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生機盎然的村莊如何衍生為冤魂遍野世界第一艾滋村?

摘要: "衷心期待敢於擔當的習總書記不徇私情，一不做二不休，在依法治國中將多年未查處的河南污血案解決在十八大任期內，讓幾十萬“血漿經濟”受害者“一立案、二問責並追究刑責、三給予國家賠償”的中國夢，夢想成真，不為這個至今無人認錯的無頭案背黑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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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生機盎然的村莊是怎樣衍生為冤魂遍野世界第一艾滋村的
 就河南血禍七致習總書記公開信
作者: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  陳秉中

發生於1990年代初和爆發於90年代中後期的河南血禍，由於李長春和李克強兩屆政府都將應於第一時間公佈於眾的疫情作為“機密”隱瞞近20年不對外公開，絕大多數國人對這場人為造成的世界最嚴重而且多年從未查處的公共安全事故，至今知之甚少或一無所知，對於一個遭遇艾滋病魔和人魔雙重摧殘衍生為冤魂遍野的全球第一艾滋村的慘境就更鮮為人知了。

一組數字勾勒出令人恐怖的死亡之谷

近年來經多方證實，在河南省成百上千個艾滋病村中賣血最火爆、艾滋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後果最為嚴重在河南排第一位的當屬商丘市柘城縣的雙廟村了。又經對全球曾發生過艾滋病毒大面積漫延和泛濫成災地區的考證表明，就艾滋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之高及其導致後果之慘烈而言，在全球排第一位的亦是雙廟村莫屬。

據河南省柘城縣民間艾滋病防治促進會的調查報告稱，在河南省1990年代初因大力推行“血漿經濟”，有3800口人的雙廟村90%以上的家庭都賣過血，有的15歲以上不分老幼全家出動。在參加賣血的1227名青壯年中，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的有887人，感染率達72%；在887名感染者中，已有600人病亡，死亡率高達68%，其中有30戶人家死絕；夫妻雙亡還留下53名艾滋遺孤，另有127名單親兒童……。禍不單行雪上加霜的是，據對當年感染艾滋病毒患者再調查發現，在感染艾滋病毒同時合並感染丙肝的有700人，艾滋與丙肝雙重感染率高達80%，單純感染乙肝和丙肝的還有150人，如此嚴重的雙重感染亦為世界之最。

原本一個安居樂業與世無爭的村莊，在聞所未聞的“以血致富”中竟變得千瘡百孔，滿目瘡痍，成了映照河南推行“血漿經濟”具有標誌性的活樣本。

村辦血站將雙廟村賣血農民推進墳墓

當年雙廟村賣血所以火爆，完全沾了縣中醫院在村裡老譚家開辦血站的光, 在柘城縣一枝獨秀。90年代初縣中醫院海院長最多時帶領10多名醫務人員進村采血，不做病毒檢測，也沒有年齡和賣血次數限制，只收購血漿，采血後除血漿之外的其他血液成分多人混合後，又分別回輸給賣血者，嚴重的交叉感染導致艾滋病泛濫成災。1996年衛生部下令關閉非法血站，外地停辦了但中醫院在雙廟村辦的血站卻逆勢而上，周圍十里八村的賣血者蜂擁而至，人山人海，三台血液分離機同時運轉，有幾戶人家還把房子騰出來辦起了臨時旅社和飯館，也賺了一筆。雙廟村成百上千的受害者就是通過村辦血站這一渠道被推入死亡深淵的。

第一次調查就遭遇死亡威脅阻截10多小時不讓進村

鑒於雙廟村艾滋病災難的嚴重性和典型性，探究災難形成的諸多因素和導致嚴重後果及個案分析，對解析河南艾滋病泛濫成災意義重大。基於這一考慮，我於2013年6月曾委託柘城縣民間艾滋病防治促進會會長朱龍偉在他們原來調查的基礎上，對該村艾滋病疫情根據我設計的表格和要求，再進行一次挨家挨戶的本底調查。

