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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樹:六四事件打破了中國思想界的基本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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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26周年前夕,流亡美國的中國憲政學者、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先生在香港推出書著《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潮》。作者在其哥大教程《當代中國九大思潮》的基礎上,梳理、分析六四以後中國思想界的不同思潮,並以憲政自由主義者的眼光加以評論,他認為,自習近平政權上台以來,中國思想界形成了以“三左合流,自由知識界分分化”為特點的嚴重分裂。六四事件對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目前的這種分裂具體表現是什麼?造成這種分裂的主要原因何在?這種分裂會如何演變?張博樹先生接受了我們的電話採訪。

中國憲政學者,現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潮》一書的作者。
中國憲政學者,現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潮》一書的作者。 圖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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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打破了中國思想界的基本共識

法廣;首先,這本書為什麼以六四為起點,六四事件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不同政治思潮的起落興衰?六四事件之前與之後的中國思想界最重要的變化是什麼?

張博樹:六四之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思想界的狀況不像後來出現了這麼多不同的思潮。那時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甚至是體制內外、全民上下,大家還是有個基本共識:第一,要結束文革  文革那樣的事情不能再發生了;第二,中國要向前走,而所謂“向前走”是要推進中國的經濟改革,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大家)認為這才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在整個八十年代那十年,大家對此是有共識的。但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特別是開槍以後,歷史的演進就全然不同了。從思想界來看,出現了很大的分化,出現各種不同聲音。最根本的原因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中,中國共產黨對學生和市民的鎮壓導致了一個重大後果:政治改革停滯,甚至倒退,市場化進程還在繼續,權貴資本因此漫延、瘋長、乃至泛濫,這個過程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表現得十分清楚。這種局面激起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矛盾,人們對這種現象也出現各種不同的解讀。

再一點就是,六四以後,中國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應該說在經濟上還是取得了相當的進步,實現了經濟起飛,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對這個事實,現在的中國也存在各種不同的解讀:如何看這樣的現象?一個專制政權如何可能在維持自己的統治的同時,又促成了經濟增長?這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尖銳的挑戰,既挑戰了傳統的現代化理論,又挑戰了傳統的轉型理論。全世界都在試圖解讀這個迷,中國思想界也如此。

此外,還涉及如何看待傳統文化的角色等。這些問題在六四以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本世紀以來日益凸顯。我在這本書里討論的九種思潮,絕大部分都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出現的。在這之前的八十年代,社會的基本共識可以說是自由主義性質的,那就是呼喚自由、民主、公民權利,儘管自由主義這個詞在當時並不常用;而九十年代以後,六四至今,中國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對中國問題的看法、診斷、觀點,這些觀點折射出最近二十多年中國所發生的劇烈的變化。

習近平政權下,中國思想界嚴重分裂

法廣:您在梳理、分析這九大思潮之後,得出結論,認為當今中國思想界嚴重分裂,您特別提到“三左合流,自由知識界分化”。能否做一點具體說明?

張博樹:這需要先有一個鋪墊。我說中國思想界出現嚴重分裂,是指最近兩、三年以來,這種分裂非常凸出。也就是中共十八大習中央上台以來,這個問題特別明顯。在這之前,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這段期間  大體相當於江澤民當政和胡溫當政的前期,這個期間,中國思想界已經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但分裂的程度不像現在。那時,自由主義當然一直批評官方路線,因為自由主義強調要捍衛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這是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持這種主張就當然會對官方的很多做法持批評態度。但在那個時候,新左派、毛左派的一些學者對當局也有批評,儘管他們往往是站在更左的原教旨立場上,他們的理據在自由主義學者看來是有問題的。

但是,這種情況在最近兩、三年以來  也就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發生了變化。先看中國思想光譜的左側,最根本的變化就是我在書中講到的“三左合流”的趨勢。所謂“三左合流”指的是新左派、毛左派和官方意識形態這三者走到了一起,新左派、毛左派過去對官方某種意義上的批判,現在看不到了,他們更多地是向官方意識形態靠攏,開始無原則地支持習政權目前的意識形態。這樣的“三左合流”是中國左翼思想界的一個重大變化。

另外一個方面是右翼,就是自由知識界,自由主義、中共黨內民主派、憲政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從最近兩、三年的情況來看,這些部分在發生分化,我指的是:由於習近平當政以來,中共進一步加強了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整個中國的思想氛圍在左轉,對媒體、高校、出版、網絡等方面的控制在加劇。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特別是一部分相對溫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原來說話的空間進一步受到擠壓,很多人感到很痛苦,甚至彷徨,有些人不再說話,也有些人趨向更激烈的態度,不但是反對這個體制,公開批評這個政權,有些人甚至走得更遠,覺得這樣的政權不應該繼續下去,而主張“革命”。這樣的觀點在自由知識界也開始出現。溫和的自由派與激進的自由派之間圍繞民主轉型的策略、路徑等出現了大量論爭,自由知識界的這種劇烈分化是過去很少見的。

這就是目前中國的思想光譜,左邊是三左合流,右邊是急劇分化。所以,總體而言,我認為中國思想界處於一種嚴重分裂狀態。

法廣:造成這種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是中國近些年的政治、社會發展的方向以及習近平政權的新路線?

