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國人依舊懷念八十年代，他們說那是一個中國罕有的有點光明的年代。然而， 八九六四終結了這一短暫的光明年代。爭取民主，要求懲治貪腐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改革者乃至黨內開明人士遭到毀滅性打擊。萬潤南，當年因創辦四通公司名震四方的民營企業家被官方封為這場民主運動的幕後黑手。從此流亡海外，參與創建民主中國陣線，成為領導人之一。在他流亡快要25周年的時候，北京當局又對一批自由知識分子大打出手，敲響了六四25周年這個痛苦的紀念日即將到來的警鐘。作為海外民運領袖，如何看待六四事件對當下中國的意義？習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前途何在？萬潤南在回顧了八九六四的意義和教訓後提醒大家注意這樣一個詭異的現實：習李正在做的反貪腐行動，恰是八九民運期間，社會各階層的主要訴求。正值此民心可用之時，當局無視法治，極不理智地打壓一些持理性、溫和立場的知識分子。面對這樣的局面，我以為應該“舉起你的右手，支持習近平反貪腐反官倒；舉起你的左手抗議強權，反對他對知識分子的打壓”。
法廣：六四25周年就要到了。在回顧六四，對中國的前程做出展望之前，先請您就中國最近發生的針對一批自由知識分子的刑拘事件發表一點評論。當局抓他們的理由是尋釁滋擾，眾所周知的只是這些人在自己家中舉辦了一個六四研討會。抓他們之前，還抓了著名記者高瑜，抓她的理由是向境外泄漏中央九號文件。您如何解讀當局在六四25周年到來前的這一舉動？
萬潤南：應該說這是倒行逆施，人神共憤，讓所有關注國內事情的人大失所望。八九六四就是青年學生、民間知識分子要求深化政治改革、懲治貪腐、清除官倒，最後遭到了血腥鎮壓。時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就在六四二十五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首先拉開序幕的，又是對民間知識分子的鎮壓。而且用的罪名非常可笑，什麼尋釁滋事、泄漏國家機密？這可以說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人家就是在家裡頭，幾個朋友聚會，對二十五年前發生的那場你們稱之為“風波”的民主運動做一些回顧和探討，這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況且在五年前，六四二十周年的時候，他們也舉辦過類似的活動，那還是在公共場合，在飯店。參加的人也遠比這次多。那次也不過是有關部門找他們談談話而已，而這次居然是刑拘！更惡劣的是，據說當局拿高瑜的兒子來要挾，要她在中央電視台認錯。其實所有的人都明白，這可以說是一個笑話。首先，你共產黨的文件，怎麼就是國家秘密呢？當然你可以標榜你是一黨治國，但這些文件，既不涉及國家機密、也不涉及軍事機密，而僅僅是當局在意識形態方面需要掌控的幾條。既然如此，那麼你就應該讓所有人知道這些東西。讓人們知道哪些內容是共產黨不允許講的。高瑜幫你們傳播這些事情，應該說是在幫你的宣傳機器的忙呀？怎麼傳播共產黨意識形態所要求的東西，就成了泄漏國家機密？非常荒唐。知識分子之間非常平和的討論問題，他們尋誰的釁了，滋誰家的事了？只能說，這兩件事情集中體現了當局的不自信和神經過敏，也反映出當代中國離開一個文明國家的準則有多遠。
法廣：外界不少報道和分析都指出，這些因為討論六四而遭傳喚遭刑拘或者遭威脅的人，都是一些很溫和、理性、對中國未來政治前程思索不已且抱有希望的知識人。比如徐友漁，浦志強、秦暉等人。當局這樣對待他們，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信號？
萬潤南：現在還沒有看到下文。有兩種可能：一是專政機器巨大的慣性，並不代表最高當局的意思，只是一個具體的部門，比如說北京市國保的過激反應。據說是他們受到批評了，於是要有所作為。二就是最高當局的授意和決定。不管是誰的決定，都是一個愚蠢的決定。不合人情，不合天理，有悖民心。我們拭目以待，看他們如何善後處理吧。