為確保調查的準確性，我於2013年11月20日去雙廟村進行現場指導，當行至雙廟村不足1000米處，就被從公路兩側突然竄出來的多名警察和政府人員緊緊包圍，以我乘坐的交通車違章為由被扣在村邊不準前行。我在村頭與警方再三交涉，可否在查處違章過程中允許我進村看望幾位病情危重的艾滋病患者，從上午11時交涉到太陽西下也無結果。此時警方說你們的車輛需要到縣城交警大隊進一步檢查才能得出結論，於是把我拉到遠離雙廟村數十里外的縣城，面對一步之遙的雙廟村，只能望其興嘆了。

到了晚9時警方說你們的車輛雖沒有查出問題，但必須立即離開本縣才能放行。此時我要求能否照顧一下我這八旬老者在縣城小住一夜，但被拒絕。此時，縣公安局國保大隊袁大隊長竟對陪在我身邊的艾滋病患者狂飆：“這個XX遭老頭子要是不離開河南，我就弄死他”。圖窮匕首見了，我第一次雙廟村之旅因之泡湯。

第二次再調查登門第一家就被驅逐出村

為了將一個好端端的村莊衍生為世界第一艾滋村的原因搞個水落石出，繼第一次被堵截一年後的2014年12月15日，我又第二次去那裡探究。為縮小出行目標，改坐旅行車為長途公交車，由有人陪同改為隻身前往千里走單騎。由於我的電話和電子郵箱都被監控，儘管我就到達雙廟村的日期只與朱龍偉通一次話，但還是沒有逃過警方的耳目。我一進村就發現村口站着一幫人，乘出租未加理會徑直進了村中80多歲的谷老太家。

谷老太有5男2女7個子女和一個兒媳，都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死了4個兒子、1個女兒、1個兒媳和母嬰傳播的谷老太的一個孫兒，老少多達7人，逃過鬼門關的那一個兒子雖沒有死，但已殘廢。因谷老太已失去做飯能力，一天只吃一頓飯。谷老太家悲劇發生後，縣、鄉和村幹部都沒有看望過這位孤苦伶仃的老人家。

顫顫巍巍的谷老太話說到這裡，縣、鄉政府和村委會人員突然闖入，不容分說，強逼我離開谷老太家被攆出雙廟村。這樣尷尬與谷老太告別，令我與心不忍，臨別時塞給谷老太一點零花錢。我的第二次雙廟村之行就以如此窘態告終。

與同病相憐的出租車司機一席談

我在從商丘下火車乘坐出租前往雙廟村途中，司機問我到那裡有何貴幹，“那是艾滋村啊”！我如實回答出行的目的。這位司機師傅當即回話：“不瞞您說，我就是在雙廟村血站賣血得艾滋病的”。他的經歷這正是我需要的，真乃無巧不成書。

這位40多歲的司機邵師傅雖不是雙廟村人，但當年沒少去雙廟村血站賣血，全家老少5口人感染艾滋病毒，他的父母和兄長已駕鶴西歸，他和嫂子僥倖逃過一劫。

在快到雙廟村的地方他指着路邊一個墳塋地說，那個大一點的墳頭就是我父母雙親的合葬墓。

“你能帶我前去弔唁嗎”？ 邵師傅欣然陪同我來到墓前。

恐怖和死亡如影隨形的雙廟村

在我去谷老太家路上遇上邵師傅一位劉姓老鄉識，他哥兄弟5個，賣血感染艾滋病死了4個，只有他健在。我對邵師傅要求說：“可否讓他跟我談上幾句”。50多歲的那位村民手指東邊的村頭說：“你沒看見村幹部就站在那裡盯着你們呢，跟你們說話，回頭他們還不收拾我！”說罷悻悻而去。我望着這位驚恐萬狀遠去的背影，心如刀絞。這不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執著揭露真相的朱龍偉成了當局最危險的敵人

