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場浩劫，也是一場中國民眾的集體瘋狂。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死傷人數,至今在中國無法正常進行調查，也無法對文革進行真正的全面反思 。從社會進步角度來講這不利中華民族。中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和《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先生當時是高中生，親身經歷了文革10年的浩劫。請聽法廣專訪胡平先生。
法廣：文革開始，您19歲，請問您談談自己的文革經歷，您受到什麼衝擊？
胡平：現在人們談到文革都稱為10年浩劫。其實，在文革前情況就已經相當惡劣。與我同齡的不少人也有同感，發現文革前就已經非常壓抑。那個時候，階級鬥爭調子就唱得很高，在學校里已經非常強調你的家庭出身。我們這類學生希望成為科學家，這個理想也被扣上個人主義的帽子，受到批評。當時，我們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思想，不能對現實形成自己的批判意識，因此感到迷茫。
在文革爆發後，我當時還想改造客觀世界，改造自己，去參加革命，相應黨的號召。另外，也希望通過這種革命也證明我們也是革命的。因為我家庭出身不好，認為我們思想有問題，已經被打入另冊。我們當時受到同樣的教育，也把革命看得非常重要。
我父親曾經是國民黨軍隊的官員，後來隨軍起義，成為解放軍。可是在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呢，又被當局用反革命罪論處，我屬於黑五類。從當時的標準來看，我的家庭出身非常黑。加上我家親屬中又有海外關係，因此有同學說，打開胡平檔案，一看就是半個反革命。
法廣：現在看起來非常可笑，但是當時您還是學生，因此對您壓力不小？
胡平：對！ 我們這類家庭出身的人不能入團，不能擔任學生幹部，也不讓你考上大學。我當然就很不服氣，認為這不公平。當時是說重在表現，還是要看你的出身。各級領導，為了自己政治前途考慮，對出身不好的首選就拋到一邊，造成嚴重的對家庭出身歧視。我們這類家庭出身有問題的人根本不能考上大學，在51，52年的時候，對家庭出身還不是看得這麼嚴重 。到了62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對家庭出身看得越來越緊。
法廣：請您談談，文革您感受到初期的學校，社會上的氛圍？
胡平：文革初期，我和其他同學一樣，寫大字報，揭發批判學校的老師，也批評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當時的批判內容與我以前的想法有不少相同之處。當時主要想自己思想不對，應該改造自己。後來我不滿的是，當時對老師的批評很快從口誅筆伐上升到人身侮辱和毆打，這類殘暴的做法讓我非常反感。即使按照當時共產黨的政策也是不符合的。
隨後，北京學生寫的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反動兒混蛋。”也傳到成都。大家進行了3天半的辯論會，也就是批鬥會，主要批判出身不好的學生，主要是批判我，給我巨大壓力。自己要強，有沒有自己的見解，因此在意別人對你的看法。當周圍人都對您有負面的看法的時候，對你自己的自信就有毀滅性的打擊。
法廣：您隨後下鄉，請您談談知青生活，以及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看法？
胡平：文革運動初期，社會形勢還好，學校有工作組，對學校控制還是先當的緊。後來到了10月份，中央發出批判反革命路線的號召，把前一階段工作組，領導人做法扣上反動路線的帽子，包括對我們這些受壓抑的人是某種解放。
通過這些運動，如果說著運動之初我還抱着幻想，純潔的熱情。隨後，中國有篇出身論文章，我對運動疏離感就更強了。我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其實是另類的造反派。我不贊成造反派對保守派採取極端的做法。當時也發生群眾組織間的武鬥，我也非常反對。到了文革後期，中宣隊，解放軍進駐學校，展開清理工作。那些在運動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重新被打成階級敵人，再次受到虐待。我被說成為牛鬼蛇神翻案，再次受到批判。直到1968年，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全校的同學都被送到農村，對我的批判也不了了之。
法廣：當時知青的生活狀況？
胡平：我是1969年3月份下鄉，在現在攀枝花市的郊區。我們那個生產隊有20個同學，是個集體戶。我們共同參加農村勞動，讓後共同開火，經營我們的自留地。
大家當時干起活來非常勤快，非常賣力，還幫助農民看病，半夜校，幫助他們安裝電線，安裝喇叭。當時大家主要還是想接受再教育。大家也感到一方面是沉重的勞動，另外一方面只是有口飯吃。而且在這種環境中我們無法使用自己以前學到的知識，也沒有書可以讀。也因為在農村，遠離城市中文革的政治舞台，與文革也拉開了距離，對文革有新的看法。我感到文革中搞的運動比以前還要糟糕，還要惡劣。
當時共產黨沒有出版什麼好書，在文革期間大部分讀物還被打成封資修，受到批評，被銷毀。所以當時能夠找到書讀非常不容易，而且讀書思考本身就冒風險。我下鄉第二年，公社組織批判會，批判我個人主義思想，反動思想等等。當時我就是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都是罪名。也讓給我未來蒙上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