法廣：我們今天所談的都離不開20多年前發生的八九六四民主運動。前面提到的遭刑拘的人，包括高瑜，浦志強都是八九六四的直接參與者。六四是一場民眾要求當局政治改革而遭到血腥鎮壓的事件。有人說，這個紀念日快要被人忘記了。其實，中國民間每年都有私底下的小規模紀念。另一方面，從當局的表現看，他們一方面嚴禁提到六四兩個字，一方面事實上卻又在不斷提醒人們，剛才提到的刑拘事件就是最好的一個說明。在六四二十五周年到來之際，您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萬潤南：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歷史轉型真的很艱難，社會進步很緩慢，步子邁得很小，甚至還走了回頭路。現在的政治環境和二十五年前比，和八十年代比，許多人都感覺遠遠不如那個時候。如果說歷史的長河一直是往東流，那麼可以說這二十五年是在倒流。當年八九民運之所以有大規模的群眾的參加，北京的市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都對學運表達了同情和支持，原因之一是學生提出了反貪腐、反官倒的訴求。今天共產黨官員腐敗的程度，跟二十五年前相比，翻了不知道多少番，上了幾層樓，簡直是天文數字。那時候的所謂腐敗分子，以今天的眼光看，幾乎都可以算是清官了。現實就是這樣反諷：當年要反貪腐、反官倒，結果現狀是更腐敗、更官倒。
法廣：您剛才提到當時學生們提出了要民主，要政改的訴求，但在民間引起最大響應的卻是反貪腐，反官倒這些口號？
萬潤南：對。我們回過頭看，這個運動是怎麼起來的，是因為胡耀邦過世。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主張寬鬆寬容，結果被認為是反自由化不力，被老人幫搞下台，在鬱悶中離世。老百姓對他充滿了同情，進而要求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具體的有兩條：一是新聞要講真話，這是要求新聞自由；成立高自聯，希望合法化，不被秋後算賬，這是要求結社自由。但最能打動人心、引起共鳴的，是學生提出了反貪腐、反官倒，要求領導人公布財產，呼籲陽光法案。現在有人認為當年六四學生提出的政治要求很空泛，其實不然。在我看來，很具體：長遠訴求：開黨禁、開報禁；現實訴求：反貪腐、反官倒。今天，我們衡量一個社會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就看當年提出的口號或者訴求落實到什麼程度。如今開黨禁、開報禁，更加遙遙無期。貪腐更加變本加厲，國進民退，貪腐集團化、板塊化，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一堵牆，所以說，這二十五年，是倒退的二十五年，是更加腐敗的二十五年，是利益集團更加貪婪的二十五年，是道德淪喪、社會潰敗的二十五年。
法廣：就是說八九六四以來這二十五年，在官員的貪腐方面，不但沒有得到絲毫遏制，反而變本加厲，更上一層樓。在您看來，誰是最大的責任者呢？
萬潤南：首先是江澤民。江澤民有一句話叫“悶聲發大財”。共產黨領導人的施政理念，經常會用一種下里巴人的表達。毛澤東是“痞子運動”，鄧小平是“黑貓白貓”，江澤民是“悶聲發大財”。 這二十五年來，中國的貪腐變本加厲、越演越烈，就是從江澤民的“悶聲發大財”開始的。可以說江澤民是社會潰敗的始作俑者，是這一輪貪腐之風的源頭。縱容賈慶林貪腐，就是一個顯例。賈慶林是人所共知的墨吏。江澤民重用他，是告訴大家：只要跟着我老江，貪腐沒關係，照樣陞官發財。所以，這二十五年貪腐愈演愈烈，江澤民要承擔第一責任。當然，我的那位老同學也要負第二責任，就是姑息養貪。
法廣：你的老同學胡錦濤上台以後，口頭上也曾把反貪腐作為一件大事來抓，那麼他的責任在哪裡呢？
萬潤南：他的責任在於不敢打大老虎，只拍小蒼蠅。一個陽光法案，幾次三番通不過。可以說他是姑息養貪、貽誤戰機。江的掣肘，固然是一個原因，但胡的不作為，難辭其咎。江“悶聲發大財”在前，胡“不作為”在後，所以習、李一開局，就面臨這麼一個爛攤子。
法廣：我從您的分析感覺出，就是六四時期本已在民間引起強烈反響的反貪腐，反官倒等訴求，過了二十五年後，貪腐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驚人地惡性地膨脹。可是，今天的當權者習近平一上台就提出打老虎，打大老虎。那麼，我們可以說，當年六四提出的東西跟今天所做的，是不是有某種邏輯上的接軌之處？這好像很奇怪？
