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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保仲─一位地下教會神父還俗的心路歷程

作者
崔保仲─一位地下教會神父還俗的心路歷程
 

崔保仲,教名約瑟夫。22歲祝聖為中國地下教會神父。2000年代初期來到被稱之為“天主教長女”的法國進修神學。幾年後,對自己在祭壇佈道的內容深感空洞,遂與巴黎大主教談心,得到明示,心情漸趨寧靜,於是到比利時“閉關”。最後脫離教會神職工作,兩年後得到教皇批准,“塵埃落地,離開神壇”。約瑟夫神父中國佈道的過程從一角顯露了鮮為人知的“受難教會”數千萬中國地下教徒的生活。而最終還俗的崔保仲心路歷程也不平凡。其中,同是天主教徒的法蘭西學院院士程抱一對他可謂影響重大。在面對是否背叛上帝的嚴厲詰問時,他說:“如果我繼續在教會渾渾噩噩下去,那才是真正的背叛!”

我們在安琪女士主持的『巴黎自由談』沙龍見到受邀演講的崔保仲。面善,溫和,講話疾徐有致。主持人說,他身上還存有神性,滿座欣然會意。『巴黎自由談』沙龍開啟於1996年,大學生,思想者,藝術家,各路人物,高談闊論。神父出身的,絕無僅有。崔保仲演講的題目:『宗教與自由』。神性與人性,也許從來都是一個神秘而需要悟性的話題。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其實,演講者大約想傳達的是:崔保仲―約瑟夫,約瑟夫―崔保仲前後的轉換聽從的都是一個聲音―良心的聲音。

崔保仲出生在河北保定附近一個幾代人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自述22歲前生活在一個世界 神的世界?22歲之後進入社會―人的世界?出生後不久受洗,五歲起祈禱。十幾歲聽神父講課,始知“人的一生應奉獻給上帝”。曾不顧父母攔阻,離家出走追隨神父。後來,終於在不到16歲時進入保定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嚴格地說,這是一種巡迴式的神學院。迫於當局追查,每隔三四個月轉移一次,從一座村莊搬到另外一座村莊。

沙龍上放映了一部當年法國電視六台拍攝的一部崔保仲和信徒們在修道院修行、生活、學習的影片。片中個個虔誠、樂觀,苦修而不失笑容。影片內容被中國官員知悉後,當地不少人受到牽累。修道院的學生逃跑了,他們寄宿的家庭遭遇了麻煩。說起來崔保仲至今感到內疚。

崔保仲,在修道院經過幾年苦修後,22歲畢業。當時急需神職人員,年輕輕就被地下教會祝聖為神父。那個時代的中國,外界所知有限,其實地下教徒不少。耶穌教會幾個世紀前在中國的播種,星星點點,生生不息,也許在八十年代出現了繁衍的良機。崔保仲成為神父不久就被派到瀋陽、安微等地佈道。然而,這位風塵僕僕,受命傳遞上帝聲音的使者,多年後自動離開了教會神職工作,知情者無不為之震動,這無疑是難以邁出而終於邁出的巨大一步! 這一舉動,至今在常人看來,仍然有許多不可解的因素。記者隨後通過電話採訪了崔保仲,這次訪談就從他在中國地下教會佈道的經歷開始:

法廣:今天回想起來,在中國地下教會做神父的那段生涯,對您意味着什麼,您是在為上帝奉獻?是在為人服務?

崔保仲:從修道院的教育來講,其實兩個都有。教育的時候,是說要奉獻自己。獨身,不結婚,這也是一種奉獻。把自己全部獻給神,獻給教會。但是在具體的工作當中,因為是和信徒一起生活,包括行很多的儀式,做彌撒,給病人,給小孩舉行的儀式等等。跟人接觸的過程,體會得更多的是服務。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在三年之後感到疲勞的一個原因。每天要跟很多人講話,談話,要開導很多很多人。這之間個人也有祈禱,但更喜歡在跟人接觸的過程當中去體會神的存在。把自己關在小屋裡,向上帝禱告的時候,我反而感覺到比較淡。

法廣 :作為神職人員,服務也是對上帝的奉獻和貢獻?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您同時也感覺到一種沉重,是嗎?

