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一種傾向，總把中國工人看作是純粹的受壓迫者，沒有權利，沒有工會，沒有希望。於是就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些什麼都要採購“中國製造”產品的世界各大品牌有責任幫助中國工人提高生活質量。《中國勞工通訊》創始人韓東方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一篇文章：中國應成為全球工會運動中心。這篇文章就認為，上述這種看法大錯特錯。
文章回顧說，2010年夏天，日本公司本田(Honda)在中國南方開設的一家工廠的數百名工人發起了一場具有開創意義的罷工，從此以後，就沒有人能說中國工人都是受害者了。本田這家在華工廠的工人罷工，以及隨之而來的涉及其它多家企業的罷工潮，表明中國工人已經組織起來，決心為自己爭取更好的工資、福利以及工作條件。
文章說，中國工人現在已經充分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也越來越有決心保護這些權利。過去，如果職工因為組織罷工而被解僱，只能就此作罷，重新找工作。但現在我們看到，被解僱的人把老闆告上了法庭，要求復職，從而能夠繼續投入為得到更好的待遇而開展的鬥爭。
文章說，一些工人願意、也有能力制定計畫，民主選舉自己的代表，與僱主展開對話，以此解決自己的不滿。他們的階級意識越來越強，他們從一種共同的身份認同出發，認識到只有通過集體行動，團結一致，才能達到目標。
令人鼓舞的是，中國政府現在似乎認識到了，允許工人朝着這個方向前進符合政府自己的利益，也符合整個國家的利益。問題在於，官辦工會的領導和企業老闆（往往是同一群人）卻落後了。
企業所有者和管理層長期以來我行我素，他們不願意改變或許不難理解。很多企業老闆根本就不願意與工人進行有實質意義的對話，在罷工行動迫使他們與工人談判時，他們也只會做出很小的讓步。
即使管理層同意坐到談判桌上，以尊重的態度與工人平等對話，其結果大多也僅僅是一次性的解決方案。這比什麼都沒有強，但也絕不是長遠之計。
顯然，下一步必須構建一種穩定、長期的、以工作場所為基礎的集體談判機制，以緩解緊張關係，讓員工和管理層都受益。但工人們需要一個他們可以依賴的工會，一個屬於他們自己、致力於維護工人權利和利益的工會。
目前，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有些舉棋不定。總工會試圖跟上最新發展趨勢，找到今後要走的方向。有一些跡象顯示，總工會 至少是其中的個別部門 開始採取一種更加親工人的立場。但總工會也必須歡迎普通工人，向他們提供相應的培訓和支持，使他們能夠成長為有效率的工會幹部。總工會也需要來一場重大的結構改革：目前總工會的組織結構與政府部門相仿。然而，總工會需要成為一個強大的工會，能夠代表其成員開展集體談判。
這可能有些一廂情願，但看到中國工人所展現出來的力量和決心，我確信，他們將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提供變革所需的火花和推動力。毫無疑問，正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工人運動，明天中國將發展出強大的工會。
作者認為，這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這種影響將不僅限於中國，還將對全球經濟、對國際勞工運動產生深遠影響。近幾十年來，北美和歐洲有數百萬工作職位轉移到了中國。中國現在是全球製造業中心，順理成章地，中國也應該成為全球工會運動的中心。
中國一名前銀行官員因使用偽造證件在北京累計購買40多套房產，日前被判處三年監禁。這是又一起受到高度關注的判決。與此前多起案件的被告相似，這名前官員的財富和特權也激起公眾的憤怒。英國《金融時報》刊出米強的文章：中國“房姐”案刺激公眾神經。文章說，龔愛愛一案 她的綽號“房姐”知名度更高 在網絡上引發了各種批評，因為中國大城市中心地段的房價遠遠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承受能力。現年49歲的龔愛愛曾是陝西省一家小型農村銀行副行長，使用假身份證在北京購買了總價值超過人民幣3.95億元的公寓和商鋪。
中國檢方近一個月來頗為忙碌，忙着瞄準“老虎和蒼蠅” 分別用來指代高級別和低級別的腐敗官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展了一起大範圍反腐運動，承諾要堅決查處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
對於中國精英階層中相對次要的人物的審判，同樣吸引了公眾關注。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中一位知名歌手的未成年兒子上周因強姦罪被判處10年監禁。現年17歲的李天一兩年前就因捲入一起打人事件而聲名狼藉，當時他毆打了一對夫婦，並對圍觀群眾叫囂誰敢報警。
