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1989年，當時年僅23歲的中央戲劇學院學生王龍蒙因參加“天安門”民主運動流亡海外。如今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年近半百的王龍蒙依然執著地追求着“民主中國”的夢想。本次“六四”特別節目，本台請王龍蒙談談他對二十五周年即將來臨的個人感受。
法廣：二十五年後還有哪些讓您難以忘懷的記憶呢？
王龍蒙：“天安門事件25周年了，當然有很多讓人難以忘懷的印象，就像圖片那樣一張一張地在我面前閃過。因為做藝術的緣故，我的思維經常會用圖像來連接。比方說，我頭腦里想到第一幅圖案就是青春熱血的大學生，在上課、在絕食、在罷課、在遊行。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為老百姓情願，為中國的民主憲政制度絕食努力。還有就是在絕食過程中，我的同學朋友們年青的笑臉，對國家、對民族的真正態度，組成一幅幅畫面。對當時一些同學的印象時時刻刻地在我面前就像電視畫面那樣閃過。其中讓我最難受的、最令我不可忘懷的是兩位參加了絕食的同學，在‘六四’後自殺了。他們倆的畫面幾乎伴隨了我25年。老實講，堅持‘六四’理念很難。在國外缺乏資源的情況下，沒有放棄的原因就是我始終覺得有為這些朋友伸冤的責任，為那些死去的人們守住道德和良心的底線，包括為我自己。還有就是當時的場景：天空中流彈在飛，坦克車，以及廣場上的火焰。後來就是逃亡，以及在逃亡過程中的艱辛。還有，當看到通緝令上有自己名字和熟悉朋友名字時的驚恐，還有就是逃亡成功後，面對自由的藍天和台灣所享有的、讓人比較難以理解的，但令人羨慕的自由民主制度.....，接下來就是漫漫的流亡生涯直到今天。隨着時間的推移，以前一起參加“六四”的朋友們，老人家‘走’了，而一些年輕也同我一樣進入了中年。這種印象有時會有些艱難，但還有一些堅持下去的勇氣。”
法廣：請問25年前，您那時年齡多大呢？
王龍蒙：“我當年是23歲，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中戲’那年參加的人很多，包括現在在國內的王茂偉等人仍在堅持。還有北京那位市民、工人苗德順，至今仍在牢里，為六四守着道德良心的底線，並一直在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努力，我在很多場合呼籲過營救他。”
法廣：陳一咨在25周年即將來臨前去世了，能否介紹一下您所了解的陳一咨呢？
王龍蒙：“陳一咨大哥幾天前過世了，而且正好是在胡耀邦忌日的同一天。泯泯之中，殊歸同途。我既叫陳一咨‘先生’，也叫他‘大哥’。因為他既是我的精神導師，也是我生活中的‘大哥’。他年齡比我大很多，但他讓我叫他‘大哥’。他說，咱們之間不要有太多分界線，就叫‘大哥’好了。在我的成長道路上，他幫了我很多。我個人對他的感情是‘亦師亦友’，是小弟對大哥的感情。他在八十年代對推動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所以說，國內和國外的網絡報紙最近都這樣稱：胡耀邦先生和趙紫陽先生是改革旗手，而陳一咨先生和嚴家其先生是改革推手。這幾個人對中國的民主化轉型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他的最大貢獻是把中國當時的一大批精英都召集到了他的麾下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做貢獻。六四之後，他曾領導的機構在重壓之下被拆毀了，大部分人也都被迫流亡了,但陳一咨大哥當時也有很多重要謀士或知識精英留在了國內，而且在一些研究崗位上做出了重大貢獻。一些人的名字不方便提，他們現在仍在做貢獻。所以說，陳一咨大哥雖然人走了，但他的精神仍在影響其他人。”
法廣：您是不是已經二十五年沒有能夠返回中國了？
