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將至，25年的時間裡，已經有幾代人成長起來，由於對歷史的封鎖，一些90後，以及21世紀出生的人可能對六四幾乎一無所知，但是六四25年過去了，當年六四事件的參與者、受害者以及無意中目睹了當年慘案的人對這段歷史還記憶猶新，本次節目就請四位不同經歷的人講述他們的故事，也算是對這段歷史的“為了忘卻的紀念”。
呂京華當年曾經是一名普通的工人，當年因為同情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而將加入到支持他們的行列中，最後成為動運領袖之一和廣場上原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成員，在六四以後，因遭到通緝而流亡，與當時只有一歲的女兒天各一方。
呂京花：我在天安門廣場上加入了工人自治聯合會。因為那裡邊的女人不是很多，所以有一個女人出現的時候就顯得相對很明顯。我們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的西邊有一個帳篷，比較隱蔽一些，我們想搭一個棚子，但是這個棚子不是一時半會能搭起來的，但是廣播必須有聲音，所以就搭了一個桌子，有機器開始響，我就開始念來自各地的稿件，也念工人的章程和宣言以及各地收集的信息。那時候，我們的聽眾在天安門廣場上圍得一層一層的，上千人等着聽。
後來到六月四號凌晨的時候，開始有一輛裝甲車進入了天安門廣場，半路上就被街上的障礙給阻攔住了，結果那輛裝甲車着火了，這時候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開始群擁而上。那時我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了，在喇叭里使勁地大聲喊：“市民同胞們，我們熱愛的人民解放軍已經開始對我們的人民下手了。”一遍一遍地喊。當時很多人就被激怒了，當時我就明白第一要逃命，第二可能就很快就不能見到家人了，當時的心情非常複雜，可是我又不能不在廣播里講，因為是我親眼看見當時我們的人流着很多血，捂着頭跑過來告訴我們新華門前發生了什麼事情，軍警如何用軍棍打死和打傷人，然後如何把人拉走等等，這些我必須要宣傳，因為要對在廣場上的聽眾和市民學生負責。
這個時候我就不停地在廣播，因為我的聲音有點沙啞，當時政府就已經說，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廣播上有一個人用沙啞的聲音怒吼着……實際上就是說我。
後來共產黨開始通緝我了。我是在6月9號看見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時，就想我們這些人早晚會被戒嚴部隊抓走，就開始南下，買了火車票，不是一次直接到南方，而是陸陸續續轉，到一個站就給家裡發一個電報報平安，然後又換一個火車站。最後坐上了西安到廣州的列車。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從北京往廣州跑，那我就不坐這一趟車，中途轉車。一路上就開往了南方。
後來我給家人打電話的時候，有一個在公用電話接電話的張大媽就說：“你惹事了，你們家裡來了很多戒嚴部隊，解放軍站在你家房頂上，你在哪兒呢？”但是這時候就知道有危險，把電話給掛了，那是我就知道我有危險，但是我不知道自己遭到通緝。
後來我就直接和香港的支聯會聯繫，他們就說馬上救我，因為我已經在通緝名單上了。8月23號就安排我逃亡到香港，然後轉往第三個國家。就在通知我要離開中國的時候，我告訴和我街頭的人說我的心裡特別矛盾，因為我特別痛苦，我的女兒剛剛一歲，6月2號是她的生日，我也沒有參加，因為我當時在廣場上。我當時心裡特別矛盾，我想我為了生而生，我離開了我的親生骨肉，離開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一歲的孩子……但是我一想，警車在不斷抓人，我藏身的這個廣州的家也來了公安局的人員，他們一定要全力以赴將我抓獲。所以我想，乾脆義無反顧吧，就登上了開往香港的“自由之路”……
我8月23號到了香港，1989年12月8號，拿到美國的政治難民身份，飛往洛杉磯。
