學中,比如《紅樓夢》都有大量詩歌的成分。我認為這非常好,因為這種方式可以帶來一種抒情的強度。雖然小說的敘事不一定要抒情,但是在抒情的時候用一首詩來表達,我認為這是很好的一種做法。

對這個探長來說,我認為還有另一個考慮的層面:因為最初我並沒想到要寫偵探小說,我的主人公就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後來逐漸演變成偵探小說,進一步演變成系列。我希望主人公在看案子的時候,不僅僅是從警察和公安的角度來看,同時也要有詩人的眼光看待這個悲劇為什麼會發生,有時候,這兩個角度是矛盾的,作為公安,有些事必須要去做,但是詩人具有同情心,罪犯也會有些不得已的社會原因,犯罪的行為對他個人也是悲劇。

法廣:這就是小說作為一種藝術表達形式,需要着眼於對人性的探索,給人性找到一些出路的某種“社會性”價值的體現?

裘小龍:對。我以前看比較傳統的偵探小說時注意到,書里的主人公像破案的機器,有些天才,但缺乏人性本質,即沒有個人生活的波折,也沒有他扮演的不同身份之間的衝突和痛苦。所以,我希望我的小說具有西方偵探小說那樣的社會學派的色彩。就是說,要將整個案情放在一個大的社會背景里來看。當然,這個人也被放在特定的社會背景里。

法廣:您的第一本小說《紅英之死》的內容是對中國過去的回憶和分析,最新的作品關注的是中國當代的社會,十八年過去了,您認為中國社會發生了哪些值得關注的變化或問題?

裘小龍:比如,我的主人公陳超探長,在第一本小說《紅英之死》中,他是比較樂觀的,他認為中國確實還有很多問題,但中國的改革是朝一個正確的方向走,所以他經常是將自己和體制融為一體,在體制中做事,心態比較樂觀,他那時也信心滿滿,希望可以通過他的努力帶來一些變化。但是,在最近的幾部小說中,可以感到他越來越悲觀,而且自己也常常遇到麻煩。

我在國內的一個朋友也問過我一個問題,說陳探長能夠一個接一個地破案,而且破案的過程中還常讓上邊不高興,他為什麼能連續破案而沒有麻煩?我聽了以後感到非常震動,因為這個問題無疑是對的。作為小說自然可以進行各種設想和想象,但是在中國的現實中,像他這樣的人是會碰到各種各樣麻煩的,所以我最近正在寫的一本小說中,陳超已經不是探長了 ,只能偷偷摸摸地破案,上邊的人已經不能再容忍他這樣一個頗具書生氣的人了。

他認為應該有正義和法律,但中國的很多現實卻並非如此,這也是令他很痛苦的一方面,他甚至後悔當初進入這個行當,違背了作詩人和作家的理想,可是他已經將生命中的大部分投入了進去,難以完全抽身。

下一步如何走?我也沒有答案,只能一本本往下寫了。

感謝裘小龍先生接受法廣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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