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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六四25周年談“大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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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控為“八九學運”幕後黑手而在六四事件後遭通緝的蘇曉康,現已在外流亡了二十五個春秋。蘇曉康作為《河殤》總撰稿人被視為中國八十年代報道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六四事件25周年日之際,蘇曉康先生告訴本台他更願意就中國當前的大國崛起談談個人看法。

HeShang 河殤
HeShang 河殤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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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您當年在《河殤》中提出中國應走海洋文明的命題。這與中國在近幾年大力加強海空軍事力量是否屬於同一思路的延續呢?

蘇曉康:“這個問題很有趣,但完全是兩碼事。《河殤》的主題是打破封閉。因為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上台後,把中國搞成了一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封閉社會。我們就在這個封閉的社會裡長大的。一直到文革以後,我都已經三十多歲了,但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所以,《河殤》講的是那時的中國人對外面世界,也就是對國際社會、對文明的一種期盼和嚮往。事實上,當時中國的封閉我覺得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地理空間上的隔絕,但思想精神上的封閉更重要,是雙重的封閉。所以,那時,《河殤》希望擁抱西方的藍色文明等等…,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普世價值,雖然,那時講得很不清晰。可是在那樣的一個環境和時空里,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想象中國今天作為一個極權社會而在世界上崛起會是什麼樣子?老實說,我認為,基本上它不能在文明上成為一個大國,成為一個像美國或像當年的蘇聯那樣的世界超級大國。我覺得中國還到不了那個程度,因為它的問題非常的大。中國今天的狀況是這樣的。它現在的“大國崛起”,內部的問題非常的嚴重,而且完全是一個在精神、新聞、文化等方面完全封閉的、禁錮的社會形態。只是在經濟上和西方做生意,賺錢,這是開放的。這樣的崛起不是我們當前想象的崛起,也稱不上是大國。中國今天的一個明顯趨勢就是它的經濟龐大以後,尤其是在近二十年搞的所謂‘掠奪式’經濟發展,資源缺乏非常嚴重。所以,今天中國對外的擴張或發展,屬於資源爭奪上的考慮。這個問題我想在中國經濟起飛以後都會遇到。但是,中國如果不是因為發生了六四屠殺,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條更加合理,消耗更低的經濟發展道路,這是一點。另外一點,崛起就要在太平洋和美國抗爭,因為是資源的爭奪。比如,中國和越南在南海因為石油和天然氣的爭奪,美國看上去比較公正,但實際上是在支持那些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上的小國與中國講道理。這時中國需要在地緣政治上做一個選擇。怎麼辦?它重新去和俄羅斯聯手。這是我的重點。和俄羅斯聯手,這非常的有意思。我們這代人都非常清楚,1949年後,毛澤東就選擇了和當時的蘇聯聯手這樣一條路。毛澤東依附於蘇聯這個超級大國跟另外一個超級大國美國抗衡的這樣一條路線,讓中國老百姓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向蘇聯要軍事工業化,同時要原子彈技術,向蘇聯提供中國農民的糧食。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1959年至1960年的中國大饑荒,是因為政府強行把糧食從農民嘴裡奪過來送到了蘇聯。這就是大饑荒的原因。這是一種說法,一種假設,現在都不知道當時的糧食哪裡去了。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啊!這就是中蘇聯合抗美的後果啊。所以,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如果重新走上當年毛澤東的路,我們就不知道前途是怎樣的了,未來會如何了?總之,俄國從近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真正的禍害和威脅,而不是美國。”

法廣:您剛才提到中國也可以走另一條消耗更低的發展道路,那是一條怎樣的道路呢?

蘇曉康:“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也就是由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主持的經濟改革,如果沒有發生六四衝突,而照着趙紫陽的路子繼續往下走的話,中共就不必去搞後來的那一套,就是大開國門,把外資都放進來,給它們提供非常優厚的條件,提供廉價勞動力,這麼來發展經濟,趙紫陽是不會走這樣一條路的,他會保護中國自身的利益,這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起碼的思路嘛。可是,六四造成鄧小平當時的戰略,就是要中國快一點經濟起飛,不顧一切。鄧當時的話就是,只要把經濟搞上去,把老百姓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會忘記六四屠殺。鄧小平的思路很清楚,他要用經濟發展來挽回六四所造成的合法性缺失問題。而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政治危機,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很合理地安排經濟發展,不必走現在這種讓中國資源全部耗盡,土地、水源、空氣通通污染的發展道路;同時,又在分配上又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不公平,極小部分人拿走了中國90%的財富,其他十幾億人只佔百分之幾的財富,我們還付出了環境的代價。這樣的經濟發展道路造成中國兩個喪失:中華民族的生存家園環境沒有了,還有這些年的封閉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精神荒漠,中國人失去了心靈的家園。所以我可以講,中國十億人今天在心靈上也是在流亡。”

