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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小龍與陳超探長

作者
裘小龍與陳超探長
 

生活在美國的上海詩人,翻譯家,文學評論家,偵探小說家裘小龍在前來參加第34屆巴黎國際書展之際,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設在巴黎書展的播音間里接受了本台專訪。

法廣:現在回到您的創作,您的陳探長系列小說如此成功,小說背景經常是上海,西方人如此喜歡,這個訣竅到底是什麼?

裘小龍:我覺得這方面,我可能比較幸運。因為現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是越來越多,大家的興趣越來越感濃,這是一個因素;然後呢,我想另外一個可能比較幸運的地方,就是現在寫中國當代的作家也不多;另一個可能,就是用外語在寫作,而且我現在也是經常是在國外,我在國外的時間比在上海的時間更多,這個當然有它的不利的地方。因為畢竟不可能象上海的這些作家每天都生活在那裡,但是反過來說呢,這也給了一種距離,而且也給了一種不同的視角,因為說到底,就象我們在西方生活了這麼多年的,我們的視角肯定也會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或許就象蘇東坡的廬山的詩那樣,你有時候離得太近了,你老在這個裡面,你反而看不清楚。那麼我想,經常能夠跳到這個山外面看,有時倒也反而能夠看得清楚一點,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對我的寫作,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法廣:您書中的背景經常是您的故鄉--上海,裡邊也不乏有您生活過的年代-文革,特別是在《紅旗袍》這本書里,主要是排解鄉愁、還是反思那個時代呢?

裘小龍:兩個因素都有吧!肯定有鄉愁的成份,比如說:我記得我在第一本,最早是無意識的寫了不少關於上海的美食啊、文化啊!後來回想起來,可能真是一種鄉愁,因為在我生活的美國那個城市,很難吃到地道的中國美食,那麼有時寫一寫呢,其實也是一種心理上的累積,一種補償,有點像普魯斯特寫小餅乾(小蛋糕),我想也是一樣的道理。

當然也有反思的成份,比如剛才你提到的《紅旗袍》,就講到文革。我覺得,其實現在中國對文革的反思做得遠遠不夠,包括前兩年、薄熙來的時候,還唱紅歌,這個我都是很擔心的,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應該要把這個文革的教訓,讓更多的人來知道,這絕對是要做的事情。當然每個人的作法可能都不一樣,我可能是在偵探小說裡面,通過回憶把當時文革對人性那種摧殘寫下來。

法廣:
您的偵探小說當中也經常偏重的是社會問題,對這個的考究您的初衷是什麼呢?

裘小龍:其實最早,我沒有想寫偵探小說,我是在寫一本關於中國當代社會的小說,可是我以前是寫詩歌的,所以寫着寫着,就是覺得把他搞一個結構,然後我就想藉著用偵探文學這麼一個結構來講我的故事。

因為現在在西方,也確實有這麼一個偵探文學,尤其在北歐,這麼一個偵探文學的流派,它基本上是社會學,它不僅僅是講這個人是怎麼樣把另一個人殺了,用怎麼樣的辦法;它更加偏重的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文化背景裡面,這個案子發生的,在這個案子的背後,你又能看到什麼樣的社會、文化的背景。我(的寫作)受這個流派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法廣:那您創作的靈感一般從何而來?或是如何取材?

裘小龍:有的是這種娛樂,比如說那本《紅旗袍》,我最初的靈感其實是一張照片。因為我小時候的時候,我曾經,還在文革之前,看到過一張漂亮的照片,一個年輕的媽媽拉着一個孩子的手,說媽媽去那兒,但是沒過了幾年文革就發生了, 不知道怎麼一來,就我們家也(被)抄家了,這張照片(登載的)這本雜誌倒是沒抄走,我倒是看到了這張照片,當時我年紀很小,我估計這個孩子也要倒黴了,這個媽媽也要倒黴了!因為這位媽媽穿着件旗袍,要知道文革一開始的時候,穿旗袍都倒黴,王光美就穿旗袍挨鬥的,是資產階級、腐朽的、就這個東西。所以我,小孩子的腦袋裡就在想,這個孩子會發生是什麼事情,他的媽媽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多年很多年以後,現在旗袍又流行了嗎!在淮海路走,可以看到很多穿旗袍的,我覺得這是種歷史的嘲諷。然後就想,唉,突然一下子就有了這麼一種靈感:我要寫本詩,裡面有這麼一個年輕的媽媽、也有這麼一個孩子,文革當中,他們可能會遭遇到什麼樣的悲劇;甚至在文革以後,那種陰影怎麼又會影響到他們的今天。就很突然的,那天我在淮海路上走,就這麼一個感覺就上來了。

當然它本身也許是一個謀殺案,這是偵探小說沒辦法,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本書,我更加側重的一個社會主題,甚至文革在今天的陰影,我們都要去想。

法廣:您已經寫了近十部偵探小說,部部成功、人人都喜歡,那麼您怕不怕今後重複自己?

