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在新加坡登場的“馬習會”引發國際輿論強烈反響，“突如其來”“石破天驚”、“爆炸式”等用詞頻繁出現在各類報道中，凸顯這一消息帶來的輿論震撼。各方評論更是不吝詞彙、以“里程碑事件”“歷史性突破”、兩岸關係的“新關鍵”“十字路口”等字樣概括會面的重大意義。台海兩岸相隔66年，何以在“一朝”邁出最高元首首次會晤的歷史一步？怎樣的時局促成這一馬英九所稱的“水到渠成”，始終對兩岸領袖會晤顧慮的北京釋出綠燈有怎樣的考量？會面可能觸及什麼內容？將會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和影響選情正酣的台灣大選及未來兩岸關係？就以上問題，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教授接受本台採訪做一分析。
首先是這一會面消息宣布的突然，馬英九總統在周四的媒體會上解釋達成這一會面的緣起是自印尼APEC會議以來兩年多醞釀的結果，他形容為“兩岸關係與時俱進、水到渠成“。但這一此前密不透風、突然宣布的方式還是令人感到突然，甚至有評論以當年中美建交來對比，您是怎麼看這一事件？
劉必榮：對，坦白講，這件事情本身當時是蠻突然的，因為大家也都沒有想到兩岸關係可以在這個時候有一個突破。至於在外交上，其實這是過去常見到的事情，不管是當時基辛格到大陸去訪問，或者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在挪威的一個談判，其前期都是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協商、溝通，為了避免干擾嘛，所以我覺得事前的保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好在馬英九也表示說，他後面當然不會去簽字、簽任何的協議等等，也就是說他不是為了要像反對黨所說的，是要逃避監督而黑箱作業。並不是，而是所有的外交前期大概都是這樣保密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狀況。
為避免對外出現台海對等的印象，北京之前始終避免領導人的正式會面，此前就多次“時機不成熟”為由拒絕台灣提出的會面，那為什麼現在突然同意如此最高級別的會晤？
劉必榮：我覺得有兩個的原因，在對內對外分別來看，從對外來看，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最近在外交上南海議題上遭受蠻大的挫折，不管是美國派軍艦去南海島礁巡弋、包括美國拉到澳大利亞、日本…，海權國家的結合對中國這個陸權國家出海造成的壓力。菲律賓將南海議題提交國際仲裁，本來國際法院是沒有權利仲裁，結果（中國大陸）也輸了，國際法院表示它有權利仲裁，所以不管是在軍事或是在法律上中國都感到了壓力，而在南海問題上，台灣的態度是說我們不會和大陸一起來對抗其他的申索國，可是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我們都是主張U型線、都主張南沙群島是屬於中國人的，所以在這個時候台灣的立場就變得蠻大的關鍵，當然在中美之間較勁的情況下， 中國當然說我先拉着台灣。
在內部原因方面，正是因為台灣明年要進行總統大選，當然很可能會政黨輪替，讓兩岸關係又充滿了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我認為就是這些因素讓習近平覺得現在有必要在馬英九總統還沒有認滿的時候，先把兩岸關係定個調，兩岸領導人已經有這麼高規格的見面，重新肯定了九二共識、一種各表等等，那這樣的一個規格定調以後，蔡英文就算明年當選，她說她是“維持現狀”，那這就是現狀，就是變成後面不管誰當選，都有一個不可逆轉的兩岸關係的一個新的格局。另一方面就是馬英九總統所講的，他從台灣的角度來看，也搭了一個橋 ，後面不管誰當總統，將來與習近平見面都有例可循，這對兩岸關係的進展就不會出現一些“空窗期”。
本來大家覺得兩岸關係可能會因為新的總統上來，大家互相適應，大陸聽其言、觀其行，其實要到2017年才可能有突破，現在2015年11月就有突破了之後，以後對兩岸關係的快速發展來講，這絕對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正如您所提到的，有評論指這次見面是北京、國民黨對扭轉檯灣選情的最後一搏，兩岸議題在多大程度上會對選舉發生影響？
劉必榮：這次馬英九總統與習近平主席的見面到底是為了兩岸關係的考量，還是為了扭轉國民黨選舉的頹勢？我覺得從馬英九角度來講，當然還是為兩岸關係的考量。他不是為了選舉而去與習近平見面，我想習近平也不願意、也不可能為了牽涉到台灣選舉而幫馬英九、或者幫國民黨拉擡聲勢，我想這不是。
但是即便不是，對於選舉當然會有一些影響。這影響比如台灣的股市，一看到兩岸和解了，股市馬上就漲了，讓老百姓看到本來國民黨士氣本來蠻低迷的，現在發現哦，處理兩岸關係也好、處理外交關係也好，其實還是藍軍的比較有經驗、比較好。所以不見得 會把這整個的選舉逆轉勝，但是會拉擡一些朱立倫的聲勢，會讓藍軍人士覺得打起選戰來更為振奮，我覺得這個效果是絕對有的。
在民進黨一邊，蔡英文表示說，如果當選，她不排除會見習近平，您怎麼看民進黨的反應？
