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最終沒有因為中國政府的警告而動搖，將2010年和平獎授予了中國獨立作家劉曉波，以表彰他不懈地、非暴力地爭取中國人權的努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立即做出反應，稱，劉曉波獲獎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評選結果揭曉當天，中國大陸主要門戶網站上沒有任何有關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
劉曉波因為參與起草《零八憲章》，呼籲在中國推進憲政而於2008年年底被捕，並在一年後被判處11年監禁。這是最近二十年來，劉曉波第三次被捕。
由於輿論封鎖，劉曉波的名字在中國並非家喻戶曉，但卻與“六四”，以及“六四”以後中國民間爭取民主與自由空間的努力密切相連。《議報》在得知他再次失去自由之後曾發表署名“曾節明”的文章，稱他是“六四”後中國國內為數寥寥的一面沒有倒下的精神旗幟。
現年55歲的劉曉波原本可以在文學批評領域施展才華。他1988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獲得文藝學博士學位，曾被譽為“文壇黑馬”。但是八九民運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1989年4月，他中斷正在美國的訪問學者安排，回國參加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並在六四屠殺的前夕，與其他另外三人，以參加絕食活動，來試圖說服學 生在鎮壓前撤離廣場。這就是後來人們稱道的天安門“四君子”。在中國前《經濟學周刊》副主編高瑜看來，倘若沒有“四君子”的努力，六四清晨的天安門可能會是另一種情景。
六四之後的二十年，劉曉波一直或者在監獄，或者受監控中度過，但他不僅沒有放棄獨立思考，而且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的所有公 共事件，以他手中的筆針砭時弊，鳴報不平。他兩次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多次在海外獲得人權獎和自由寫作獎項。高瑜在一篇《公民劉曉波》一文中寫道：“劉曉波對毛澤東一類的大獨裁者，對共產主義，對知識界墮落為媚俗幫閑者的批判，成為六四之後‘停止了思想的時代‘的例外”。
六四的痛苦記憶也許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劉曉波的這種堅守。他曾在為‘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的序言中表達面對六四死難者的負罪感，自問這些年自己曾經為六四亡靈和其他無辜受難者做過些什麼。
1991年，劉曉波首度出獄後，又於1995年因為呼籲為八九民運平反而失去自由，並於次年被判勞教三年。其間，他曾有可能以“保外就醫”形式離開中國，但他拒絕 接受不再回國的前提條件，繼續在隨時可能被捕的威脅中自由寫作。2008年12月，他仿照當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憲章》模式，參與發起了《零八憲章》簽 名運動。《七七憲章》曾加速了捷克共產黨政權的垮台。但劉曉波在《憲章》正式發表的前夜被秘密帶走，並於09年6月23日被正式逮捕，而《憲章》的簽署人 數也從最初的三百人發展到八千人。
高瑜希望中國政府有勇氣允許媒體公開報道劉曉波案的審理，出示對劉曉波的指控罪名的證據，也讓民眾有機會聽到劉曉波自己的辯護。
高瑜：“六四後，他（劉曉波）作為“黑手”被抓起來，實際上，他是立了大功。他當時找了另外三個年輕的知識分子，其中有台灣來的藝術家―侯德建。劉曉波請他們隨他一起去天安門絕食，當時是6月2日，他說，我們只有和學生處於一樣危險的境地，我們才可能說服學生：民主是一個長遠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獲得的。他實際上是要勸學生退離廣場。”
“鄧小平馬上就要清場了。而且，6月3日下達的命令，要求6月4日就必須完成。在這種危機的情況下，大概是晚上11點鐘吧，已經就剩下紀念碑下的幾千名學生和這“四君子”，就是劉曉波、侯德建、周舵和高新。長安街上已經開始開槍了。劉曉波提議：我們（四君子）派兩個人，學生派兩個人，一起去和解放軍談判。但是，學生方面在場的領袖拒絕了（提議）。於是，周舵和侯德建兩個人去同一名解放軍上校談。這名上校彙報之後，回來告訴他們：“同意學生和平撤離。希望老師們能夠說服學生。”
“他們馬上一路跑回來。這時，人民大會堂大門已經打開，荷槍實彈的解放軍衝過來，整個廣場都被包圍了。就是在這種形勢下，他們在說服學生。當時已經（清晨）5點多，只有兩輛坦克留出的一條甬道，劉曉波他們四君子就是這樣和學生們撤離了。如果沒有劉曉波他們這“四君子”，天安門不知道會是什麼樣。”
“按說，他是挽救了學生的。中共的發言人才可以在國際上說，天安門沒有死一個人。他是指紀念碑下。這完全是“四君子”的功勞。”
“劉曉波說實在的是中國非常出色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種道義上的擔當。為什麼政府要抓他，就是他能夠出頭露面，替大家來擔當，在很多事情上，都是這樣。他都是為了推動民主的一些決策，比如寫呼籲書，或者為六四平反，等等，而被勞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