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以來，周舵一直沒有放棄反思和探索中國民主問題。而一般年輕人今天卻不知道周舵是誰。早前，周舵就在《金融研究》上發表《論合理赤字》；在《歷史研究》上批評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他是中國最早的一批公共知識分子。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周舵和劉曉波等四人與戒嚴部隊談判，成功疏散了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避免了最壞的結局。後來這四人中間，能夠留在中國大陸，談論中國問題，同時保有人身自由的，只有周舵。他一直極力主張「真相與和解」以解決六四問題。他的「漸進民主化」理論，在近年來在大陸開始產生影響。
周舵在微博上的第一篇文章，便毫不客氣地批評民主幼稚病。他說，「大家談了這麼多革命、民主、自由，可說的全都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因為沒有嚴格、公認的定義。這麼討論問題，就好比兩個拳擊手不往對手身上打，專門踢裁判、打觀眾一樣。就這樣，還想要民主？開口便錯的水平，共識從何而來？」周舵出獄之後，於一九九二年以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的身份前往美國。他驚訝地發現海外民運一致的激進革命，且熱衷於內鬥，「成天抓叛徒抓特務」。
周舵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表示：「我是又急又氣，實在忍不住，就開始筆戰。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在論戰中成長，一點點發展出我自己的漸進民主論。」
他在筆戰中批評高喊民主自由的「左派持不同政見者」，在他看來，這類人的共同點是「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這類深受「黨文化」影響的人群擁有「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堅信正義的事業必勝」，宣稱「代價再大中國人民也承受得起」，進而陷於激進的民粹民主主義。這成為他在哈佛大學研究「中國的漸進民主化」課題的開端。
在周舵看來，如果按照學術規範，這個課題根本不應該成立，他對亞洲週刊回憶了當初的憂慮，「太大，太寬泛，涉及的領域太廣，幾乎無所不包。為了搞清一個概念，你就得讀無數的文獻，費盡心力，根據要解決的中國問題，從中找出可用的部分，然後形成系統理論」。這項工作非做不可，卻沒有人做。外國人有人做，但他們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畢竟太隔膜，中文又這麼難，許多深層次的東西外國人根本沒法理解。周舵說「我在美國不過呆了一年多，回國以後好幾個月找不到感覺，外國人來中國轉幾圈，怎麼可能了解中國」？周舵強調說「中國激進派最大的問題就是專門唱高調，不負責任」。他總結稱，漸進民主化是難度超乎想像的課題，「必須精讀一流大師的大部頭，還得融會貫通，結合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