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太多人懷疑「六四」是文革後中國政治和發展的里程碑事件，但關於這一事件的意義，人們有分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進入全球化經濟體系並步入新的高速發展軌道後，許多人認為，「六四」鎮壓開啟了中國政治演進新格局；中國人應當忘記「六四」，以向前看的心態，在這一新格局中開拓中華民族新盛世。根據這種觀點，「六四」鎮壓雖然令人遺憾，但不鎮壓會導致政局不穩甚至崩潰，鎮壓是必要之惡。旅美學者王軍濤認為，「六四」鎮壓確實打斷了文革後中國民主化進程，但並沒有開拓出一個比憲政民主化更好的模式進程。
香港《爭鳴》月刊刊出王軍濤的文章：“六四”後中國政局演變與習近平的選擇。作者曾經在「六四」之後的法庭上和九十年代以來的海外華僑公共空間中，為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辯護。文章說，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六四」鎮壓確實打斷了文革後中國民主化進程，但並沒有開拓出一個比憲政民主化更好的模式進程；經歷了一個曲折道路後，中國政治會再度回到憲政民主化的軌道；因為憲政民主制度是適應現代化社會的政治體制；「六四」鎮壓後中國社會變遷使得中國不能回到憲政民主化軌道。
「六四」之後的腐敗暴政機制
作者認為，「六四」之後，鄧小平才真正有機會擺脫元老掣肘和自由派反對，落實他的執政理念：以威權統治強力維持政治穩定，強行推行融入全球化進程的經濟改革，促進經濟高速發展。如果中國問題僅僅是經濟發展，那麼鄧小平還算成功。但是發展的含義不僅有經濟還有社會和政治的意義，這關乎人的生活和發展的機會和資源的分配和條件。社會和政治含義比經濟更重要。經濟發展的果實和機會應當怎樣分配，是由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和行政政策決定的，而這些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則是政治制度決定的。
文章說，簡單地說，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的機會和產生的果實並沒有被各階層公平分享。其原因是為了維穩將權力高度集中，而集中的權力導致腐敗，佔據權位者將機會和果實壟斷在自己手中，普通大眾承擔發展的苦果和代價。當大眾不滿和反抗時，他們又用各種方式殘酷鎮壓和嚴加防範。結果是，腐敗與暴政緊密結合，相互促進。腐敗由個人發展到集團性腐敗和制度化腐敗。暴政則結合中國傳統酷吏、現代法西斯秘密警察、第三世界黑社會方式。在維持穩定和腐敗中，中國產生了一個特殊的權貴集團：紅色世襲政經兩棲太子黨。這個太子黨是陳雲和鄧小平集團為了中共江山不變色而採取的政治人事措施，以血濃於水的血統論為原則，讓自己的子女組成的子弟兵掌握黨國領導核心與國家要害部門。
作者認為，鄧小平的思想和實踐構成所謂中國模式在政治領域中墮落蛻變成某種世襲制，這是人類政治史上最無道的政治體制。人類歷史上曾有很長時間是世襲制，世襲制所產生的責任、勇氣、榮譽、忠誠、信念、慷慨、仁愛等構成的貴族精神，至今還是人類精英文化中的重要美德。但中共的變相世襲制卻產生糜爛生活和野蠻道德，因為中共的選拔機制是黑箱作業、竊國行為。以中國古代為例，皇親國戚也是單傳，爵位只有一人可世襲，其餘子女必須通過軍功和科考獲取功名。即使宰相公卿子女，若要為官也必須通過科場競爭或疆場軍功。中共的世襲制是無節制的權力私授，導致的是無德無才者上位，不僅貪腐暴虐、而且敗壞社會風氣。
「六四」之後的政治博弈機制
鄧小平的暴力維穩促腐敗發展國策所打造的所謂中國模式，雖收暫時功效，但會導致更大的反抗機制並最終可能以更慘烈的方式結束暴政。
作者認為，中共在「六四」之後嚴厲清洗確實將憲政民主改革取向的力量從體制內消除了。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更進一步建立起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同盟，共同維持對大眾的暴政，腐敗瓜分發展果實和機會。二十一世紀初，獲益的中國精英普遍支持鄧小平暴力維穩腐敗發展模式。但是，承擔發展苦果的大眾卻不甘不公平的發展，此起彼伏地反抗腐敗暴政。據國家有關方面統計，中國民眾群體事件在頻率、規模、暴力程度、參與社會階層、話題都急劇增加，不斷突破記錄。信息技術的普及應用為公眾表達不滿和動員組織反抗活動提供更有效的手段。
由於高度集權和精英腐敗，廣大民眾的不滿並沒如憲政民主或開明專制制度中產生矯正執政者的失誤，相反，執政者變本加厲地嚴厲鎮壓不滿，並為消除一切不滿空間而嚴厲取締各種非政治化的獨立民間力量。維穩機制將一批批社會階層和新興專業力量列入打擊對象並將其推向敵對反對力量。到二○一○年前後，八九後的所有獨立民間力量與八九前的反對力量在腐敗暴政的打壓凌辱下，走到一起形成新的反對陣營，憲政民主革命已經成為中國政治前途的共識。中國精英意識到變革不可避免，發端於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界的左右之爭，在二十一世紀前夕與政治實踐中的民間抗爭風潮合流，在中共十九大前後進一步與中共政壇上的權爭的改革維穩之爭呼應。現在中國重新站在變革的十字路口。
習近平的選擇