劉必榮：我覺得民進黨的反應，你可以看到一開始的時候，他們反應一定是黑箱作業，會不會出賣台灣人的利益，或者會不會把台灣有框在一個中國的框架裡面等等，這些都是民進黨的慣性反應，沒有思考整個形勢變化或者他們自己黨內權力消張之後立即的、反射性的慣性反應。但是反應之後他們發現這不見得對，因為蔡英文明年很可能會贏的，如果蔡英文贏的話，再這樣逢中必反的話，就會給老百姓一個感覺就是：你根本沒辦法處理變動中的兩岸關係，這對民進黨來說是個減分的。因為蔡英文想往中間走，她想拉中間的選民，結果現在這樣馬上立即的反應原形畢露，結果你還是深綠的，這對她來說不見得好，所以馬上就發現蔡英文就改變了，就說，好啊，她講得也對，因為她如果當選總統的話，既然有馬習會，那當然會有蔡習會，這就是馬英九所講的，我搭橋，你來上橋。你現在表示你願意上橋了，那你能夠否定我搭橋的功勞嗎？所以蔡英文也用了一個方法，她看看老百姓的反應，其實老百姓支持馬習會的還是比較多，所以蔡英文就往中間走。你可以說她是調整路線，你也可以說她是投機取巧。而且對她來講，就算有這個“蔡習會”，她也可以和深綠的有交代，可以說我不過就是維持現狀， “馬規蔡隨”而已，我並沒有背棄什麼深綠的，如果說，馬英九不做這個，蔡英文就是想和習近平見面，他內部的深綠的也擺不平，所以蔡英文應該要謝謝馬英九，這樣對她也省了不少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慣性的反射性的動作，然後轉化成為成熟或者比較投機性的，其實成熟或者投機看起來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對兩岸關係好，我覺得她（蔡英文）將來能夠當選，能夠順着馬英九搭好的橋往下走，其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就此次會談的內容，馬英九即將在六個月離任，是否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性的內容？會涉及哪些內容？
劉必榮：這次絕對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因為一則不簽任何協議，二則馬英九還有幾個月的任期而已，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習近平要拉擡台灣某一個領導人，總是要在他剛上台時、讓兩岸關係開啟新頁、後面才可能有很多的計畫推出來、才可以發展嘛。那你跟一個“跛鴨”的、行將任滿的總統拉擡起來，後面當然不可能有什麼東西拓展，所以本來分析不可能在這時兩岸關係有可能突破，而之所以有突破的原因，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習近平還是可能擔心一則是外面的國際情勢和與美國的角力，二則是怕台灣內部，要先定個調。既然先定調，那當然規格還有象徵意義要大於實質意義，實質呢，要等新的總統跟着這個橋、跟着這個規格、再跟習近平見面，或者兩岸的官方解除之後，才有可能後面有更新的更多的一些進展。
您怎麼看國際、包括美國對馬習會的反應？
劉必榮：就國際上的反應來講，其實和平和繁榮是大家所共同追求的價值，我們台灣在外交上一向也是非常的仔細，所以諸如此類事情不管對美國、不管對日本，其實我覺得都是有事先講，他們也了解整個狀況。外交從來不是在真空里進行的，所以這時候我們才能端出馬習會的說法。
美國當然是樂觀其成，起碼錶面上他必須這樣講，或者說兩岸和平總是好的等等，但是美國講完之後其實又帶了一句，就是至於後面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什麼樣的結果，他們還是要再觀察。所以不可能有國家在這時候去唱衰兩岸之間尋求和平的努力，因為尋求和平是大家都要做的。即便是日本，也要極力去緩和與大陸的關係。所以一般來講大家都表示支持，在支持後面看進一步的發展，是走得太快了？太慢了？會不會對其他國家造成一個利益的衝突？然後我想才會有進一步的反應，目前看起來都還是OK的。
會面對台海兩岸的領導人馬英九和習近平的個人歷史定位會有這樣的影響？
劉必榮：我覺得就兩岸關係長期發展來講，這一次雙方領導人的見面絕對是歷史性的一刻，因為兩岸分制66年來，第一次有領導人面對面的見面 和會談，這在之前是誰也不敢想的，誰也沒有辦法想象到居然會有這樣的一個時刻，不管談多久、談多少，那這一次馬習能見面，那下一次APEC大家為什麼不能夠見面？一旦見面的門開了，以後我們的很多的見面機會或者官方的 接觸慢慢就會變得習以為常、很自然了。很自然的情況下，人們最後溯回到源頭來看，當然馬英九總統的歷史地位、習近平先生的歷史地位那當然是可以獲得肯定的。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及長期的互動來講，他們已經在寫下了歷史了。
新加坡在此次會面中所扮演的角色？
劉必榮：其實新加坡一直在兩岸之間扮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當年1993年的辜汪會談也就是在新加坡。新加坡過去在李光耀先生在世時，他也喜歡在兩岸間作調人，後來當然因為李光耀先生與李登輝先生關係搞不好，當然雙方關係緊張了之後，李光耀就不做了。現在李顯龍先生擔任總理之後，他發現兩岸之間能否和解，能否找一個第三地來談，很自然地就想到新加坡。新加坡當然也知道這一次的重頭戲其實本來是習近平到習近平的國事訪問，本來是習近平應新加坡總統陳慶炎的邀請的國事訪問，中新關係是重頭戲，現在兩岸關係衝淡了兩岸關係的重要性。那當然對新加坡來講，這是他要付出的代價。可是他得到的東西更多，兩岸的中國人都會感激他，他在兩岸將來的歷史發展上當然又記下了一筆，從“辜汪會談”到“馬習會”，都是因為新加坡，不管是提供場地或者是從中的斡旋牽線，所以新加坡小國的外交可以這樣“玩”，其實是找到了蠻好的時間點能夠切合進去，我覺得這對於新加坡來講，絕對也是一個加分的事情。
感謝劉必榮教授接受本台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