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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毛思想回潮已沒有經濟與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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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6日是中國已故領導人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在去世37年之後,毛澤東不僅沒有被中國人遺忘,反而隨以習近平、李克強為首的新一代領導人接班而更加高調地出現在輿論導向傳統根深蒂固的中國官方媒體。自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到1976年9月去世,毛澤東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這27年間,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伴隨着大規模的暴力。然而,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似乎正隨時間而淡忘,而這段歷史的核心人物毛澤東卻重回中國輿論。網絡時代使越來越多民間和海外研究將歷史的真相曝光於輿論空間,但形形色色的毛澤東像在中國各地泛濫卻猶如一場新的造神運動。當今毛派思想有怎樣的內涵?官方、學界與民間對毛澤東的懷念是否吻合?毛思想回潮在當今中國有怎樣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應當在何種程度上警惕這種回潮?前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教授徐友漁先生認為從長期來看,毛思想回潮已經沒有真正的經濟與社會基礎。

徐友漁,前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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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前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教授

對生命的漠視是毛澤東留給後人最負面的影響

法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領導層決定就毛澤東的功過評價“三七開”,也就是三分錯誤,七分貢獻。在您看來,毛澤東主政期間值得肯定的作為是什麼?對中國最影響深遠的負面遺產是什麼?

徐友漁:就我個人觀點,我並不覺得毛有多少值得肯定的東西。當然,事情很複雜,,任何一個人,甚至希特勒,甚至斯大林,說他們一輩子沒有做過一件嚴格意義上的好事,也不一定,他們也許也會給乞丐一點錢,也許也會幫助一個路人,但是,我覺得,對於人類歷史上那種罪魁禍首、犯下巨大罪行的人物,談他有幾分功勞、幾分成就……我是不願意這樣看問題的。

至於他給後人留下的負面影響,我覺得是對人的生命的漠視。因為他想推廣他的所謂世界革命,要實現全世界一片紅,準備犧牲全中國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準備把中國毀滅一半來換取一個紅彤彤的共產主義世界,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思想。他的實踐也是這樣,為了實現他的一些虛幻的所謂社會理想,他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結果)餓死三千六百萬人!

我覺得,對生命的漠視是他對中國最大的負面影響。

法廣:當年的毛澤東思想是一種沒有實現的理想,還是更多地是服務於他個人在權力鬥爭中需要的一種手段?

徐友漁:據我的研究,我認為是二者兼而有之。為了權力,他說了很多漂亮話,提出很多社會理想、社會改造綱領,這是一個事實,但是,他確實也有很多浪漫主義氣質構成的虛幻的理想。

法廣:自毛澤東去世之後,不斷有人為他的錯誤和應負的責任開脫。七十年代末,當局基本上將十年文革的錯誤推卸於毛澤東一人,但最近幾年又有人提出毛澤東不應該單獨為這些歷史問題承擔責任,因為中共的體制是集體領導。怎麼看毛澤東個人在這些歷史問題中應當承擔的責任?

徐友漁:首先,一般而言,中國的執政集團給中國造成了那麼巨大的災難,責任當然不應當由毛澤東一個人來承擔,比如,周恩來也應當負很大責任;另外,比如,毛澤東誣陷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要打倒他,並且最後將他迫害致死,當初中央開會舉手(表決)的時候,除了中央委員陳少明外,所有人都舉手通過;發動文化革命的“十六條”也是大家舉手通過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讓毛澤東一個人承擔這些責任是說不過去的。所以,當初文化革命結束的時候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毛澤東一個人,實際上是推卸掉了很多人應該承擔的責任。這是一個方面。

但是,從責任來說,我覺得毛澤東起到主要的和關鍵性的作用,甚至在很多時候,沒有毛澤東有些壞事就不可能發生,比如文化大革命,沒有毛澤東,(就不會發生),世界上有那麼多共產黨執政,也沒有發生文化大革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毛澤東首要的和關鍵性的責任也是不可忽視的。

有時候,為了一種目的,要將責任都推在毛的身上,其他的文化革命後復出的所謂老一代革命家他們一點責任都沒有,這是一種辯解。現在為了替毛澤東辯護,又說是大家都應該有責任,那我們能不能談談鄧小平的責任呢?!所以,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官方越來越重視毛思想對維護一黨執政的工具作用

法廣:最近這些年有一種毛派思想回潮。當今的所謂毛派思想是怎樣的內涵?官方、學界以及民間所說的毛派思想是否同一回事?

徐友漁:當然不是(同一回事)。所謂毛派思想有很多方面。但一個基本點是中國應當走與西方不同的路,要趕超西方,要達到一個世界上最先進、最美好的社會制度。當然,人們所說的毛思想更主要的一點是毛在文化革命期間,為了欺騙群眾換取人們支持他的文化革命,他高舉了社會公正的大旗,高舉了平等的大旗,所以,現在毛的思想有那麼大的吸引力,還是廣大民眾嚮往社會公正與平等所導致的,民間的毛派思想主要是這些方面。當然,官方、民眾和學界理解的毛派思想是不一樣的。民眾當然是希望第一中國要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第二要追求社會公正、平等,這是民眾的思想;學術界則是亂七八糟,我覺得其實學術界批評毛的聲音比較多,那些反對的聲音像劉小楓等人說什麼毛是“國父”等,我覺得他們的理論有些東拉西扯,說不清楚;至於政府,他希望維護共產黨的絕對領導,鐵打江山永遠不容別人染指,這是政府很偏愛的一個毛的思想。不同層次的人,理解也不一樣,但是基本上還是抓到了毛思想的一些方面罷。

法廣:今天的毛派都是哪些人?主要來自哪些階層?