崔保仲:對。這種沉重可能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我那時候二十幾歲,可能太年輕了。去管理三四千人,四五千人這樣一個大團體,從管理能力來說是不夠的。另一方面,那時候修道院的教育也相對貧乏,沒有學到太多的東西。工作一段時間以後,講來講去,不知道要講什麼了。經歷了修道院那麼多年封閉式的教育,沒有太多的生活,也不太了解信徒們的家庭生活,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所以後來就覺得精神上很累。就是自己還想給他們,但是不知道給什麼。當時就是這種狀態。

法廣:中國的地下教會,外面所知的很籠統,但至少知道它們存在的情形是很不容易的。您是地下教會的一位神父。您能簡述一下您所親身經歷的地下教會的生活,這種生活應該是有很大的風險吧?就是說神職人員經常冒着被抓被判刑的危險?

崔保仲:在八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末這段時間,都有很多風險。那個時候,我聽過,我也見過很多人曾經被抓過,被關過。甚至被判過。在進修道院之前,基本上,神父都會提前給我們講這些事情,就像打預防針一樣。讓你提前做好心理準備。但是那時年輕氣盛,越是有危險,越是有一種想歷險的心情。就是想去,因為之前在家裡畢竟生活得很平淡。我自己從來沒有被關過,那時候也沒有真正體味到到底被關進去是什麼滋味。但是我聽到有進去過的經歷的人的講述,真的不想再進去第二次。他們內心的那種恐懼,那麼強大,那麼沉重,我能夠深深地體會到。

法廣:22歲,就擔當了神父的重任,被派到瀋陽安微。當時在瀋陽安徽等地佈道的時候,有時場面很大,信徒很多,很難想象能夠一直秘密地進行佈道?

崔保仲:瀋陽場面不大,基本上一兩百人最多。其實,當時不少情況下是取決於地下教會和官方教會的關係好壞。瀋陽當時地上地下教會的關係不是那麼差,當時瀋陽的大主教在一定程度上也允許我們做。瀋陽只有一個官方主教。地下教會是沒有主教的。我們去了後也只是幫忙,照顧那些信徒。因此我幾乎沒有遭遇過被舉報這些事情。在安徽的時候,基本上也沒有遇到麻煩。安徽也沒有多少地上地下教會的衝突。地上地下的衝突,主要是在河北福建一帶比較嚴重。在安徽佈道時,經常是幾千人的場面,我們佈道的那個地方離派出所很近。佈道時組織者在外面布置崗哨觀察,看到有穿制服的,有陌生人過來就會提前通知裡面。到時候就想辦法離開。基本上就是這種狀態。

法廣:您還在修道院學習的時候,法國電視六台曾採訪過你們。後來這部片子播出後,被中國方面知道了。你們神職人員趕緊轉移了地方,但是當地好多人因此受到很嚴酷的待遇?

崔保仲:對。這個我只是後來聽說的,我離開以後,再也沒有回去那個地方。一些知道情況的人後來給我講發生的事情。我們那時住過的一些家庭,尤其是一位老媽媽,大年三十被抓了。其他人被抓去訊問後就放回去了,這位老媽媽性格很剛強,不願配合,結果她被關押了六個月。我後來見到一個當時一起在修道院學習的同學,我們都感到特別內疚。這種事情是我們引起來的,但我們卻跑了。

法廣:中國地下教會現在的情形有否改善,據您了解,做彌撒的信徒和神職人員,他們還會冒着時時受到干擾,受到警方抓捕的危險嗎?

崔保仲:據我所知,現在基本上是公開或者半公開的。他們基本上有固定的場所學習,很少像我們以前那樣搬來搬去。從零三年之後,據說有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法廣:但是我們在這裡仍然聽到不少家庭教會的成員被抓,被捕的事情,我們經常能夠聽到這些消息?

崔保仲:我後來聽說有些主教被軟禁的,被帶去說話的,一直有聽說。但是對於小的,比較不太出名的,好像後來基本上管得比較少了。

法廣:您為什麼要來法國,您當時作出這個決定,是為了進入神學院進修,是為了到法國教會工作,是為了在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尋求什麼,或者是一種內心的需要?