法廣:您剛才提到環境與資源的消耗,在全球化背景下,您覺得會造成怎樣的衝擊呢?

蘇曉康:“環境污染的問題,也就是人類行為對環境所造成影響的問題,直到今天還是超越人類已有知識範疇的問題。科學家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假設,但不能完全證明。可是為什麼中國這二十年環境破壞這麼大? 比如,以北京空氣霧霾為例,我在北京生活過二十多年,沒有過啊,僅僅這麼十幾年,北京現在的霧霾這麼嚴重。另外,以江西鄱陽湖為例,鄱陽湖在八十年代還是非常漂亮的一個湖泊,但現在乾枯了。這些都可以證明是經濟掠奪過渡造成的破壞。然後還有土地污染,結果耕種出來的糧食吃下去會得癌。還有黃河快乾了。這些問題將會造成多麼嚴重的後果,我們現在還不知道。這些問題已超越人類今天的知識。全世界都如此,但中國在這二十年超過了其他國家。中國現在的癌症發病率是世界最高的,就是因為污染的問題。這些問題政府卻完全不考慮。所以我認為,中國不是因為二十五年前的那場六四,完全可以走另一條無論如何都會比今天好的道路。”

法廣:就以上情況,您覺得還可能挽回嗎?

蘇曉康:“如果要挽回,就首先要從政治上來講。也就是說,今天的執政政權,就是這個黨,要有改變的想法。可是,我們到今天看不到他們任何一點這樣的想法。他們現在所做的是把崩潰的時間儘可能地往後推,而不是採取補救的辦法。推到什麼時候算什麼時候。真的推不下去就總爆發。我最近也經常和朋友談,現在國際社會面臨著一個非常荒誕的弔詭,要麼是中國在經濟上發生無預警性的崩潰,有人在說中國的樓市要崩了、中國的金融要崩了、股市要崩了,可是誰都不知道何時會崩,但按照常識判斷早就該崩了,可就是一直不崩,它變成了一個不可預估的崩潰;另一方面,中國的這種崩潰,也可能會造成整個國際社會的崩潰,華爾街的崩潰就和中國有關。這就是人類面臨的弔詭,影響整個人類文明。”

法廣:您在《河殤》里提到類似“大國崛起”的概念,您覺得中國現在提出“大國崛起”和美國現在要重返亞洲,是否會造成更嚴重的摩擦?

蘇曉康:“這是一個地緣政治學上的問題。我們製作《河殤》時還不可能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現在中國變成國民產值非常高、非常有錢的一個國家以後開始往外擴張的,跟《河殤》當時講的走向海洋文明完全是兩碼事。二十五年前製作《河殤》時,確實是想提出一個比較開放的思路,這個開放是從兩個層次,即從地理上,也從精神上,也就是在文化上,向國際社會、向先進文明開放。但中國後來走了經濟開放,但精神上更加禁錮,比毛澤東時代還要禁錮。以最近曝光的“七個不準講”,八十年代沒有到那個程度,文化大革命也沒有到那個程度。所以,這樣一種封閉,能夠為了擴張之需而到外面打戰嗎?這樣狀況下如果對外發動戰爭,國內是會發生內戰的,現在的維穩費高出軍費,因為每個縣城都需武警把守。這種狀況可能在國際上開戰嗎?對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看不到可以改變的路徑和跡象,大家都在等着崩潰。都說中國富裕了,但是大批有錢人卻跑到紐約曼哈頓、洛杉磯來買房子,大概去巴黎的也不少。中國強大了,你們為什麼不在自己的國家生活呢?因為中國的環境已經沒法生活了。這就是我在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際所看到的中國。

法廣:感謝蘇曉康先生接受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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