龔愛愛為她和她女兒所使用的假身份證支付了人民幣30萬元，她所面臨的最高刑期可達10年，但檢方僅建議判處兩年半至三年監禁。很多網絡評論員以及官方媒體對龔愛愛的資金來源提出了質疑。她堅稱房款來自她從煤炭業掙得的合法收入，或者來自朋友借款。
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在其網站上登出了龔愛愛的照片，她身穿一件亮橙色的犯人背心，站在兩名女警中間，聽取靖邊縣人民法庭宣讀對她的判決。
龔愛愛的資產規模凸顯出了中國富人階層與低收入階層之間的鴻溝，她辦理多個身份證（戶口）的能力同樣刺激了民眾的神經。在中國，農民工家庭通常無法在他們工作的城市取得這種居住許可證。而沒有它們，這些家庭就不具備申請醫保的資格，也無法讓自己的孩子就讀當地學校。
在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臨近之際，戶口改革呼聲日益高漲，但遭到了地方政府的反對。地方政府指出，地方財政擔負不起將社會福利的覆蓋面拓展至農民工家庭的成本。
“中國的“打老虎”運動” 這是荷蘭學者、歷史學家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的文章的題目。
自1949年10月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升起後，這個新政權的行刑隊已經處死了數十萬“敵人”，當時正值毛澤東發起黨內反腐運動的關鍵時刻。毛澤東解釋道，不僅要拍“蒼蠅”，還要打“老虎”。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鼓勵下，各地的“打虎隊”你追我趕，都想超過對方。
今天，習仲勳的兒子正掌管中國，他再次談到了對中共合法性構成威脅的“蒼蠅”和“老虎”。在習近平治下，官方媒體幾乎每天都傳出中共官員接受調查的新消息。
如今，反腐行動也與一場“整風運動”同時展開。正如1951、1952年一樣，民主、自由和憲政這類不懷好意的思想必須剪除。就在幾周前，據報道，有幾個人僅因在網上表達了對政府的不滿而被捕。
在1951、1952年時，除了少數得以宣傳的政府腐敗案，企業界也持續遭到打壓。不聽話的企業家連續多日被關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偶爾被拖出去，到“批鬥會”上接受工人批判。批鬥會上，他們會遭到呵斥、羞辱，有時還會挨打。恐懼讓一些人相互檢舉揭發。當時的財政部長薄一波向毛澤東彙報說，一些行業領袖站在台上嚇得瑟瑟發抖，拚命相互指責揭發。僅上海一地，兩個月內逾640位商人自殺。
如今，國家壓制商業的運動不那麼血腥了，但正如《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一篇文章的標題所言：“大量首席執行官在華成了人質”。針對企業的“反腐敗”調查驟然增多，其中有很多是針對外企。曝光的最大的外企是英國藥企葛蘭素史克(GSK)，它被指控為提振藥品銷量向醫生行賄高達30億元人民幣。所有企業都開始對照數不清的法規進行自查，儘管其中很多法規以前從未執行過。
1949年，中共“解放”了中國，到1954年，中共遭遇了黨內最嚴峻的挑戰之一。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逝世後不到一年，毛澤東就清洗了高崗。這位曾頗有權勢的官員被疑與蘇聯關係過於密切。毛澤東把矛頭轉向高崗及其追隨者，成功地把其他高級領導人拉到自己一邊。薄一波就是打壓高崗的人士之一，或許他是打心底討厭高崗，也可能是為了仕途晉陞。他的兒子薄熙來如今站到了審判席上。高崗受到秘密審判後幾個月，試圖開槍自殺，但子彈打偏了（後來他服下大量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隨後開始了一場政治迫害，其他領導人受到指控，以反黨罪被送到政治犯集中營。對薄熙來的審判是公開的 或者說近乎公開。但他的追隨者一個接一個落馬了。這與20世紀50年代的情況如出一轍，並不出人意料：畢竟，這就是一黨制國家防止分裂的方式。
習近平曾公開表示對毛澤東的敬仰。2012年7月他參觀了西柏坡村，1949年中共就是從那裡向北京城發起進攻的。習近平站在這片“聖地”上，誓言要讓“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一些外國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對毛澤東遺產的捍衛僅僅停留在言辭上，旨在安撫黨內的保守派。但觀察一黨制國家的領導人時，明智的做法是，按照字面意思，而非推測演繹，去理解他說的話。習近平看上去從歷史上吸取了不少經驗，或許我們這些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感興趣的人都應該像習近平一樣，認真研究中共政權的早期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