崔保仲:那時候其實對法國沒有什麼概念。我們修道院的學習很封閉,教會其實也是很封閉的。後來有法國人去了中國,就有了一些接觸。再一個就是學習神學的時候,知道法國歷史上有很多聖人,我們說法國是教會的長女。其實,當時沒有多少選擇,或者去法國,或者去意大利,或者去西班牙。後來碰到一個當時在中國的法國朋友,就來到了法國。我出來一方面是想看看西方的教會。那時候我還想,到了法國後,法國離意大利,離西班牙,離梵蒂岡都不遠,到其中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

法廣:很有意思的就是您來到巴黎後,一邊在神學院學習,一邊在教會佈道,一邊幫助從中國來的教會人員的時候,漸漸的,您卻開始了反思。您對教會,或者對上帝的認知發生轉變也是在這個時候。這種契機是怎麼出現的?

崔保仲:這主要是因為學習的時候有一門課程:分析人類行為。這一理論把人類行為跟動物行為作了一個區分:動物靠本能,吃飯、睡覺,捕食,因本能的需要去做這些動作,沒有太多個人的自主意識。而人作為一個高級動物,相對來說,對於主要做的事情,主要實施的行為,有一個目的性,對這個目的性有一個認知。認知以後,還想去做,這個時候,他有一個自由意志在裡面。當時,我就是通過對人類行為的分析,開始反思自己:我作為一個人,我之前所做的那麼多的決定,然後做了那麼多事情,到底是不是我自己做的?還是我只是在環境當中,隨波逐流,被環境架着,拖着,推着,一直就這樣生活着?我做了一個徹底的反思。後來發現,包括剛才我們前面提到的在中國教會服務的時候,後來覺得勞苦勞累,甚至內心的空虛等等情形,發現自己其實並不很適合祭壇上佈道,更願意踏踏實實過一個普通人,一個凡人的生活。然後就經歷了剛才您談到的“閉關”,之前還跟一些有經驗的神父,主教交流,請教他們。

法廣: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您的心理鬥爭還是很複雜的?您能不能給我們簡單地介紹一下,包括您跟巴黎大主教的談話,您是懷着什麼樣的心情去請教的 ,去跟他們交流的?

崔保仲:天主教一旦祝聖為神父之後,這是一個一輩子的事情,這是一個永久的印記。而且,從神學上講,這是我從小就接受的一個教育,包括洗禮,受完洗後,你一輩子都是一個基督徒。當時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發現了自己不適合這個位置,但是我好像又不能離開,我已經被綁在這上面了。所以內心非常痛苦,非常糾結。有時在祭壇上舉行彌撒,佈道的時候,非常非常的痛苦。覺得不想做,不願意做,但是又強迫自己去做這件事情。後來就請教巴黎大主教,傾吐我的內心,包括自己以前的經歷,講述我內心的一些歷程。最後,就是大主教給我講,一定要忠實自己的內心。神學上講,良心是上帝的對人發出聲音的一個聖所,一個最神聖的地方。當然人的良心可能會犯錯,但是即使良心會犯錯,人還是要聽從自己良心的聲音。他當時給我重複這句話。而且他引用聖經上另外一句話,就是耶穌講的: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說:如果神是真理的話, 那我們每一個人更應該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

法廣:聽從個人的內心,聽從良心發出的聲音,這句話好像又有從神性回到人性的意味?

崔保仲:關於人和神,西方人把神放在對面去看,是另外一個。但是我後來覺得,我可能也是受東方哲學的影響,我覺得神應該在人內心,在內在,所以我到內心去尋找神。當我在內心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聽到這個真理的時候,我覺得這就是神的聲音。

法廣:可以說,這位大主教的這番談話對您下決心作出一個最後的決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崔保仲:非常重要。他後來就跟我說,不管我做什麼決定,是繼續做神父,或者還俗,去結婚,他都支持。

法廣:然後您就決定去比利時一座修道院再去思考一番,就是前面提到的“閉關”,後來就“神志清明”,平靜了?您前面提到,您後來在祭壇上佈道的時候,感覺到自己講的都有點空洞。對自己不滿意,這是到了法國多久以後?