在美國，因為在已經獲得了難民身份就可以辦理家人團聚，我就開始申請我在中國的女兒和我以前的先生家庭團聚，但是我先生拒絕來美國，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因為政治的原因，還是其他的原因，後來我只能單獨申請女兒來美國。我和女兒分開五年後見到了她，那時候她剛剛六歲半，到美國來上小學一年級。我們團聚了。現在我女兒也已經長大成人了。
法廣：你自己有沒有感覺六四事件給你的個人生活帶來了不少的問題？
呂京花： 對我的家人，我是有虧欠的，尤其是我的母親，因為我走的時候，我的母親已經得了癌症，我媽媽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不會再外人面前流眼淚，但是我看到媽媽照片的時候，和我原來的記憶截然不一樣，人非常瘦。因為她不曉得我會遭到當局什麼樣的迫害，她也不知道我逃亡，她一直在苦苦地守着我，等到我的消息，也就是說，我是死是活她都不知道，而且她一直在照看着我女兒，我的女兒剛剛一歲就沒有了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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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在六四中失去了雙腿，他這25五年經歷的磨難也是常人所難以想象的。
方政：1989年6月4號上午六點鐘左右，我在西長安街六部口，被從身後追殺的坦克碾去了雙腿，所以那一刻就給生活帶來了完全不同的改變。從我受傷到出國，在國內大約二十年的時間，總的來說是一種比較艱難的謀生，這當中也面臨著非常多的各種不公正的對待，這些不公對待我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受傷的政治原因。
歸結起來講，在六四之後的最早期，中共的官方，不管是學校還是官方部門，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掩蓋六部口坦克壓人的真相，所以在對我的要求中，首先就是不讓我說出我的受傷原因。
我受傷之後從醫院回到學校，在北京當時有很多的“清查”，審查，包括每個人的鑒定等等，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受到很大的壓力，最大的壓力就是他們希望我否認坦克壓人這個事實，當然我一直在堅持說出我受傷的真實過程，因為我覺得這些事實是不能夠被輕易更改的和掩蓋的。
鑒於這種情況，我的一切都受到很大的影響，包括畢業證一直不給我，很長時間都讓我留在北京，不能給我一個結論。那個時候，有一個結論就是要搞清楚你是“暴徒”還是“誤傷”，這兩者有很大的差異，因為當時中共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所有被鎮壓的，死亡的和傷殘的，都希望將其定性為“暴徒”，這樣就讓鎮壓有了一定得到合理性。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因為我們完全是和平的，沒有任何暴力行為的市民和學生。尤其我個人經歷的這個特殊的例子，當時我們學生是在6月4上凌晨4點鐘從廣場和平撤出，經過六部口，也就是西長安街上，走回學校的這個過程中，突然遭到了解放軍的坦克從身後的追殺，不僅坦克高速的衝向學生的隊伍，而且還釋放了毒氣彈，所以我覺得就在六部口造成了一個非常血腥殘酷的慘案，也就是“六部口慘案”，有很多當時北京高校的學生，包括我在那裡被壓死，壓傷，具體的人數我們也無法得到，大概現在我們知道當在那裡有九個學生被壓死，還有很多人像我一樣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所以這二十多年在北京的生活就因為我們不願意妥協和堅持真相，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我也被抄過家，被短期拘禁，長期被限制自由等，這些都是一言難盡。因為20年的時間非常長。
其中還有讓我覺得很特殊，很有代表性的迫害就是取消我參加殘疾人運動會比賽的資格。受傷之後我覺得作為一個殘疾人，哪怕是一個普通的殘疾人，因為我熱愛體育，原來我也在北京體育學院學習，所以我在受傷之後，只要有機會我當然希望參加，可是非常遺憾的是，大家都知道在中國，體育和政治是緊密掛鉤的，一切都是政治化的方式。所以在1994年，我有一個機會參加相當於現在亞洲的殘奧會，這是一個洲際的比賽，可是最後，儘管我是中國的全國紀錄保持者，但因為我受傷的原因，就在臨比賽前取消了我的比賽資格。
