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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為何自認種族滅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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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失蹤和被謀殺原住民婦女和女童國家調查委員會6月3日公布了一份長達1200頁的報告,指在1980年至2015年間有數千名原住民婦女和女童失蹤或被謀殺,政府“一系列行動和疏忽”令土著婦女成為目標,加劇了“種族滅絕”。總理杜魯多在報告發布會上迴避了“種族滅絕”這一用詞,卻在當天下午的國際婦女大會開幕式上承認“土著女性遭受的悲慘暴力相當於種族滅絕”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2019年6月3日在魁北克就“失蹤和被謀殺原住民婦女和女童國家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發表講話。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2019年6月3日在魁北克就“失蹤和被謀殺原住民婦女和女童國家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發表講話。 Andrew Meade /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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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土著人權問題不僅連續多年遭受聯合國人權組織的批評,還導致加拿大在去年底撤換十元紙幣上19世紀的開國總理麥克唐納的頭像,理由是涉嫌推行對土著的種族滅絕政策。2016年,聯合國專官莉蘭妮•法哈(Leilani Farha)甚至形容“加拿大有‘眼淚高速公路’。很多土著婦女在加拿大北部公路上失蹤。她們來到高速公路上,希望以此為起點尋求新的機會。她們離開小鎮前往大城市,希望在那裡謀生。但在高速公路上,她們被劫持,失蹤或者被謀殺”。加拿大廣播公司指無數原住民女性成為殖民主義的受害者,情況之嚴重相當於“種族滅絕”,加拿大原住民婦女協會(NWAC)的調查更透露實際受害者超過4000人。杜魯多在2015年大選時把調查原住民女性失蹤、暴力傷害列為競選政見,上任後宣布成立失蹤和被謀殺原住民婦女和女童國家調查委員會,對過去30年發生的案件進行調查。歷時三年多的調查耗資9200萬加元,舉辦了24場公開聽證會,收錄了2000多人的證詞,提出230多條建議。

調查報告指“國家在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下的作為與欠作為,使原住民女性蒙受不成比例的暴力,在加拿大版本的種族滅絕下,迄今已有成千上萬原住民女性、未成年少女與雙靈(原住民指擁有男女雙性別靈魂的人)的生命消逝”。報告顯示加拿大原住民女性被謀殺或失蹤是其他人群的12倍,是白人的16倍。2001年至2015年加拿大被謀殺的女性中,原住民約佔25%,是原住民佔加拿大人口比例4%的六倍多。

總理杜魯多公開承認“種族滅絕”引起反彈,6月10日反對黨保守黨領袖謝爾(Andrew Scheer)聲稱對此不認同,他相信“種族滅絕”並不是描述加拿大幾代土著婦女經歷的正確詞彙。威爾弗里德·勞雷爾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加拿大人權研究項目主席羅達-霍華德-哈斯曼博士(Rhoda E. Howard-Hassmann)力挺杜魯多的說法,她認為發生在“殖民地的種族滅絕是一種綜合行為。加拿大政府無論過去和現在對土著的政策都是種族滅絕”。

哈斯曼教授在《對話》網站(theconversation.com)撰文指“加拿大目前捲入辯論,是否應該使用‘種族滅絕’一詞來描述政府對待土著人民的方式,爭議這個詞或許太強大和不夠準確”。1948年“聯合國預防和懲罰公約”對種族滅絕罪的定義是“旨在全部或部分摧毀一個民族、族裔或宗教團體的行為”。這個定義的關鍵詞是動機,問題是加拿大政府是否打算全部或部分摧毀土著“種族”?答案是肯定的。哈斯曼教授指“早在71年前,加拿大就知道自己很容易被指控為種族滅絕”,因為“在1948年法律通過前,聯合國就是否禁止文化種族滅絕進行過討論。加拿大與其他擁有土著人口的國家一起,極力阻止把文化滅絕種族定義為犯罪,並獲得成功”。

今次報告對“種族滅絕”做了法律分析,得出了令長期處於道德高地的加拿大人感到尷尬的結論。除1948年“滅絕種族罪公約”外,報告還仔細審查了過去三十年種族滅絕的法律和社會科學分析,主要是聯合國為審判在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境內被控犯有滅絕種族罪、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的個人而設立的國際法庭的決定。報告指與國際法相反,加拿大有關種族滅絕的法律,即2000年“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行法”涵蓋了疏忽行為和委託代理行為。哈斯曼教授認為“發生在殖民地的種族滅絕是一種複合行為,它是由不同行為的累積效應組成,如剝奪土地、漠視土著居民、饑餓及兒童遭綁架”。

在加拿大短短的150多年歷史中,反省道歉已成傳統:1988年就日裔集中營道歉、2006年就人頭稅向華裔道歉、2011年就二戰期間拒絕猶太難民船豎起良心之輪、2016年就拒絕接受錫克難民道歉。這次就原住民失蹤及謀殺展開的調查被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認為是 “一項挑戰”和“巨大的努力”,它“可能為美國和澳大利亞、巴西等後殖民國家提供樣板,以解決過去對待土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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