裘小龍:這個其實也是我經常問自己的一個問題。一方面,我每一本基本上都試着寫一寫不同的內容,用一種不同的手法。因為我以前學的就是文學專業,可能這方面我比較有利,能夠稍微變一變;另外的一點,可能跟我最初的初衷也有關,因為我是想寫社會的,所以可以說,每一本書除了偵探的細節之外,我都有社會的側重。就是說,這本書比較多的是談到腐敗的問題,另外一本書談到污染的問題,還有剛才談到的文革後遺症的問題,所以每本書我基本上都能有一個不同的側重點,當然還得是一個偵探故事,這樣可能也多少避免了一種雷同的感覺。

法廣:
您本來是個詩人,而且知道您是卞之琳的關門弟子。如今寫起了偵探小說,固然您的偵探小說很有意思,那麼今天創作詩的機會還多嗎?

裘小龍:其實我的探長本人是個詩人,我的小說裡面有不少詩,當然都是以探長的名義一直在寫,也有不少是我把中國古代詩歌翻(譯)到小說里去,這樣一方面作,也是有點中國古代小說傳統,紅樓夢啊、三國演義里詩詞有很多的;不像當代小說里沒有詩歌,古代小說里有詩歌。

另外一個呢,現在要寫詩歌、發表詩歌很難,讓詩歌擁有廣大的讀者更難。你能發表詩歌沒問題,我在美國也發表,詩集發表,詩歌也得獎,但是讀者太少了,只有幾百個人。那我想這也許是個辦法,在比較流行的小說里,去加入詩歌的元素,那麼這樣更多讀者也就可以讀到詩。最早的時候,我美國的編輯挺擔心的:這樣作大家能不能接受,但很奇怪,有不少讀者反映他們喜歡裡面的詩歌,所以現在就OK了,包括法國出版社,不管我在裡面放多少詩歌都用。

法廣:
那您現在手頭有沒有正在創作的小說,或者是您有什麼新的小說的計畫在醞釀?

裘小龍:有,我一個就在醞釀這本書以後的關於陳探長系列的小說;另外,除了這個系列之外,我也創作了一個短篇小說,連續性的短片小說集子,它都是根據上海一個裡弄,一條弄堂里(的事)寫的,但是我的結構是從四九年開始,每年一個故事,其實故事都是獨立的,但是它又能連續起來。我覺得比較有意思,一般講故事總是 有一個意義,想說明什麼問題。但是在中國,把故事排列起來以後,也蠻悲慘的,比如說:這個故事在五十年代很有意義,把它(故事)放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裡去,就一點意義都沒有了,甚至是反面的意義了。比如說:文革時那些年輕的紅衛兵,他本來也應該是一種理想主意、狂熱的(理想主義),他當時覺得是有意義的;但是現在看,這段人生就毫無意義。

所以,我覺得經常是:中國老百姓生活的意義往往是給後面的政治運動變化所決定的。所以我也希望這樣一個集子,一方面用短篇小說來講歷史,因我每個短篇小說之前都有個黑板報,就是這一年發生的大事;一方面也希望以後這樣的政治運動少一點,一般老百姓就是過日子,不要這麼折騰,不停地折騰下去。

法廣:在這第34屆巴黎國際書展上,有上海作家代表團;您是上海人,從美國來。想請您對我們的聽眾想說點什麼?

裘小龍:首先想向中文聽眾問好。因為到巴黎來,我經常見到不少中國的讀者,巴黎有個鳳凰書店,都很熱情,我很高興到這裡來,我也很希望他們喜歡我的書。

我也見到從上海來的一位上海作家,我覺得我們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在講中國的故事、上海的故事,我祝願他們這次在巴黎書展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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