六四事件發生時，盛雪正在等待前往加拿大的簽證，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市民，但正因為看到了六四發生的慘劇，到加拿大後開始從事民運，從此再也無法回到祖國。她目前是中國民主陣線的主席。
盛雪： 1996年時候，我知道國內的形勢有一些變化，我也知道海外的民運人士和異議人士可以回國了，所以在1996年的中秋節，9月份我就回北京了，結果在首都機場就被抓了，然後被審訊了一天，最後被遣返回加拿大。在過海關的時候就把我抓了，然後帶到機場的臨時審訊室里，那個屋子裡站了一圈警察，中間放了一個長條桌子，三個人站在桌子後邊，他們給了我一個長條板凳，我當時一進門就笑了，我覺得特別戲劇化，特別象演電影，然後就一直審我，後來幾個小時過去了，本身我就有暈飛機的問題，我又暈，又渴有頭疼，我就告訴他們我特別難受。結果他們就決定把我帶到首都機場賓館，五個人一直輪番審我。
法廣：他們要審出什麼來呢？
盛雪：剛一開始，在首都機場剛剛把我帶走的時候，一進房間，中間那個人就一拍桌子站起來說：“叫什麼名字”，我就說我的護照子他的手上，所以就不用問我這個問題了。他就說讓我老實一點，要把所有反政府的行為都說清楚，我就說要更正一個概念，在加拿大反政府是合法的。然後他就又一拍桌子站起來說：“我當然說的是你反中國政府。”我說：“那我必須和你說清楚，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對中國有好處的…… ”
他們就顯示出對我在海外做的事情非常清楚，非常了解，什麼時候開了什麼會，見了什麼人，組織了什麼活動等都非常清楚，還有我身邊還有那些人他們也能數得差不多，所以我也說：“既然你們掌握了這麼多的情況，你們根本就不用在問我。”他們說，他們掌握的情況和我自己說出來是不一樣的。後來主要是要讓我寫悔過書，讓我寫我出國以後受到西方反華勢力的誤導，所以就參與了西方反中國的一些行動，我對此感到非常悔恨等等，我就告訴他們說，我根本不可能些這些東西，即使是寫了，我和你們都知道我是騙你們的，我也會覺得良心上過不去。
反正就是在24個小時的時間內講了很多話，所以我不可能寫這個悔過書的，後來他們就說，既然我不寫，那就對不起了 ……
2008年的2月6號我去香港，在香港入境處又被抓了，在關了一個晚上後遣返出境。
董昕，是盛雪的丈夫，他在六四凌晨親眼見到了一名女孩被子彈打中頭部，他希望可以通過廣播見證這段歷史。
董昕：1989年6月3號晚上，6月4號凌晨在西單的十字路頭，我當時跟一個朋友開一個小店，小店面對的是長安街，西單那一段，所以當時我看到了一些非常血腥的一些事情。
在我身邊發生的最血腥的事情是，當時軍隊進來以後，天黑了，有很多市民在路上，我本人是在我的店裡，當時我們關着門，就是趴在窗子上看，很多市民在大街上，開槍以後就躲在路邊暗一些的地方，有一個女孩子就躲在我的商店門口，槍聲很雜，突然有一個女孩子就躲在我的商店門口，槍聲很雜，這個女孩就倒在我的商店門口，因為我的後面是一個居民院子，就把這個女孩拉到院子里。然後就看到這個女孩的右太陽穴有一個槍眼，左邊大腦的腦蓋被掀開了，她當時還在喘氣。他當時的男朋友急了，他就從院里抄了一把菜刀，要往外跑，後來就被大夥抱住了。
當時我們幾個人就抱着這個女孩，肯定要送她到醫院，但誰也不敢上街，大家都躲在院子里，幾個小夥子就把她拖着，駕着從房上把她送到了醫院裡。這是我對六四印象最深的，也是見到的最血腥的一幕，因為這就是發生在我的眼前的事情，但是誰也不知道他有多大歲數，叫什麼。
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以後， 在我的商店門口，看到那顆從這個女孩的腦子裡出來的子彈，又打在我的商店的玻璃上打碎了，我的商店門口那一片都是腦漿惡化頭蓋骨。
後來我就出國了，在多倫多這邊有一批朋友捐了一些錢給丁子霖他們這些“天安門母親”，1993年的時候有機會回國送捐款，我當時到丁子霖家，見到丁子霖，她就拿了一些受難者的照片給我看，我突然就發現了這個女孩，她的名字叫張瑾，當年17歲。
感謝呂京花，方政，盛雪和高昕接受法廣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