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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警惕文化革命重現是一個現實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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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文革發動五十周年。6月底,世界各地數十名文革研究學者彙聚洛杉磯,參加文革研討會。如果說文革研究在不斷深入的話,文革在它的發生地中國如今卻成為一個敏感的話題,與此同時,種種跡象顯示那些人們認為已經久遠的文革記憶似乎正以新的形式出現中國政治與社會生活。文革研究與反思是否正遠離中國人的現實生活成為純學術話題?中國人如何才能走出毛式思維的陰影?我們邀請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教授向我們介紹洛杉磯文革研討會的一些主題演講,以及他對文革反思的一些看法。

2016年5月15日,一批毛澤東的崇拜者在香港遊行,紀念文革發動五十周年。
2016年5月15日,一批毛澤東的崇拜者在香港遊行,紀念文革發動五十周年。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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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與民眾記憶出現脫節

法廣:這次文革研討會期間您主持的討論活動的主題是““對文革研究的再研究;對反思文革的再反思”。首先,為什麼要設立這樣一個主題?這裡的“再研究”與“再反思”只是程度上更進一步?還是針對此前研究提出新的問題、新的視角?

徐友漁:正是您說的後一點:針對以前的研究提出新的問題、新的視野。這說明文革研究已經有了相當的積累和成果,所以才可能對以前的研究重新審閱和審視。這表現在很多方面。簡單地說,第一,我覺得,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真相越來越清楚,這首先得利於對文革資料的積累,比如,宋永毅教授他們做了三千多萬中文字的文革數據庫,我們對文革基本事實的了解更全面,更細緻了;另外,文革期間很多事實以前被忽視,現在也重新提出來;還有,對文革研究的視角有極大的擴展,比如,以前的文革研究受大陸的一些東西的局限,只是簡單地否定文革,現在,我們對文革各個不同側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而且運用了現在最新的政治學、歷史學、文藝批評、或者社會心理學的分析方法,所以,可以誇張一點地說,有點百花齊放的苗頭。

法廣:文革結束已經近四十年,中國人對文革的記憶開始遙遠,如今的年輕一代對文革更是知之甚少,這樣形成的時間距離與心理距離是否也會淡化人們對文革反思的關注?文革研究是否會越來越變成一個純學術課題,離當今中國人所關注的話題越來越遠?

徐友漁: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事實上,這次文革研討會參與者的一個共同擔憂就是這樣的問題:一方面文革研究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廣泛,但另一方面,專門的研究者集中在少數人那裡,對於廣大的讀者或者廣大民眾來說,尤其是對於年輕的一代人,他們對文革了解知之甚少,淡忘的情況也出現,所以就有這樣一種脫節,就是說研究者的努力與廣大民眾對文革的關注度和記憶的程度之間的脫節,這是大家最憂心的問題。但是,我們除了自身努力以外,對改變客觀環境還是感到無能為力,因為中國有一個強大的政府在扼殺記憶,讓人們淡忘歷史,研究者做了很多努力,但這種努力,不能說於事無補,至少可以說收效甚微。

法廣:現在我們再回到這次研討會的情況。郭建教授(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白水校區英文教授)在會上的演講題目是:當前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結”。是否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他的觀點?

徐友漁:我非常重視郭建教授這篇演講,在與會過程中我與他有過多次討論,我很願意談談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背景是:最近幾年文化大革命親歷者和當事者寫的回憶錄越來越多,其中一個特別凸出的現象是:寫回憶錄的人主要是文革中造反派的領袖。他們提供了相當豐富、相當深入、相當生動的文革史實的披露,這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方面,而且,這批回憶錄極大地促進了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因為這些回憶錄寫得非常坦率。我基本上都看過,覺得他們基本上還是抱着一種真誠的態度來寫的。但是,郭建教授注意到一個問題:因為這些人自身是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領袖,他們的回憶錄給人印象是非常可信、非常真誠的,有很多細節和以前不為人所知的東西,我們的研究就會極大地依靠這些回憶錄,因為裡麵包含着基本的事實材料。但是由於自身的經驗、經歷的局限,這些人的反思或多或少地會表現出一種反思程度不夠,帶出一種造反派情結。所以,郭建教授認為這個問題值得注意和警惕,因為其中有一種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美化文革期間的造反派的傾向,當然,這種現象本身就值得關注和討論。我相信很多有造反派經歷的人,甚至一般的文革研究者也會認為文革中的造反派本身有一定的正義性,所以,這些人不一定是想美化,而是如實地表達了一種是非對錯。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我很欣賞和推薦這篇論文。

政府擔心反思文革會動搖民眾對政治制度的盲目信仰

法廣:由於官方的控制,文革討論在中國無法成為一個公開的話題,但是近幾年文革還是不時回到輿論空間,比如一些當年的紅衛兵為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尤其是暴力行為道歉。輿論對此評論不一。在您看來,反思和清算之間應該是怎樣一種關係?中國政府一再避諱反思文革,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擔心反思的結果導致清算?