提起嫉惡如仇的朱龍偉，竟是從省委書記、省政法委書記到縣和鄉大小領導的心腹之患，是河南當局隱瞞世界第一艾滋村真相的最大障礙，10多年來沒少收拾他。

一是怕他對外泄露河南艾滋病疫情，多次被剝奪出境參加會議和學習的權利，以堵住他的嘴。2006年至2009年4次被邀請參加世界艾滋病大會，每次辦好護照都被沒收；2007年受邀去美國學習防治艾滋病知識被省里攔截未能成行； 2014年受邀參加香港艾滋病防治學習和經驗交流會，因縣政府阻撓申辦出境手續而告吹。

二是怕他對外泄露河南艾滋病疫情，每逢全國“兩會”、國際艾滋病日和“十一”等重大節日均不允許他走出雙廟村，監控、軟禁、拘留、沒收身份證和被旅遊是家常便飯，當發現他有外出跡象時政府則派專人坐在他家裡，形影不離；2006年因接受中中央電視台採訪被拘留5天，節目被停播。

三是怕他對外泄露河南艾滋病疫情，將他與我的聯繫全方位置於警方的跟蹤和行動監管之下。我兩次去雙廟村都把他隔離起來，不允許同我接觸和交談，第二次我中午被攆出雙廟村在出租車上通過手機轉告他：“如有可能，請夜半之前到商丘火車站見上一面，我等你。”半小時後他告訴我：“政府人員現在正坐在我家裡看着我呢，！”

深夜11時，朱龍偉夫婦果然來到候車室。他趁着看守官員深夜“下崗”冒險偷着跑出來的勇氣令我感動，我在火車站等候他12個小時沒有白費。

然而坐下來沒談幾句，在縣衛生局長帶領下的縣、鄉和村多名幹部追趕到火車站圍在我的身邊。縣衛生局長說，“抱歉了，沒有照顧好年長的陳老先生，下次再來我親自陪您到各家拜訪和調查。”他們看着我登上半夜12時開往北京的火車，史局長一行押着朱龍偉夫婦才返回縣城。

四是我進不了雙廟村只好約他2015年元旦前來北京面談又節外生枝。我回到北京第二天朱龍偉打電話氣不成聲地說：“我的身份證被鄉政府給沒收了！”為了達到繼續掩蓋雙廟村艾滋病真相的目的，柘城縣再次使出限制朱龍偉人身自由的伎倆，讓他縱有天大本事也跳不出“如來佛”手心。

省委書記親自操刀將令人震撼的《鮮為人知的“災難村”》扼殺在搖籃中

雙廟村遭遇艾滋病洗劫後的2007年，文化水平不高但頗有表達能力的朱龍偉，寫出了該村艾滋病由發生、發展到泛濫成災令人感憤痛切的《鮮為人知的“災難村”》一書。那時世人對河南艾滋病的嚴重情況雖略有所聞，但像《鮮為人知的“災難村”》所披露的當時不完全統計在賣血感染艾滋病毒的736人中就有450人死亡的黑幕卻不為外界知曉，如此令人震驚的數據一旦傳出，會在國內外炸開鍋，這讓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徐光春甚為驚恐，如不剎住這股歪風怎麼向上邊交待！

河南省委辦公廳2009年2月10日《每日彙報》第11期（專報）刊出了《鮮為人知的“災難村”》一書揭露河南各級政府不作為對艾滋病救治不力造成一個村成百上千賣血者感染艾滋病毒並死亡的“大肆詆毀政府”的情況後，惱羞成怒的徐光春2月10日當即批示，要向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請示如何封殺《鮮為人知的“災難村”》一書；2月13日又批示，要求省“掃黃打非”辦立即採取措施，防止《鮮為人知的“災難村”》的出版和傳播； 2月19日再就該書混淆人們人生觀、價值觀等“錯誤政治言論”作出批示，要向全國“掃黃打非”辦和新聞出版總署建議，請向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中央部委的出版單位和印刷企業發出不得從事出版《鮮為人知的“災難村”》的通知。3月12日，全國“掃黃打非”辦和新聞出版總署果然採納了河南省的意見，以[2009年23號新出密電]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掃黃打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新聞出版局等單位發出《關於進一步凈化出版物市場查禁〈鮮為人知的“災難村”〉一書的通知》。