崔保仲:這個過程當時差不多有兩三年時間,挺長的。大概是在零五年,我零二年到了法國。三年之後,我開始有了這種感受。到了零七年,差不多又快過了三年的時候,才做了一個徹底的決定。我那時候跟家人,跟父母商量這件事情,他們都不能接受我這樣做。這畢竟還是有一點類似像通常所說的醜聞一樣。就是你做神父,現在又要還俗,在天主教裡面,在傳統意義上講,都很嚴重。那天在沙龍上有一位先生提到“背叛”這個詞:當時祝聖成為神父的時候,這是對上帝的一個許諾。現在背叛這樣一個許諾,就好像是對上帝的背叛。但是我的想法是很清楚的。或許我承認這是一種形式上的背叛,但是對我內心,對上帝,我是絕對沒有背叛。反而我覺得是一種堅持。如果我繼續渾渾噩噩地在教會裡面混日子,我覺得那才是一種真正的背叛。那種生活是我所不想要的。

法廣:您在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上帝在您的心中始終是存在的?您還是認為有上帝?您的上帝和基督教所說的 上帝是一致的?

崔保仲:我覺得可能很難定義。如果你從神學的意義上講,我可能多了一些中國哲學的一些元素吧。因為對於每個信徒來講,他對於上帝的理解,都是跟自己所接觸的文化背景有關。如果從知識上,從神學上講,我當然對於西方的上帝的概念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但是從個人情感上講,我是帶有很濃重的東方哲學的色彩,包括對天、地、人的理解,可能和西方的這種基督教神學對上帝觀念的理解都不一樣。我覺得應該是更豐富。

法廣:那麼您從比利時閉關回來,您的內心就徹底平靜了下來,然後您就作出一個重大的決定?然後很快辭去了神職?

崔保仲:我是差不多做完一個學年,零七年的時候離開的。差不多很快,因為當時工作畢竟是一個學年一個學年的,我當時負責巴黎五區一所中學的學生的宗教課程。我把課上完,一直到六月份之後。我記得我是五月份做的這樣一個閉關,以後再也沒有繼續接下面的工作。

法廣:但是辭去神職,必須要得到教皇的批准,要有一個正式的申請,得到梵蒂岡的正式簽署,才算正式終結了神父的職務?

崔保仲:對我自己來說,在我做出決定的那天開始,我就不在教堂里行使任何的職務了。包括佈道,做彌撒。但是另一方面,比方說可以結婚,這就需要教皇的一個許可。這個過程申請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因為梵蒂岡普遍的規則是,對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一些的神父想還俗的話,盡量拖一拖,看看是不是還有轉機。對於四十歲以上,或者已經結婚,有了小孩這種,基本上馬上就會批准。我當時拖得比較久,因為我當時比較年輕,再一個原因我是單身,我一個人出來的,不是因為有情感的因素或其他的問題。後來還是給我批了。

法廣:雖然您現在離開了教會,您已不是神父,您還是一位教徒嗎,你還是一位信徒嗎?您還相信上帝?或者您已完全脫離了,和宗教沒有任何關係了?

崔保仲:我明白您的意思。因為我覺得,我從教會這種機制裡面出來,我是要做一個凡人,然後我有自己的一個信仰。這個信仰肯定百分之八九十還是一個基督教的信仰。因為我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在這樣一個家庭裡面成長,所以印記是永遠都丟不了的。即使我去教堂可能不是去得那麼多。但是,從我內心來講,我對基督教的情感是非常深厚的。但從另一方面來講,我願意保持我自己的理性,我希望比較理智地去看待信仰這個問題。其次就是內心變得比較開放,不再只是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那麼我就不能碰觸其他的宗教。對大家講,我可能有一個基督徒這樣一個身份。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基督徒。除此之外,我可能也比較喜歡佛教的一些思想,道教的一些思想。

法廣:現在在脫離了教會的神職以後,如何感知自我,自由,怎麼認識這些問題?您已經找到了它們,確切地有了把握?

保仲:我覺得自我和自由並不是說把自己關起來。比方說,現在的工作,我自己做展覽也好,跟其他朋友一起接觸也好,我之前當神父的一些慣性還是存在的。我經常還是給予,幫很多的人。把心打開。不管我做不做神父,我覺得這是我的一種價值觀,我的一種人生觀。把自己打開,然後真誠地去面對每一個人。但是也盡量可能地不讓自己受到傷害,這也是必須和必要的一點。真誠地去面對每一個人,然後去幫助他們。我覺得生生不息,生命要共享。在我的人生觀裡面,不管是不是神父,不管是不是教徒,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有聯繫的。所以這種生命的共享對我來說很重要。現在我在努力地去朝這個方向發展,怎麼樣能夠去破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讓我們都能夠這樣去心與心交流。

法廣:請給我們簡單地介紹一下您離開教會以後的生活,您在法國這幾年的生活,您的學習和研究?