文章說，中共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新形成的領導核心必須做出選擇：引領中國走向憲政民主道路，還是繼續打壓和推遲憲政民主改革。「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打壓雖然會堵死和平變革之路，但會將中國交付暴力衝突。最終，獨裁者會被推翻，但中國也付出慘重的代價。
近日，中國總理李克強呼籲減少政治權力對經濟的干預，以促進中國企業家精神的發展並推動政府的改革。 中國國家發改委本月發布的《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也提出簡政放權、下決心減少審批事項，推動民間資本有效進入金融、能源、鐵路、電信等領域。
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刊出學者劉罡的文章：李克強改革與王安石變法。作者認為，由李克強總理牽頭進行的中國新一輪改革，與中國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鄧小平推動下實施的改革有一個明顯不同，那就是不再把促進經濟增長作為改革要實現的主要目標，而是將改革的重點放在解決中國經濟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
李克強之所以將中國的目標經濟增長率下調，是因為他清楚，在以確保經濟高速增長為經濟工作第一要務的前提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對投資依賴過大、微觀經濟活力不足等問題不可能得到有效解決。但北京大學教授佩蒂斯認為，中國經濟要實現平衡，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必須大幅下降，而這將導致中國GDP的增幅無法超過3%至4%。
如果佩蒂斯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李克強主導的這輪經濟改革一開始就會面臨一個悖論：改革的成功將以損害改革的最終目標（保持經濟的良好增長）為前提。
這種尷尬局面讓人不由得想起北宋年間的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背景是北宋當時陷入了所謂“積貧積弱”的困境，而“積貧”又是由“積弱”直接導致的。有不少後世人為王安石變法失敗扼腕嘆息，其實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措施沒有一條是直接針對宋朝皇帝對軍事將領放權不夠這一北宋“積弱”的癥結的，所以它的失敗不可避免。王安石變法的最終目標是鞏固趙宋王朝的江山，如果江山都不保了，改革還有什麼意義呢？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而高速的經濟增長一直中國當今政治結構、國際地位和社會穩定的先決條件，抽去了經濟快速增長這根最重要的樑柱，由其支撐的一系列現存結構都有可能垮塌，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情況下，改革對政府自身還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說，如果要期待李克強主導的中國這輪改革獲得成功，首先要搞清楚三個問題：其一，改革者有沒有魄力和勇氣不顧經濟增速的顯著放緩堅持把中國經濟調整到平衡狀態；其二，在把中國經濟調整到平衡狀態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增速是否必定會降至顯著低於7%的水平；其三，中國政府在經濟增速真的降至3%至4%水平的情況下繼續堅持將經濟向平衡狀態調整是否會引發社會動蕩。
但如果佩蒂斯是正確的，而各種主客觀原因又使得李克強總理不得不着手推進當前這輪改革，那麼改革的成敗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經濟增速伴隨着改革的進行而大幅減緩時是否會發生社會動蕩。經濟增速放緩意味着從政府到老百姓都需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對於幾十年來已經習慣了政府花錢買穩定的中國社會而言，這種局面下能避免發生社會動蕩嗎？清華大學教授秦暉認為，其實老百姓是懂道理的， 知道沒有“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好事，從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情況看，專制條件下老百姓就要向政府無限問責，在民主制下老百姓就願意減福利。
如果秦暉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硬着頭皮改革的中國政府將會與王安石君臣當年一樣面臨著一個攸關改革成敗的根本性問題：敢不敢把手中的控制權真正放出去。王安石變法失敗，根本原因是宋朝皇帝沒有放權的自信。但中國歷史上那些處於上升階段的王朝也曾實施過重大改革，如商鞅變法等，這些改革卻大多取得了成功，究其根本原因，是實施這些改革的主體有勃勃生機，對局面有敏銳的反應力和強大的把控力。李克強的改革如果真的需要在明顯不利的局面下殺出一條血路來，歸根到底，還要看共產黨所說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能否真正經受住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