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 香港銅鑼灣書店店主林榮基失蹤八個月後返港，開記者招待會披露真相，引起國際社會震動。他明確告訴全世界，他是被“中央專案組”扣押審訊的。我們知道“中央專案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個特殊機構，怎麼現在又出現了呢？
答：香港銅鑼灣書店員工神秘失蹤一事是近來最重要的一件事。雖然李波等人已經返港，但都不敢說出真相，我們完全可以理解他們受要挾、脅迫的恐懼。所以這次林榮基先生勇敢地站出來說出真相，更讓人格外敬佩。林先生有兩句話讓我特別難忘，他說：“這不是我個人的事，是香港整個社會人的自由訴求”。又說“希望香港向強權說不，我都可以，你怎麼不可以”。他還引用香港詩人舒巷城的詩句：“我沒見過屈膝的書台，雖然我見過屈膝的讀書人”。從讀到的材料，我們得知，林先生是個老老實實的香港普通打工的人，自己喜歡讀書，所以開書店，平日沉默寡言，只追求一份平淡簡單的日子。但中共連這樣的人都放不過。只不過是他因他的書店裡有幾本讓中共最高領導人不喜歡的書。我記得在納粹暴行公之於世之後，有一位作者說，我們對暴政的邪惡程度，永遠缺乏想象力。我們在專制政權下不斷看到惡政花樣翻新，更覺得這話說得有多準確。
問：香港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的，這個事件實際上已經否定了一國兩制的實質內容，所以引起香港各界的恐慌和抗議。
答：這件事向全世界發出了幾個明確的信號。第一，中共對它的承諾和簽訂的條約不當回事。當今的世界是個由條約體系規範的世界，如果一個國家並不遵守它簽訂的條約，而是依自己的需要任意妄為，這個世界就會變成叢林世界。第二，中共體制是一個沒有法制的體制，現在它要把這種不依法行事，任意動用暴力侵犯人權的行為推向世界。凡是它有能力插手的地方，它就會恣意妄為。銅鑼灣書店的桂海民就是在泰國被綁架回中國的。我們知道，干境外暗殺綁架這種勾當的，前蘇聯KGB是老手，再有就是北朝鮮。現在中國也加入到這種流氓國家的行列，學好不容易，學壞快得很，更何況共產黨本來就有這個基因。第三，文革中臭名昭著的中央專案組又借屍還魂了。
問：請你給我們介紹一下文化革命中的中央專案組吧。
答：中央專案組的意思是中共中央直接指揮的專門案件審查組，它成立於1966年5月。所謂專案，就是毛出於黨內鬥爭的需要針對特定的人與事而造出的案件，這個案件由一個專門的辦案機構處理，由周恩來直接負責。中央專案組下面分設三個辦公室，第一辦公室主要針對中央高層和國家機關中毛要整治的對象，包括劉少奇、彭真、陶鑄等人。第二辦公室是針對軍隊幹部的，彭德懷、賀龍、羅瑞卿等人就歸第二辦公室。第三辦公室是針對公檢法系統的。從這個設置可以看出來，在毛的心目中，全國上下各個領域都有敵人。官方的文革史承認，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的高級幹部75％以上都被立案審查，全國被株連的群眾達億人以上。如果說毛有什麼創造性的話，專案組的設置可以算一個。從迫害人的廣度、深度而言，很有可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所謂專案組有幾個特點，其一，它是脫離任何法律系統的，全憑統治者的個人意願就可以隨意抓人、關人、審訊、判決。我們知道，在文明國家中，一個案件，從發生、偵查、取證、起訴、判決都有嚴格的法律規定，遵循嚴格的法律程序。被告或案件中的嫌疑人都有受到保護的完整權利，特別重要的是辯護權，而專案組具有完全脫離公檢法系統之外的超法律權力。其二，在法律系統之內，要有犯罪要件才可立案。但專案組卻是在被審查人完全沒有犯罪事實的情況下，只因政治鬥爭需要，就可以立案。被立案的人沒有任何人身保護權、辯護權，甚至沒有無罪權，也就是說你有罪，你就必須有罪。其三，在立案過程中，完全不需要證據收集，只要需要就可以造偽證，或者通過刑訊逼供，或者脅迫別人造假證據。總之，只以定罪為目的，而不以公正為目的。所以實質上，中央專案組本身就是個超級有組織的犯罪團夥。
問：我記得文革結束後，曾經對專案組這種違法行為有過批判。
答：對，在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曾經指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幹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須永遠廢除“。當時胡耀邦在鄧小平、陳雲的支持下，堅決要求所有中央專案組把案件檔案移交中組部，由中組部組織人全面清理，平反大批冤假錯案。因為當時的共產黨上層，大多是專案組的受害人，對專案組這種迫害人的特設機構深惡痛絕，所以才可能有“必須永遠廢除”這種提法。但是，你要注意，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專案組這種形式是法治的大敵，而只提它“脫離了黨和群眾的監督”。這實際上是給得癌症的人割盲腸，全然治不了病。因為別忘了，它是中央專案組，哪裡是脫離黨的監督，而根本就是黨造的，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運行的。
問：所以現在中共一方面口頭上講法治，而又講法治不能脫離黨的領導。
答：這就是中國不是一個具有法治文明國家的標誌。前幾天看到中國出了個招考法官的文件，竟然把擁護黨的領導當作首要條件。所以我曾對中國最偉大的法律人張思之先生說，在共產體制下爭取法治是與虎謀皮。張先生很同意，但他仍不屈不撓地為法治建設赴湯蹈火。對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我們滿懷崇高的敬意。但從理智上我們又知道列寧創建的這套黨國體制是法治的天敵。因為這種政體的實質就是列寧所說的“專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強力而非依靠法律的政權”。攫取了一切社會生存空間的一黨專制下的法治，不過是對老百姓的刑罰而已。那套法治，《商君書》早說明白了。真正的法治的核心是以法律的公正來保護每一個人的個人權利，而中共的所謂法治只是要保護黨的權力，實際上是保護黨的首腦的特權，從這次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就可以看的很清楚。這次由中央專案組出面以黑社會的方式肆無忌憚地破壞一國兩制的承諾，只因為銅鑼灣書店賣了幾本有關習本人的八卦的書。你不鬧還好，一鬧倒成了真。可怕的是已被中共當局信誓旦旦地宣布“永遠廢除”的中央專案組死灰復燃，重出江湖，這絕不是個好兆頭。當今中共最高當局一面講法治，一面無法無天的做法，會讓文革結束後中國出現的一點點法治成果毀於一旦。
問：所以去年中國大規模抓捕律師，這恐怕也是法治惡化的表現。
答：當然，世界上這樣迫害律師的事情，我還真不知道有第二樁。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沒幹過這種事。前幾天媒體報道，去年被抓捕的年輕律師趙威至今下落不明，親屬聘請的律師根本沒見過趙威，官方指派的律師對趙威的下落支吾其詞。有雷洋案為例，我真不敢想象這個年輕姑娘的遭遇。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共能這樣肆意踐踏人權，簡直就是人類的恥辱。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日前發表人權報告，稱這三年是六四以後中國人權狀況最黑暗的時期。我擔心沒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中國熱愛自由的人要有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