崔保仲:我離開教會以後首先是去ISIT法國高等翻譯學院學口譯,學費很貴。一年六七千歐。讀了一年以後,負擔不起,就不讀了。當時申請了索邦,一開始申請哲學系,中西哲學比較研究。這是程抱一的女兒安程帶的一個班,結果開學的時候他們才通知我,這個班只有兩個學生報名,抱歉,不能開班。然後只好去了旁邊的巴黎三大報了比較文學這個專業。從M1開始。哲學,我之前是有基礎的,直接申請讀M2,碩士第二年,但文學我基礎不是太深,從三大那面,就從研究生第一年開始讀。不過研究程抱一這件事是我之前就想好的。因為我到了法國之後,他的作品對我幫助很大,所以我就一直想做他的研究。

法廣:他的小說,詩歌,還是他的其它作品對您影響最大?或者是他的作品裡的某種因素對您影響很大?文學的,藝術的,精神的?

崔保仲:主要是他的那種融合。把中西文化,中法兩種語言,包括宗教的融合。而且他也是一個天主教徒。我當時特別好奇,他作為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生活了整整19年,後來到了法國,把法語作為自己的語言去寫作,去表達,後來又受洗。他是怎麼做到這些的?他怎麼能把這些不同的元素,甚至有時會是衝突和矛盾的元素這樣在他身上整合,這樣能夠在他身上和諧地共存。所以我就讀他的書,他的各種著作,他的書我基本上全都讀了。當時對我啟發很大:是,可以這樣,就是達到一定的精神境界以後,可以用法語,把中國文化中的最深邃的一些東西表達出來。所以我覺得,既然他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這一點的。我應該向他學習,也可以融合我身邊的這種差異性,這種語言,文化還有宗教的差異性,然後走出我的一條路出來。

法廣:其實,現在在中國,有好多人把信仰天主教,新教或者信仰其它宗教作為一種形式的追求自由。另外,不少從中國出來的人,到了海外以後,很快地加入了一些宗教團體。而您的情況則很特別,您從小生活中一個天主教家庭,聽神父佈道講學,後來成了神父。再後來您從這個環境走出來,走向一個也許更廣闊的世界。聯繫我剛才提到的這種現象,那麼,您對信仰,對宗教,還有個人對宗教信仰的追求,現在是怎麼認識的?

崔保仲:我覺得信仰,尤其是宗教,大部分宗教,像基督教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猶太教就更久了。伊斯蘭教也是有更久的歷史,佛教也是如此。我覺得就它們的文化價值本身,對人類來講就已經非常重要。這種積累,這種智慧,對我們當代人有很大幫助。但同時我們也知道,尤其是西方的基督教,它是跟政治混雜在一起,裡面有很多政治性的東西。這點在西方已經做到了政教分離,在法國其實分離得很清楚。但是在很多其它地方還是有一種殘留。即使說宗教跟政治分離了,但宗教本身裡面,政治性還是有很多的殘餘。尤其在天主教這種老牌的宗教裡面,政治性是非常強的,包括它的老牌的這種機制。從教會本身來講,它還有好多需要改善的空間。但是,對於一般的信徒來講,尤其對於中國這種物質主義橫行的地方,特別需要一種信仰來啟發,讓人們從物質的束縛裡面,從這種空虛的世界裡面脫離出來。我覺得人需要一些價值觀。因為人是靈性的,需要一種有靈性的生活。如果只是一味地在物質裡面去尋找這種滿足的話,永遠也得不到。永遠也滿足不了。不管是在中國,信基督教是時髦也好,或者其他的什麼原因也好,代表一種現代性也好。如果誠心地去信仰,去傳教,這畢竟是一件好事。這一點,我對於佛教的傳播,也是持有同樣的態度。我覺得任何宗教,老牌的宗教,都有很深的智慧在裡面。只是有一點,人們還是要帶有一點理性,去看這件事情。不能完全地,一味地把自己投進去。因為任何一個宗教,它都是有一個歷史,歷史性在裡面,有一個人文性在裡面,並非一個純粹的一個神秘的東西。所以,保留一個自我,保留一線距離,對每個人都可能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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