張博樹:分裂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在整個統治方式上的重大轉變,或者說是專制的強度有了進一步提升。在這種情況下,整個思想界的氛圍在走向激化、兩極化,高壓之下,我們看到社會原來的一些自由空間被進一步壓縮了,人們或是屈服於這個政權,向它輸誠,或是徹底摒棄這個政權,韌性的堅持似乎越來越難,這當然是導致今天中國思想界分裂的一個非常重要背景。

還要看到過去二十多年來,在專制制度控制之下,其實整個中國社會一直都沒有機會對當代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進行反思,進行公開的討論,進行透明的辯論。這樣的情形過去一直都沒有出現過。當然這會涉及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有些朋友可能會問:如果說沒有這樣的討論的話,為什麼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思潮呢?看起來中國的言論場還是有自由的嘛……有的朋友可能會提出這樣的疑問。我這裡需要簡單地解釋一下,自九十年代以來,一方面,我們的確看到有不同的觀點,包括批評官方的觀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這說明了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還是在向前走,中國思想界追求表達自由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江澤民政權也好,胡溫政權也好,雖然他們一直在打壓異見,但打壓的力度,以今天習政權的標準來看,還是相對弱的,這給中國民間思想提供了一定的、有限的空間;但是,另外一方面,正因為這個空間是有限的,所以這些不同觀點、不同思潮在表述的時候,其實是有一個“度”的,不敢全面放開,有些話題在中國國內絕對是禁忌,比如不能公開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公開質疑或者否定中國現存的政治制度,對這一點,中國各派思潮的代表人物自己都很清楚,所以,他們在表達的時候自會考慮“度”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九大思潮各種觀點之間的論爭,其實帶有某種表面性,一些最核心的問題未必能真正反映出來。這就造成一個問題:在專制控制下,中國一些非常重要的歷史的、當代的問題,一直無法得到真正的反思,比如文革,比如六四,明年就是文革發動五十周年,國內很多人還在留戀文革,毛左派、新左派的一些頭面人物,還在一天到晚地講文革如何的好!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經歷了文革十年動亂深重苦難的民族,居然至今對文革這段歷史還沒有一個說得過去的、相對一致的看法,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深思的現象。

您剛才問這種分裂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可以簡單地這樣總結:第一,最近兩、三年以來這種高壓下社會氣氛的極化,在習近平的新極權統治之下,出現這種分裂是必然的。第二,在過去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也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由於總體上是一種專制控制,所以,中國社會一直沒有機會進行深刻的反思,中國思想界很多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流於表面,我覺得這是導致今天中國社會、中國思想界分裂的更深遠的背景。

民主化進程是彌合分裂的唯一前提

法廣:那您怎麼看這種分裂狀況的前景呢?不同思潮之間是否有可能找到一個共識點呢?

張博樹:老實講,我對此比較悲觀。這很難,無論從思想層面看,還是從社會層面看,中國目前都處於高度分裂的狀態。如果想改變這種局面,只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推進大家呼籲已久的政治轉型和民主化進程,因為只有在推進民主化的進程當中,中國才有可能逐漸放開言論,讓不同觀點能夠更實際地、更深入地對話,而且能夠開放過去長期被禁忌的領域,像我剛才提到的文革,如果整個社會,整個民族不能對這段歷史進行深入的反思的話,那麼,我們就永遠也邁不過這個坎兒,更何況現在有不少朋友講:在今日中國,文革似乎有重來的趨勢。就是說,要想真正解決今日中國思想界的分裂,前提是要推動中國的政治轉型,只有在開放的條件下,不同觀點間的對話才有可能,這種分裂也才可能逐步得到彌補。

法廣:您正好把我們帶到了這本書的結束語。您在梳理了這些不同思潮、指出了思想界嚴重分裂的狀態之後,表示相信“真正指明中國前途的,還是自由主義的主張……” 這種信心從何而來?