萬潤南：這個問題提的很有意思。就是說，貪腐這個東西不光是老百姓不滿意，天怒人怨，而且直接危害到共產黨本身統治的合法性。當年學生提出的最能打動老百姓的反貪腐，反官倒，現在，二十五年之後，誰在做這件事情呢？是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有目共睹的是：他們反貪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打大老虎，敢動真格的。也就是說， 當時學生盼望的，老百姓要求的懲治貪腐，他們現在在做呀。要求國退民進，更加市場化，這是李克強在做呀。習和王在做反貪腐的事情，李在做反官倒的事情。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詭異，學生當年的口號變成今天當權者的行動。學生運動再激烈，知識分子再口誅筆伐，貪官是打不倒的。有行動能力的，是習、李、王，因為他們在這個位置上。所以，二十五年後，我們回過頭來看，一方面，出於專制制度的巨大慣性，對知識分子大打出手，對各種社會力量都不給一點空間，而且用的手法相當惡劣。這是強權的一面，我們堅決反對。但同時，他們用實際行動大力度動真格的反貪腐，我們要支持。所以，在六四二十五周年到來之際，我想說，舉起你的右手，支持習近平反貪；舉起你的左手，抗議強權，反對他對知識分子的打壓。一手支持，一手反對。既要有支持也要有反對。現在也有人懷疑，這樣的反貪做法，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現在的辦法，用運動的辦法，用共產黨中紀委調查的辦法，並沒有超出封建皇帝的東廠、西廠、錦衣衛，這只是治標。要解決中國的貪腐問題，必須要在制度上解決問題，這才是治本。但是，治本不可能一步到位。王岐山曾經說：要通過治標來爭取治本的時間。這就是明白話。
法廣：關於治本的問題，我現在想接着您的思路往前走，請您繼續對中國的現狀和未來做一些分析和展望。我們前面談到反貪腐反官倒，談到這些尚未涉及到治本的問題。上次您接受法廣採訪時表示， “習近平可能比任何人更有條件，或者說更有可能來推動中國的這場改革”。我想您這裡指的是政治改革，那麼我想問，您現在還這樣看嗎？
萬潤南：我有點疑惑或者說不確定。怎麼講呢？我當時是說，他有這種可能，他有這個能力，他有這個機會，但不等於他有這個想法，或者說他有這個魄力。關鍵是要做一件事情，你首先自己要有一個願望，要有一個願景。我上次也給你講了，從目前看到的所有跡象來看，沒有看到習近平有這種意向。他在反貪，也在支持市場化的深入。但是他這是從維護共產黨權力這個角度來做的。他也清楚，如果再不反，這個黨，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可以說蕩然無存了。原來深圳市委的一個書記，共產黨的一位老幹部說，現在這種制度連鬼都得腐敗。連鮑彤都說，如果現在他還當官，也一定是貪官。因為你不貪，你就立不住腳，就會被這個體制排斥在外，所以你必須同流合污。現在，一方面是民不聊生，一方面也是官不聊生。為什麼呢？張維迎說，現在當官的有特權，但沒有人權。要當一個官，都要有一個價碼，要行賄。而且，法外有法，幫規家法，叫雙規，說把你拿下就把你拿下。中國的吏治腐敗到這種程度，堪稱登峰造極了。現在看，希望習近平改變專制制度，看來他沒有這個想法。但是，把一個貪污腐敗的專制變成一個清廉的專制，這是他正在做的。比方說，雍正也是一個封建皇帝，但是他整頓吏治，抓貪官，最後吏治清廉的程度也能達到一定的水平。我想習近平能做的也就是這一點。期望他能夠完成中國社會的轉型，從治標開始到治本，建立起法制，我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我還要講，雖然不抱希望，但我們還是要往那個方向推。為什麼呢，一個社會的進步，不光是統治者的意志，還有廣大群眾的意志，民心的力量。我們看得很清楚，習近平反貪，最後不可能改變共產黨這種一黨專政的獨裁製度，但形勢比人強，我們努力推，往這個方向走，有沒有可能？不樂觀，盡人事，聽天命吧。
法廣：您的分析很精闢，但也多少可能會讓人感到悲觀。就是說，在反貪這方面，或者形勢迫使，或者為了挽救共產黨自身的權力，習近平可能會盡量地去做。但是要指望他去治本，或者指望他去完成中國的轉型，這個可能性不大。我們上次也談到過，他有沒有可能成為蔣經國那樣的強人的苗頭，就是說像蔣經國晚年那樣，在最後的關頭開放黨禁報禁。現在，像蔣經國那樣成為一個強人，習可能已經做到了，但是讓他去解除黨禁報禁，這個期待過高了？
