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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文革何以在大陸成為禁區?

media 文革時期的毛澤東紀念章(中國四川毛澤東像章博物館) 路透社

今年是文革五十週年,對這個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海外有許多討論。但在大陸,似乎未見到官方有任何論及這一事件的言論,社科各界,甚至歷史學界都未見有重要的討論。相反,我們倒是看到人大會堂的紅歌會,完完全全是文革紅海洋形式的翻版。從歷史上看,大陸的改革開放正是以否定文革為背景的,但從文革結束至今已四十年,為何中共當局對此仍諱莫如深呢?

答:文革剛結束時,大批共產黨官員,包括鄧小平本人,剛從文革噩夢中醒來,說是噩夢實在不足以形容這場不敢說絕後,至少敢說空前的大慘劇。那時他們給文革的定性是“一場空前浩劫”。據中共官方給出的數字,是420萬人關押審查,172.8萬人非正常死亡,13.5萬人被以反革命罪槍決,23.7萬人武鬥死亡,703萬人致殘。其實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葉劍英披露過更驚人的數字,有120萬所謂地富子女被殘殺,各類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的人數約68萬3千人。全國1億1千300萬人受到各種政治迫害。根據全國各地縣誌做的綜合統計,有紀錄的死亡人數達730餘萬,而我們知道還有多少人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根本無法列入統計數字,超過納粹屠殺猶太人。我們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有名有姓的300萬,一般估計在500-600萬之間。但這裡有個非常大的區別,納粹屠殺猶太人,是以異族為對象,而文革的死難者全是中國人,全是我們自己的同胞。所以文革實際上是毛澤東本人發動的、針對本國人民的戰爭。這一點,他本人很清楚。據毛的爪牙戚本禹回憶,毛在請他們吃飯時,興高采烈地舉杯祝酒,祝酒詞就是“祝賀全面內戰”。所以如何對待這種彌天大罪,是對中華民族的致命考驗,更是對中共的致命考驗。

問:中共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可以說是中共自己對文革的反省與總結。他們對文革的定性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在分析這場動亂的原因時,似乎着力不多?

答:看中共對文革的反省和定性,不如說是看他們對自己的歌功頌德,因為真要以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分析文革就要觸及共產制度本身了。這一點聰明的共產黨首腦心知肚明。五十年代,在蘇共揭露出斯大林大清洗的罪行時,毛本人就說過,斯大林的這種行為在英美國家不可能發生。鄧本人也說過,文革這種事在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鄧是中共里的明白人,他深知對文革的反思會動及根本,所以十一屆六中全會起草文件前,鄧明確指出,起草文件關鍵要回答兩個問題,其一,毛澤東成績第一位還是錯誤第一位,其二,建國以來,特別是文革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這實際上是要起草者明白,錯誤談多了就要觸及根本制度了。所以他明確指出:“決議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實際上就已經給文革反思畫定了底線,也就是明確中共的這一套,從意識形態到建政制度,所謂毛澤東思想就是這一套的代名詞,是要堅持和發展的。可血淋淋的事實,讓真正反思文革的人不停地問,為什麼呢,這是為什麼。當時郭羅基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誰之罪》,是討論張志新之死的,他這是模仿赫爾岑的名著《誰之罪》,而赫的這部著作就指明社會中個人命運的悲劇要到週圍環境,也就是社會制度中找原因。有趣的是,赫爾岑的這部著作卷首語是這樣一句話:“未查清的案件,聽天由命,已查清結案的,全部歸檔”。赫爾岑的用意就是要提醒讀者,對罪責不能裝糊塗,更不能束之高閣,埋入灰塵。但鄧本人對文革的態度恰恰就是要儘快了結,今後不要再提,所謂宜粗不宜細,所謂“一切向前看”,就表明這種態度。可惜,以鄧的聰明,竟沒有看到文革這個膿瘡不徹底挑破,國家民族永不能走向世界文明主流。看看大陸現在文革白癡如雨後毒蘑,遍地滋生,鄧本人已成了這群人的攻擊對象,恨不食肉寢皮,我想他也是九泉難安。

問:五月二日,人大會堂舉行紅歌會,有馬曉力女士致信當局,曆數這場紅歌會對文革的歌頌,看來現在文革的那套思路和做法已漸漸浮上檯面了?

