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漢學家多姆納克新書：«中國共產王子後代»

法國著名漢學家讓-呂克-多姆納克(Jean-Luc Domenach)新書«中國共產王子們的後代» (Les Fils de princes en Chine, une génération au pouvoir )，日前在法國法雅出版社(Fayard)出版。關於書名中的“王子”，作者指的是和毛澤東一起在1949年取得中國國家政權的那一代中共高層領導人，比如劉少奇，周恩來等人，而毛澤東則相當於一個打下天下的共產黨國王。為了更明確，本文在該書的中文譯名里，加上法文書名中所沒有的“共產”二字。

法國漢學家多姆納克談新書«中國共產王子後代»

該書寫作面向法國讀者，分析和介紹現今手握中國大權的習近平及其所“紅二代”，他們的歷史由來和他們的個人和集體性的思想作風性格。由於適逢“巴拿馬文件”風暴襲來，九個中共領導人家族人員在境外設立離岸公司的材料首次或再次被曝光，更使得該書的出版受到法國媒體的重視，法國“解放報”，“法國西部報”，經濟電台BFM周末一小時中國專題節目等，都紛紛介紹了這本新書。本台對讓-呂克-多姆納克先生的採訪也有了與現實更加緊密的聯繫。

下面就是採訪內容：

法廣：先請您介紹一下剛出版的這本書，

多姆納克：這本書瞄準的，想解釋和呈現的，是一群“不同凡響的(pléiade) 年輕人”，他們繼承了父輩手中的權力，並走到了現今中國權力的頂峰，這在共產主義的歷史上是極其不尋常的事件。也就是說，共產黨的權力頂峰批准認可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最高權力要由一批當年陪伴毛澤東打天下的紅色王子們的兒子和孫子來執掌，紅色王子就是和劉少奇級別相當的一批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是紅色王子們的兒子和孫子的代表，也見證了這個繼承製度，即共產黨的權力要由共產黨的兒子孫子來繼承，這在共產黨世界的歷史上是獨一份。

法廣：您曾經在中國教書進行研究，也寫過不少有關中國的文章書籍，為什麼對這個題目感興趣呢？

多姆納克：對這個題目產生興趣，是因為兩個原因，一是我在寫作前一本有關毛澤東歷史的書籍時，搜集了大量有關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歷史材料，揭示出毛澤東及其“宮廷”內部人事關係和糾紛鬥爭的情況，其中也有不少是與他們的孩子有關，這些材料並沒有在前一本書中被採用，而在有關“人民中國”的研究中，掌握材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原因是：這些有關“紅二代”的歷史材料不同尋常地有意思和值得研究。習近平被指定和被選舉為中共領袖，而他的父親則是與毛澤東同一時代的中共領導人。

法廣：您的研究得出了什麼結論？觀察到什麼現象呢？

多姆納克：“王子的兒子”這一代人掌權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代。他們發揮了兩大作用，一是讓資本主義模式更方便地進入到中國的共產主義模式之中。他們會說英語，經常出國，“紅二代”的身份更使他們敢把中國開放給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二是習近平及其“紅二代”，就我的接觸了解，也是一批有優異才能的人。在與外國領袖打交道時，他們學的很快，同時這批人有比常人更多的駕馭事物的自由，能夠根據需要，增加或減少中國前進發展過程中的共產主義成分。

法廣：就您看來，習近平等“紅二代”將把中國帶到什麼方向呢？

多姆納克：我還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方向。坦率說，中國經濟狀況非常棘手，但中國“王子的兒子”們又是非常實用主義的。共產主義給自己“壟斷”的特權，但直到現在，還難以最後下什麼結論。

法廣：您真的認為：他們還有共產主義的理想嗎？

多姆納克：老實說，我不知道還該不該談論什麼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比共產主義理想更務實更犬儒和玩世不恭。簡單總結的話，可以說：習近平聰明地玩弄權術，共產主義有利於他控制中國這個國家，保持對權力的掌控。共產主義是壟斷性的，這使習近平不用像西方國家領導人為了選舉而累心。但是他們也意識到共產主義的弱點和美國的強大，對西方國家的種種優越之處，他們很在意很敏感。我想該讓我們的聽眾知道：中國的“王子的兒子”中，有人在巴黎有房子，他們知道住在巴黎，要比住在污染和有政治麻煩的中國更愜意更舒適。

法廣：我想您寫這本書是給法國和中國以外讀者寫的，幫助他們認識現在的中國。

多姆納克：是的。不過，我想那些在香港台灣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國人，還有那些富裕的中國人，如果他們思考問題的話，如果他們能從國際媒體間得到信息的話，也會有人能看懂我的書，我對此深信不疑，因為在巴黎我接待過來法國旅遊的中國客人。

中國歷史真正的重大問題是中國人整體的政治文化問題，這是一個真正的大問題。中國人缺少信息，但不是缺少對一般國際事物的信息，而是缺少對中國自身政治制度的信息。不過，小的進步還是有的，比如毛澤東的公安部長羅瑞卿的兒子最近出版的書，就是一部有思考深度的書，能夠回答很多問題，但他住在香港，這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近似於死亡。這個例子說明：在“紅二代”里有人進行深入思考。

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進行思考，當他們越來越有文化，就會越有理解力；但他們也可能越來越遠離真正的中國，遠離中國政治體制的心臟。這也是一種困難。

法廣：聽說您曾經陪同奧朗德總統訪問中國。

多姆納克：我認識奧朗德總統，但沒有陪同他訪問中國。在習近平訪問法國時，奧朗德總統把我介紹給習近平。

法廣：在您看來，西方國家領導人真正的了解中國現在的領導人嗎？

多姆納克：如果說他們什麼也不了解的話，也是太簡單了。西方國家領導人了解的是別人想讓他們了解的那一部分。由於中國體制是封閉的，所以有人覺得西方國家領導人對中國太天真了，也有人覺得西方國家領導人對中國批評的太嚴厲了，什麼也不懂。這其實很複雜，我可以這麼說：在是否了解中國的問題上，中國要對外國領導人犯下的錯誤負責，是他們非常非常的有責任，因為是他們不願意別國領導人太了解中國了。

唯一的一個例外是胡耀邦，他是我了解最深的中國領導人，在1980年到1981年間，我和他有過很深入的討論，如果他一直在位的話，可能會有利於外國對中國的了解。之後我還有機會見到趙紫陽李先念，他們並不像胡耀邦那樣有幫助西方人了解中國的興趣，李先念更差。真實的情況就是：西方人不努力去了解中國，中國政府則盡一切努力，想方設法地阻礙西方人去了解中國。

法廣：30年前的中國領導人希望了解外部世界為中國尋求一條新路，30年後，中國力量強大了，

多姆納克：30年後，中國不太需要對西方那麼友好了，確實如此。不過我們對中國的未來，還是什麼都不能預測。只有一個可以重視的現象是：中國現在的都市化達到百分之五十五，二三十年以後，可能就會達到百分之七十，隨着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中國老百姓民主化的要求必然更加強烈，這是歷史的規律。

法廣：最後一個問題，“巴拿馬文件”爆料了一些中國領導人家族的財富問題，您有什麼相關信息？

多姆納克：在我的書中談到過習近平的家庭，他的母親對他的仕途非常重視，警告習家成員不要唯利是圖，習家賺錢最多的是習的姐夫，而習的姐姐橋橋比習近平更有才華，她為習近平仕途助力很大，在“紅二代”中也非常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