萬潤南：解除黨禁報禁，我認為在他這一任裡頭很難。我這樣講吧，中國社會的進步真得很緩慢。我們曾經有很多要求，二十五年前就已經非常明確提出。比如陽光法案，比方說新聞自由，要立法，比方說反貪腐。結果二十五年過去了，非但沒有進展，反而更加腐敗，新聞控制更加嚴格。現在人的自由跟八十年代沒法比，那時候相當寬鬆和自由。現在當局不給知識分子任何的自由和空間，當你傳播黨的文件，他說你泄密；人家在自己家討論問題，他說你尋釁滋事。這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完全莫須有，非常過分。這個政權剛性太大，不給民間留一點空間和餘地。習近平最近引用老子的話說，治大國如烹小鮮。如烹小鮮就是說要非常講究火候，非常講究程序，不能夠瞎折騰，你現在是亂折騰，硬折騰。那麼，這個魚那還不爛啊。顯然這不是治國之道。但我還要講另外一層意思，就是倒過來，民間也要給當局留出空間和餘地。
法廣：您剛才談到習近平想把反貪做徹底，但不要指望他去治本。民間要起來推動社會進步，可是現在您卻說民間也要給當局留出空間，這個提法好像不太好理解？
萬潤南：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中國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容易，真做更不容易。習現在反貪腐，反官倒，實際上他會遇到很大風險和很大的阻力。因為這二十五年，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他們盤根錯節，像一堵牆擋住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現在只能說這個牆開始鬆動了。然而，那些既得利益集團對於習李反貪腐的“新政”的反撲還沒有真正開始。這個較量將會非常激烈。因為這關係到那麼多人的巨大利益，甚至他們的身家性命，他們怎麼能容忍輕易給剝奪掉。所以，對習李來說，他們的主要對手或者說主要障礙，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團。周永康也好，其他的所謂大老虎也好，沒有一個不是江的跟班舊臣，都是唯江的馬首是瞻。這些人受到衝擊不可能沒有反彈，不可能沒有較量。所以我為什麼講要給習李留出空間，就是說，他們在做這個事情，民間也要理解他們面臨的這種風險，要更耐心一點，給他們也留出空間。
法廣：但是，作為民運領袖，您一直對民運有着很大的影響，您現在說民間要給他們空間，就是說要給當局，要給掌權者留出空間。有些人會反問，他們已經掌握了那麼大的權力，我們民間說一點話，自由知識分子做一點表態，他們都要進行這麼嚴厲的控制和打壓，採取的手法那麼惡劣。到底是誰應該給誰留出空間的問題？他們首先得讓我們生存下去吧？
萬潤南：這個是對的。但是要考慮到一個歷史的教訓。現在有不少人講，如果當年胡耀邦不下台會多麼好，但是因為八七年的學運，老人幫藉機把胡耀邦拉下來了；也有人這樣講，如果趙紫陽能夠繼續他的政改設想會多麼好，但是八九年的學運，不僅趙紫陽下了台，一大批改革派的中堅力量，包括一些在共產黨內部的開明力量，幾乎全軍覆沒。這是一個歷史教訓。有人現在喊，改革已死，等待我們的只是暴力革命了。我說這就不是給習李留有餘地的說法。為什麼呢？改革沒有死，把現在的利益集團已經剛化、板塊化的格局打破，懲治貪官，打大老虎，這就是改革。八九年不就是提出了這些口號嗎？不要說改革已死，應該說改革正在進行。我講我們舉起右手支持習近平，為什麼是右手，右手更有力量些，反貪腐反官倒要更有力量些；舉起你的左手，抗議強權，反對習近平對知識分子的打壓，因為你不給民間留空間，實際上也是不給自己留餘地。
法廣：你的意思是，更殘酷的較量要開始了？如果習近平在反貪中途被利益集團推下去了，人們會不會像當年那樣後悔？