所謂“掃黃打非”，是指清理和打擊黃色書刊、黃色音像製品及歌舞娛樂場所、服務行業的色情服務污染社會環境的文化垃圾。

河南省委竟將揭露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真相的正義之舉列為“掃黃打非”範疇，是徐光春對朱龍偉大無畏精神的惡意詆毀和為李長春和李克強充當打手盡犬馬之勞可憎面目的大曝光。在他的策畫下，興師動眾清剿對揭露河南艾滋病真相極具價值的《鮮為人知的“災難村”》一書就這樣成了全國統一行動；此書作者朱龍偉也就在這樣一派殺氣騰騰情勢下被推上風口浪尖再遭圍攻。

第二次之行未能完成“30戶死絕”原因的調查

自1981年美國發現首例艾滋病以來的30年的防治實踐表明，艾滋病雖然兇險，但可防可控。只要對賣血農民及早進行艾滋病檢測做到早確診和及早進行抗病毒治療，完全可以將死亡率降到最低限度，感染率高的南非就是證明。再有，近些年來有的發達國家通過適時有力的防控手段，已經實現艾滋病“零新發感染、零死亡和零岐視”的目標，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艾滋病可防可控”科學論斷的正確性和可信性。

如果河南省1995年發現艾滋病毒大面積擴散後，特別是在李克強1998年執政河南期間能不失時機地及早對賣血人員進行艾滋病毒檢測，並對感染者不失時機地及早進行抗病毒治療的亡羊補牢，雙廟村就不會死那麼多人，更不會發生30戶人家死絕的悲劇。我本想第二次去雙廟村花一兩天功夫，通過對鄰居和親友的追蹤採訪，摸清“死絕”的來龍去脈，舉手之勞就可以從中找出造成悲劇的原因，回答雙廟村何以衍生為世界第一艾滋村之謎。但因為被攆出村，無法揭開掩蓋雙廟村艾滋病真相的那層面紗。艾滋病魔雖可防可控，然而遠比艾滋病魔更兇險的人魔，卻因有後台保護繼續興風作浪。

何其相似的奸臣陷害忠良

中國歷史上奸臣陷害忠臣不一而足，奸相秦檜陷害抗金名將岳飛家喻戶曉，歷代遭人唾罵就是一例。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第一責任人李長春和第二責任人李克強結成同盟，同流合污，不僅至今誰都不認錯，而且還倚權仗勢對舉報者和受害的上訪者大加撻伐，以莫須有罪名不是拘留，就是判刑或沒收身份證，在這一點上與秦檜陷害忠臣岳飛如出一轍。有錯不認錯還反咬一口的不恥之徒，不管何方神聖包庇與袒護，同壞事做絕的秦檜一樣，都逃不出歷史的懲罰成為千古罪人，遺臭萬年。

寄希望於習總書記撥亂反正還蒙冤者以清白

能否查處河南血禍案，是檢驗依法治國的試金石。做賊心虛的人對真相怕得要死，對敢於揭露真相的人恨得要命，就怕鬼叫門。河南省對敢於揭露真相的朱龍偉的打壓說明，如今那裡一些地方遠談不上依法治國，而是無法無天。

山高皇帝遠。衷心期待敢於擔當的習總書記不徇私情，一不做二不休，在依法治國中將多年未查處的河南污血案解決在十八大任期內，讓幾十萬“血漿經濟”受害者“一立案、二問責並追究刑責、三給予國家賠償”的中國夢，夢想成真，不為這個至今無人認錯的無頭案背黑鍋。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 陳秉中
2015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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