徐友漁:我覺得……也不是。因為反思再深入,人民也沒有力量去清算。政府擔心反思文革,還是擔心對文革揭露越深,人們對制度的質疑會增加,因為人們會追究這種政治制度弊病何在,因為畢竟文革是在現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之下才得以發生,所以追究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會發生、為什麼造成那麼多人間慘劇,就會考慮如何改變這個制度,我覺得政府的擔心主要在這裡。我相信執政黨沒有,也不可能提出清算問題,但是他擔心大家對這個制度盲目的信仰會因此而動搖。

中國現代化道路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要徹底批判毛澤東

法廣:這次研討會上還有學者譚加洛先生(註:美國獨立研究者)的發言:“我們是毛的孩子”。這個題目讓人聯想到此前作家王若望先生說過的:“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這是否是譚加洛在這篇演講中想闡述的觀點?您怎麼看?

徐友漁:我主持這個單元的討論會,因此對這篇發言很留心。他主要想說的是:因為大家都在批判文化大革命,都把自己扮演成受害者。他針對這個傾向指出:實際上我們都是大量的參與者,本身也有責任,他比較深刻也比較嚴格地反省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以及自己的思想,他把自己稱作是“紅旗下的蛋”,也就是生長在紅旗下,或者用大家更熟悉的話說,就是“喝狼奶長大的”,這是一種自我反省。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受到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教育促使了文化革命期間年輕人非常野蠻、非常不文明的行為,我覺得這篇反思很好。

至於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重點不在這裡。這句話很深刻,據我看,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每個人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很大,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更是如此,毛澤東那些政治手腕的東西,或者利用群眾、欺騙群眾的那些東西,不同地位的人都會有,政治地位高的人,越容易接近毛澤東,他們心裡的“小毛澤東”可能更嚴重些。

法廣:毛澤東去世已經近四十年,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教育影響了不止一代中國人,這種思維方式對今天的中國人是否還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而且,近年來中國又出現一種新的崇毛意識。中國人如何可以走出這樣的陰影?

徐友漁:其實也很簡單。我覺得中國人走上現代化道路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要徹底批判毛澤東,徹底肅清他的流毒,這其實是中國非常緊迫、也必須做的事情,但卻根本沒有做。文化大革命以後雖然提出對毛澤東的錯誤三七開,但更多的時間是在為毛澤東辯護。更嚴重的是把毛澤東應該承擔的責任都歸結到林彪和四人幫身上,毛澤東到底有哪些錯、他的政治理論、社會實踐到底給中國人帶來了多少災禍?這些問題根本就避而不談,所以就會造成現在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毛澤東的思維方式,毛澤東的行事方式,在中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把中國看作是一個受到世界敵對勢力包圍的國家,一碰到自己不愛聽的意見,就說是一個有預謀、有陰謀、有海外勢力在操縱的東西;或者是大權獨攬,覺得任何人都在搞陰謀詭計,在威脅自己的權力……中國社會現在最嚴重的問題都可以追溯到毛澤東那裡去。所以,我覺得,不論中國GDP發展有多高,不論中國社會、心理、習慣,尤其是消費習慣等等使得中國人的面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只要批判毛澤東這個任務不完成,批判毛澤東這個坎兒不邁過,中國的現代化肯定是一句空話,所以,這個任務很嚴重地擺在我們面前,每次談到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會很明顯、很深刻地感覺到這個問題。

法廣: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可以說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經歷了這十年動亂,文革不會再發生。但如今種種跡象讓中外觀察人士產生疑問:中國是否正重迴文革?而且,在這次洛杉磯文革研討會上,余傑發言認為:文革在中國從未結束。您怎麼看?

徐友漁:我同意這個看法。實際上,中國人對文革的看法走了一個U字形的轉變。文化大革命剛結束的時候,中國人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悲劇與困難記憶猶新,所以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中國上上下下,體制內,體制外,基本上有一個共識,就是對文革持批判與譴責的態度,但具體的清理做的還是相當少。後來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時過境遷,很多文革經歷者的傷痛,由於沒有反思和批判文革的氛圍,有些人就逐漸淡忘了,而後來者,那些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材料、文獻等來評價文化革命。那當然那時說的話都是美妙無比,所以,對文化大革命時的困難越來越淡忘,而對文化大革命時的宣傳品的認同越來越多,覺得文化大革命是追求社會正義,追求社會平等的運動。更重要的是由於中國目前社會不公正現象越來越嚴重,毛澤東時代的打倒官僚特權、打倒走資派等口號就逐漸越來越讓人們欣賞和懷念,所以,現在對文革的正面肯定,在社會輿論和群眾心理上來說已經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相比,發生了巨大的逆轉。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由於對文化大革命從來沒有進行清算,中國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比如毛澤東有一套政治的六項標準,後來變成了四項基本原則,其實萬變不離其宗。現在人們提出文化革命有重新出現的危險,甚至認為現在已經又在部分地搞文化革命,我覺得這些觀點都會被人們的切身感受和切身經歷所證實。我也覺得事情是這樣。警惕文化革命重現,這是一個真實的、現實的課題。

徐友漁先生還指出,從這次會議情況來看,中國有一部分學者在很困難的條件下仍然堅持文革研究,他希望這些學者能夠得到公眾更多地理解和支持,但更多地是他的憂慮: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造成了那麼大的影響和危害,這些危害和影響直到現在還能看出來,但是,由於政府的扼殺,不能研究,所以,文化革命的惡果還會長期在中國泛濫,甚至膨脹。他希望這樣的擔心能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認識到,讓這種局面能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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