萬潤南：我想說的是，他們如果要反撲，不可能說自己沒有貪污，因為這是鐵證如山。他們的反撲只可能在政治上下手。他們可能會指習近平縱容自由化，對知識分子軟弱。如果我們完全從一個很善意的角度看，前面提到的對知識分子和民間人士的打壓可能是為了向貪官下手時候的一種保護性的反應，這也是汲取了胡和趙的教訓。請注意一個跡象：他們一方面打壓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但使用的罪名很可笑：尋釁滋事，刑拘也還沒有下文。我估計六四二十五周年是一個敏感時期，所以我們要拭目以待，看他們的下文。如果真把給這些人重判了，那就是說絕對地沒有指望了，說明他們完全漠視民意。我注意到一點，比如說“五四”那天，習到北大去，拉着老教授湯一介的手，湯一介就是當年上書的一個自由派知識分子。如果善意地去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樣做可能是不要給那些會給他們造成干擾的利益集團留下話把口實。另一個可能是專制機器的巨大慣性，也許並不是最高當局的本意，也可能是有關部門揣摩上意的蠢行。胡也好，趙也好，都被說成是一手硬，一手軟，所以下了台。或許現在習是想表現出兩手硬。反貪腐這一手很硬，對知識分子打壓的這一手也很硬。不給那些想反攻他們的利益集團以任何口實，這是一種解讀。但是，說到底，社會進步要靠權力與社會要求相一致，當權者完全漠視社會的感覺和聲音，不可能有真正的進步。當局必須學會和社會互動，這個社會有彈性，才會有建設性的互相讓步。
法廣：你的分析是說，民間給當局留一點空間，最後為民間爭取到更大的空間？現在讓我們再回到六四的話題。和二十五年前比，應該說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種巨大的變化。用您的話說，就是倒退得很厲害。民心壞了。無論如何，中國已進入到全球化網絡化的時代。那麼，在您看來，六四對今天的中國的意義是什麼？八九六四的精神遺產或者局限是什麼？
萬潤南：我想這些自由派知識份子的聚會非常有意義。這表明民心沒有死。之所以還有這些活動，說明我們對將來還抱有希望。六四當年提出的要求深化政治改革，要求建立起一種制度，要求反腐，反官倒，就是說這個要求仍在。儘管一批又一批地被抓，但是薪火相傳，火種不會絕滅。這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大無畏精神，表現了他們的骨氣，表現了這種精神的傳承。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還應汲取的教訓是什麼？八九年的時候，我們不給當時當權的改革派一點時間和空間，最後遭致一個完全相反的結果。這應該是一個教訓。今天，在六四二十五年的時候，這個教訓的現實意義在哪裡呢？就是對當局反腐反貪我們要明確支持，他們在做當年六四時學生提出來的這些要求，這些當年打動民心的要求。有人想不通：因為毛澤東的文革搞得天怒人怨，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最後胡耀邦出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他就得到擁護、就得到了某種合法性。現在，搞成了這麼一個貪腐局面，習近平出來反貪腐，又取得了某種合法性？但歷史就是這樣。為什麼呢，設想一下，如果習近平不反貪，或者這次反貪不成功，對中國社會將是一個更大的災難。那些既得利益集團就更加剛化，更加不可動搖。而且，如果習都不能動搖這樣一個利益集團，指望後任者來撼動就更難了。所以這個較量是生死的較量，我們千萬不要又像二十五年前後悔的那樣，以理想主義代替政治上的現實考量，結果使得反腐受到挫折。那樣的話，中國社會將是一個更大的倒退。這一點，我相信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會同意。與二十五年前相比，他們更成熟更理性了。
法廣：八九六四以血腥鎮壓告終。現在有不少人，包括當時那場運動的一些親歷者，他們也許很難去做這種分析。他們覺得這是當局鎮壓了我們。當時，就有知識分子動員學生回到校園繼續進行民運，也許這樣做的話，最後能把改革派保下來，能把改革延續下去。但是也有另外的人，他們會去那樣想：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合法的，最後是你們鎮壓了我們，我們不指望你們做什麼。他們不願去區分共產黨內部的力量，他們覺得共產黨的政權是一個整體？