張博樹:我這本書整個立論的出發點是憲政自由主義,我本人信奉憲政自由主義。憲政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就是要限制公共權力,對政府,一定要限權,一定要問責,對公民則要高揚他(或她)的公民權利。當然,要實現這兩點,必須使社會的政治結構合理化,也就是說,要通過政治轉型,改變目前的一黨專權體制,完成中國政治結構的重建。我相信  這也是很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共同相信的  這才是中國未來唯一的前途。在這本書里,我對其他各種思潮做了認真、詳細、系統的梳理,有很多對話。我其實是在講明一點:不同思潮觀點各異,有些觀點還是有其合理成分的,但是,就解決中國當前的根本問題而言,自由主義提供的答案還是最合理的。到目前為止,我自己仍然這樣認為,這本書也是在貫徹這樣一種觀點。

中國年輕人對現當代史上重大事件缺乏了解

法廣:現在我們再返回頭看看您的序言。您在序言里說:聽這門課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中國,是他們讓您看到了寫作這本書的價值,具體指什麼?

張博樹:那我需要簡單介紹一下這本書的背景。這本書緣於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一門課,這門課已經講了3年。課程的名稱就是《當代中國九大思潮》。這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的一門正式課程,學生是要拿學分的。來聽課的學生絕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在教學過程中,我當然和學生有很多接觸。這些學生都很好,很想了解中國當代歷史,了解中國在過去曾經發生過什麼,為什麼。大家知道,中國的教科書對當代史上很多重要事件或者避而不談,或者歪曲事實,很多學生缺乏對歷史事實的真實了解,也缺乏理解歷史的完整史觀。我覺得自己有責任通過這門課,給學生提供更多信息,包括知識、事實,也包括方法論、史觀。我也想,能來聽課的學生畢竟有限,如果通過寫作,讓它變成一本書,就會有更多的年輕人讀到它。我想,這對年輕人應該是有益的。

法廣:您提到中國教育體制對歷史的片面的、歪曲性的知識傳授,那麼,這些在中國教育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如今在一個各種不同觀點可以自由言說的環境中,他們對於這門課上所講的不同於中國官方主導思想的思潮,以及不同思潮間的交叉、交鋒的現實接受程度如何?他們是否會有一種抵觸情緒?

張博樹:在絕大多數學生中,我看不到您所說的這種排斥現象,因為畢竟他們來國外留學,渴望得到新的知識,他們對原來在中國學校里接受的那些教育,也並不是心裡全無懷疑的。有些學生接受新知識可能要有一個過程,但總體來說,我覺得他們的態度是積極的。

當然,正如我剛才談到的,當下這一代學生,八零後和九零後這代人,就他們的知識建構而言,的確有些問題,一是他們對中國現當代史上發生的很多事件,甚至是剛剛發生的事件,比如六四,由於官方刻意迴避和“遺忘”,很多學生甚至不知道這些事件的基本史實:六四到底是怎麼回事?文革到底怎麼回事?大饑荒是怎麼回事?反右又是怎麼回事?這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對這些至少是不清楚的,有些甚至是不知道的。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們不僅僅對很多史實不清楚,對如何來分析這些史實、如何在一種新的、比較獨立的歷史觀的基礎上來觀察歷史,我們的學生欠缺的就更多。這當然不是他們的錯,而是到目前為止仍然在繼續的中共黨化教育體製造成的,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一個國家是否有希望,要看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如果中國一代年輕人,對中國的歷史,對中國的今天,處於一種渾沌、甚至被扭曲的認知狀態,那這個民族怎麼能有希望呢!這也是為什麼我深深感到自己有一種責任,要通過教學、通過寫作來儘可能地提供一些新的知識,提供一些新的觀察國家、觀察社會的理論視角,提供一種新的歷史觀,讓我們的學生在獲取知識時有一種新的選擇,讓他們在理解自己國家的時候,多一個尺度,多一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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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潮》由香港溯源書社出版,田園書屋發行

《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潮》。
《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潮》。

張博樹,1955年出生於北京,1991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學位,在該院哲學研究所工作近20年,因堅持獨立政見、堅守學術尊嚴而不容於當局,於2010年被辭退,旋即失業。2012年赴美,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訪問教授。

在中國大陸曾出版學術着作《經濟行為與人》、《現代性與制度現代化》、《〈利維坦〉導讀》、《重建中國私立大學》(合著)等;近年來的主要學術專着均在香港出版,包括《從五四到六四(第一卷)》、《解構與建設》、《我與中國社科院》、《中國批判理論建構十講》、《中國民主轉型中的西藏問題》等;主編有《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趙紫陽的道路》、《朱厚澤文選》,影響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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