王龍蒙：“對啊！二十五年可是四分之一的世紀。想着想着頭髮都白了。來的時候年僅23歲，現在則已快近五十了。信心還有，激情也在燃燒，但有時也覺得是蹉跎歲月。看着流亡的中國精英們一個個的逝去，心裡很悲哀......。在中國曆朝歷代里，對中國優秀知識份子最殘酷的，也莫過於當朝當代了。另外，在流亡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重要東西，其中一點是趙紫陽原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顧問嚴家其老師曾親口和我說，我們是流亡者，不是移民，我們都拿着難民旅行證。因為，既然我們選擇了為這個國家做貢獻，我們就會從良心上，從法理上做到底。既然選擇了遠方，就應該風雨兼程。這句話就算是對陳一咨大哥的追思，對嚴家其老師的敬仰吧。”
法廣：這是否指你們現在依然保持着中國國籍？
王龍蒙：“對！基本上我們現在都是難民身份，算是無國籍者。但在簽發旅行證件時，仍然認定我們是中國國籍，但我們沒有中國護照。拿着這種證件，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麻煩。因為，有效期只有兩年，每次更換都需等上半年時間。這就是說，需要用時很快就到期了，所以經常會影響到活動空間。以我的證件為例，我不能去中國周邊國家。因為，如果我去的話，會對外交關係造成影響。所以說，我們旅行非常的不方便。當然如果我拿了法國國籍，仍然有可能回不了中國，因為在黑名單上。中國政府會要求寫悔過書、保證書。我覺得不能寫。陳一咨大哥最後兩年病情嚴重，只有國內中藥才可以治療時，想回國看病也被要求寫保證書，保證不可以干這，不可以干那。想象看，現在都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了，我們是世界公民，但我們沒有公民的權利。我要做啥、不做啥、甚至想啥都沒有權利。這對我們確實是一種非常大的侮辱。但有一種精神支持着我們，就是那種‘士大夫’精神，為國為民，為江山社稷盡心儘力，遵守諾言，繼續奮鬥。”
法廣：如果要回去就得寫悔過書？
王龍蒙：“對！不僅有悔過書，還有保證書。保證不見敏感的人，不見記者，不去做任何他們認為有傷中國體面或中國政體的事情。比如，要見一位曾經參加過‘六四’的老朋友，肯定會受阻攔。如果見記者，估計即使不阻攔我們，也會對記者施加壓力。總之，在目前情況下回國，對我們而言仍然是一個夢想。當然，也有很多人已經回去過了。回去的人里，有些是被逼的，有些接受了條件，還有些是年弱體衰回去養老治病，我們都理解。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好惡和價值觀我們心裡是明白的，只不過對外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比方說，我認識一位得到血癌的老先生，讓他在外治病很不人道，也治不好，化療沒用，必須回國。我覺得中國政府應該給自己貼金，歡迎他們回國，因為他們都是真正的愛國者。”
法廣：能否談一下促使您25年沒有改變志向的，但已自殺的那兩位親近朋友？
王龍蒙：“剛才談到了我對‘六四’堅持的原因。就個人而言，我拿得起放得下。可是，在我心靈深處，我有一個諾言，一份責任感。因為我曾是‘天安門絕食團’的一員。當時，我們曾宣誓，要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奮鬥終身。我們曾舉着拳頭，對着心口發誓。一定要堅持到底。這兩位同學當時和我一起絕食。第一位是當時西文系準備留校的女同學，來自武漢的韋武民。在絕食期間，她母親也到絕食地點照顧她從小一個人拉扯大的獨生女兒。她在‘六四’幾天後不久自殺了，迎着飛馳而來的火車自殺了。另一位同學叫齊力。齊力讀大學時，很照顧我。是我拉着他去參加學運的。他在六四後的冬至，在家中廁所里上吊自殺。我是在幾年後，原班主任來巴黎時才得知齊力死訊的。利用今年二十五周年之際，我想藉著你們的電台，向我的這兩位同學，向包括丁子霖女士孩子在內的所有六四死難者獻上愛絲。也借你們的電波獻上我對陳一咨大哥的追思。”
以上是王龍蒙談他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的個人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