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文革這張皮恰恰附着在中共堅守的這套列寧式黨國制度上。國內明眼人都感覺文革借屍還魂,其實這屍從未搬走過,其魂深入國民骨髓。我只講一個事實,禁止反思文革的作品出版、流行絕非後來的事。早在1986年,中宣部就已經發文“對專門論述文革史實的專著,未經嚴格審查,不得出版,各報紙、電台、刊物不得刊登,已發表的不得評論”。請注意,這是1986年,正是改革開放的黃金時代。雖說鄧打壓了胡耀邦,但一年之後的十三大,趙紫陽上台,中國的改革轉型機遇正佳。緊跟着,1988年12月,中宣部又發文《關於出版文化大革命圖書的若干規定》,基本上封堵了對文革研究的著作出版。相比較德國,研究希特勒、納粹德國的著作之多不可計數,真可謂“汗牛充棟”,正是這種對納粹運動的徹底清算、反思,使德國進入世界文明主流,成為一個民主、自由、文明、富裕的國家,受到全世界的尊重,這些年承擔保衛歐洲文明的責任,真正是中流砥柱。而中國在政治文明、法制文明,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價值上基本沒有進步。現在當局治國的思路更是囿於紅衛兵模式,顢頇霸道,炫金耀富,世人為之側目。你若有空,翻出文革時那些文宣材料,比照當下大陸宣傳,一定會有似曾相識之感,從文字、用詞,到邏輯推斷,幾乎亦步亦趨。已經二十一世紀了,還要在文革武庫中找傢伙,讓人有種穿越感,這可如何是好?

問:你提到列寧式黨國體制,好像你認為正是這種體制才是文革的根源?能否再談詳細一點?

答:中國的文革發生在1966年,但在歷史上和它性質相近的社會政治運動已經發生過,那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希特勒的納粹運動。中共一貫標榜反西方,但可惜,它所反的只是西方民主國家中的普世價值。而中共的思想資源,其實是徹頭徹尾西方的,是蘇俄列寧式黨國體制的山寨版。應該承認,毛在建構體制方面缺乏創造力,中共的一套權力架構完全是蘇聯人一手調教出來的。納粹制度倒是希特勒的獨創,但它是魏瑪共和國失敗後的產物,它的嚴密性要遜於列寧式黨國體制,但他們在精神氣質上是如此想象,有歷史學家指出,儘管他們彼此仇恨,但再也找不出如此相象的敵人。正是這種黨國體制才是文革這種大規模群體犯罪的土壤。

歷史上,Dictateur,獨裁官是羅馬共和時期的一種專門設置,為了應對突然事變,是非常時期的臨時設置,最長不可超過六個月,獨裁官被臨時賦予不受法律制約的專斷權,他的權力超越現有法律,同時他的行為不受合法性審查,同時不可“告訴”,也就是有豁免特權。而這個設置到了列寧手中變成了維持政權的永恆方式。我們應該知道,對現存共產體制(嚴格說現在世界上大約只剩中共和北韓了)貢獻最大,最有創造性的是列寧。他的一套奪權的戰略策略思想最成功,也危害最大。前不久有材料報道普京批列寧,這說明俄國的體制是真變了(我們不討論他究竟變成了什麼),列寧把共產政權的本質說的極清楚:“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故障制約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不是建立在法律或選舉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全體居民中某一特殊階層的武裝力量上的權力”。好,我們應該記得,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性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對文革的深入思考必然會觸及到共產政權賴以樹立的基本理論。

在這種權力結構下展開的社會政治運動有幾個必不可少的要素:1)一個擁有無上權力的獨裁者。2)權力鬥爭必然是製造出一群黨內敵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稱做反對派,在毛的文革中稱做路線鬥爭。3)一套由獨裁者本人掌控的秘密警察系統,它監視權力鬥爭的動向,收買告密者;4)一套以“宇宙真理”和謊言構成的意識形態,通過它來貫徹獨裁者的意志;5)以暴力為依託的洗腦系統,通過它培植一群愚民,他們實際上是處在一種昏迷狀態下充當打手。所謂昏迷狀態即是說這群人不具有理性所要求的自我意識,他們由獨裁者的意志所操縱,激發出人性中的邪惡來毀滅他人從而也毀滅自己。所以反思文革必然要對這些要素逐條清理。中共在文革結束後,也做過所謂“清理三種人”,但大多數不了了之,因為你很難在審判艾希曼的同時,給希特勒修紀念堂,所以文革中的罪行幾乎沒有得到清算。有人提寬恕問題。圖圖大主教確說過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但這個寬恕是在釐清罪責,認罪懺悔的情況下的仁慈。沒有清算就沒有寬恕。

所以從歷史和中華民族未來的角度來反思文革,意味着中國人從列寧式黨國體制中脫胎換骨,重歸人類文明發展正道,使中國人成為自尊、自立、自由的真正社會政治意義上的人。這一點大陸當局似未加考慮,進來甚至又見到“黨內野心家、陰謀家”這種提法,可見反思文革對中共而言實在強其所難,因而這個歷史性的任務只能是個人理智良心的行為。我們也確是看到許多仁人智士,單槍匹馬在勇敢地進行着這個工作,我們應該向他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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