徐友漁:就像我們剛才所說,各個階層的人都有。民眾中有很多毛派,他們主要是懷念文化大革命,在實踐中,他們覺得薄熙來在重慶的實踐最好。同時,他們也仇恨富裕的人,仇恨為富不仁的人,仇恨那些濫用特權的官僚,這部分民眾理解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一種民粹主義的平等;學術界覺得毛要引導中國實現一個中國夢,這個中國夢就是中國要強大,要和西方並駕齊驅,甚至要凌駕於他們之上;政府中間的毛派,他們認為既然革命打下了江山,就要千秋萬代繼承下去。各方的側重點不同。

法廣:中國民間各種形式懷念毛澤東的活動其實一直不斷。但是政府對民間的這種懷念熱情一直相對低調,但是,好像現在情況已經不再是這樣。如何理解政府對今年毛澤東冥誕120年紀念活動如此寬容放行的態度?

徐友漁:這也是隨着形勢而變化的。中國人(包括最高領導人的政策和態度)對毛澤東最不感冒的時候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因為那時候文化革命的噩夢剛剛結束,大家對毛的罪過記憶猶新。那時候,不僅談不上歌頌毛,繼承毛,而且批評的聲音更多些。後來,我覺得人們對毛的罪過、對文革的記憶淡忘了一些,但是,當局還是有些舉棋不定,因為,過分宣揚毛不行,他們或者他們的父母在文化革命期間吃了毛的極大的苦頭,所以他們不會那麼心甘情願地去頌揚毛,頌揚過分就等於說當年整他們本人或他們的父母是應該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已經感覺到毛是他們維護自己政權的一面很好的旗幟,是決不能丟棄的。我覺得他們現在越來越傾向於利用毛作為維護一黨執政的工具的作用,他們越來越看重這一點,而文化革命的記憶越來越淡忘,這種趨勢就使得對毛的頌揚越來越多。

法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執政黨對自身合法性的信心越來越不足,需要有毛澤東思想這樣一種旗幟?

徐友漁:對。在改革開放初期,執政黨對自身合法性信心比較足,因為改革開放是一面新的旗幟,而且能夠凝聚民心,贏得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擁護。現在改革開放已經變味,只打這個旗幟,民眾已經不太感冒,因為現在民眾關心的問題和八十年代相比已經不一樣,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麼樣的改革。所以,改革開放作為合法性資源已經明顯不夠。

當然,這與具體的領導人也有關係。有些人偏愛毛澤東,或者他的知識和思想的視野很難走出毛的陰影。我覺得,上面的態度也有很大的示範作用,上面的態度決定着下面歌頌的聲音能夠放到多大。

毛思想回潮已沒有經濟與社會基礎

法廣:剛才我們談到中國民間有一種對毛時代的懷念。毛思想在中國回潮是否有很強的政治與社會基礎?毛思想是否可能重新成勢?在何種程度上應當警惕這種回潮?

徐友漁:社會基礎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說,一個方面我覺得這種政治與社會基礎不強,因為中國已經深深的捲入全球化,與毛澤東時代提倡的閉關鎖國是完全不一樣的;另外一方面,中國已經走上了一條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不可逆轉的改革道路,毛澤東時代批判所謂資本主義那一套已經(行不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毛思想回潮的)社會基礎是很薄弱的。現在唯一可能的一點基礎,就是在中國的高層領導人中,有人借用毛的旗幟,發動一些頌揚毛的活動,他們自以為這樣可以凝聚民心,從這點說,(回潮)可能會有些動力,但實際上社會基礎已經不存在了。

主要還是感情因素,因為人們懷念毛,有些人不清楚毛時代到底有多悲慘,有些人實際上是對現狀不滿,利用毛來攻擊。因為毛髮動文化革命是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就利用毛髮動文革的口號來攻擊特權,攻擊貪污腐敗。這種思想讓人感覺洶湧澎湃的基礎是感情因素,有人眉飛色舞地說毛時代怎麼平等、怎麼去整那些當官者。這些都是虛構的,但大家都願意相信。所以,我覺得這種回潮客觀的基礎是感情因素,不是真正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是否能構成一種威脅?我覺得長期來說不可能,因為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時代還是所謂三個世界,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要搞世界革命;現在,全球一體化的浪潮使大家相互依存,不能像毛時代那樣顛覆一個國家也是理所當然的世界革命行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思想回潮)已經不可能了。但是,如果中國某些最高領導人對世界大形勢認識不清楚,以為用毛的旗幟還能夠凝聚人心、增強其合法性的話,一些小小的回潮在短期內還是可能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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