萬潤南：我以為，我們很難離開社會的整體架構，利用你一己的力量去改變這個社會，你必須和這個社會的各種力量結合起來才能改變這個社會。這種力量就包括當權派裡頭的改革者。當權派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有保守派，就有改革派；有腐敗勢力，就有健康力量。二十五年前，胡耀邦、趙紫陽、閻明復、朱厚澤是改革派和體制內的健康力量；今天，體制內也有改革派和健康力量。一切都是相對的。我記得八九六四時，閻明復跟學生對話的時候幾乎是含着眼淚說：請你們給改革派一點時間。給一點時間，也就是給一點空間，那麼結果就會很不一樣。在這個問題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假如最後，習李王他們反腐敗功敗垂成，會是什麼結果？對目前的政治局勢，有一個觀察點：就是王岐山的政治命運。那些利益集團現在的目標主要針對的是王岐山。他們大概動不了習近平了，但會搞所謂清君側。如果王岐山成了犧牲品，那等於說這一場反腐基本上壽終正寢，以失敗告終。所以這是一個大局。中國現在腐敗到這種程度，利益集團貪婪到這種程度，已經形成社會進步的巨大障礙。習李王要搬掉這塊大石頭，他們在做這件事情，理所當然需要一點耐心，來觀察後果。另外，習也不可能成為獨裁者。因為任期最多十年，這是一個硬約束。如果說共產黨這二十五年來也有進步，進步在哪裡呢？就是說權力的更迭按既定程序和平轉移了。不再需要全國人民都在等一個獨裁者的死。像毛那個時候，結果搞得天怒人怨。鄧小平痛定思痛，下決心廢除終身制。經歷江、胡兩代，才把這個制度穩定下來。這二十五年，政治改革就走了這麼一小步。
還有一點小小的進步，就是裸退，是胡錦濤做的。江時代，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巨大問題，貪腐成風，但是最後，雖然他心不甘情不願，做完規定的任期，還是把班交了，但不完全交權，還要死皮賴臉地干政。胡錦濤任期結束後絕不幹政，放手讓後人干。我曾經稱讚他是“立德”，意義非凡。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社會的進步真的很緩慢，而且代價非常大。
再說一點樂觀的看法，今後，估計習近平及其後任也很難去改變這種已經形成的格局：就是說十年後必須交而且要徹底交權。如果這樣，就算還是這麼一個專制，也會比過去好得多。設想一下，當然歷史沒有如果，如果共產黨從四九年開始就實行這種制度，雖然還是一黨獨裁，領袖專政，但是他只有十年，有一個時間限制，情況就會很不一樣。如果四九年到五九年十年，毛澤東專政，從五九年到六九年是劉少奇專政，從六九年到七九年是鄧小平專政，從七九年到八九年是胡耀邦、趙紫陽專政，八九年以後是江胡，跟現在就接上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社會比今天會好得多。起碼不會有1959年之後三年的大饑荒，不會有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會有1989年的流血鎮壓。所以，樂觀一點講，時間比什麼都強，中國社會進步很緩慢，但只要沒有大動亂，一切都還有機會。如果指望習近平學蔣經國，能夠開黨禁，開報禁，完成社會制度的轉型，可能期望過高了。最多，習近平也就能做半個蔣經國。蔣經國的前半生做兩件事：反貪打老虎，鎮壓民主運動搞白色恐怖；後半生蔣經國也做了兩件事：搞十大建設，開黨禁開報禁。如果習李這一代，能抑制貪腐，能推動市場化的深入，建立起一個相對清廉的吏治制度，那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就算對得起歷史了。簡單地說，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歷史潮流是擋不住的，是迂迴曲折的，是需要時間的，我們有耐心，也等得起。因為時間也好，歷史也好，肯定在我們這一邊。
法廣：關於平反六四問題，您如何看？
萬潤南：關於六四平反，我以前說過，六四這件事，對他們而言，不是一個包袱，而是一個資源。如果他們足夠聰明的話，要善用這個資源。反貪腐、反官倒，不就是在八九年就得到巨大的民意支持的口號嗎？你們做的，不就是八九年學生提出來的那些事情嗎？一邊在做着人家當年提出的事情，一邊又不給學生們平反。還有一個觀點，就是說在人們的心裡，全世界所有有良知，有頭腦，不是吃了迷魂藥的人都明白，六四早就平反了。當年的所謂的鎮壓學運的“共和國衛士”，他們敢出來露個臉、發個聲嗎？李鵬、陳希同都要爭着撇清自己和六四的關係。互相推諉這麼一個“豐功偉績”，這麼一個“巨大的功勞”，不是很可笑嗎？習、李、王現在進行反貪腐，就是對八九六四的最大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