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世達賴喇嘛2016年9月再訪巴黎。儘管達賴喇嘛及其身邊人員一再強調此行並無任何政治使命，其日程安排也主要是圍繞保護環境、弘揚慈悲與仁愛、推動不同宗教和諧共處等議題的公開演講或佈道，但圍繞這次訪問活動，政治幾乎無時不在。一方面，法國政要對這位年過8旬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避而不見引發了種種對來自中國政府壓力的推測，而這種推測也由不同渠道得到證實，這次名義上沒有任何政治使命的訪問因此蒙上一層特殊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達賴喇嘛繼承人問題不時被媒體提及。達賴喇嘛雖然名義上更是宗教領導人，是藏傳佛教信徒的精神領袖，但第14世達賴喇嘛自1959年逃離西藏起，就成為藏人事業的化身，他的繼承人問題因此遠超出了宗教範疇，直接關係著西藏的未來前途。隨着達賴喇嘛本人年事漸高，北京反覆強調世俗的中央政府在藏傳佛教領袖轉世體系中有決定性作用，而達賴喇嘛本人則提出他可能是最後一位達賴喇嘛。有着近五百年歷史的達賴喇嘛轉世傳承製度是否還將繼續因此成為懸念，吸引輿論的特別關注。在今天的公民論壇節目中，我們就結合達賴喇嘛本人在這次訪法行程中的一些表述，以及有關專家的解釋，向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繼承人問題在達賴喇嘛抵達巴黎後的第一次公開活動中就被提及。在9月12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您會是最後一位達賴喇嘛嗎？”
達賴喇嘛：“這是可能的。我一直說，倘若我成為最後一任達賴喇嘛，我會很高興，因為這最後一位達賴喇嘛很受歡迎嘛。”
問：“您為什麼會考慮自己會是最後一任呢？有什麼原因促使您這樣想嗎？”
達賴喇嘛：“倘若藏人認為達賴喇嘛制度不再有多大意義，那何必堅持呢。早在1969年我就曾在一次正式講話中正式地說：達賴喇嘛制度是否繼續下去應當由藏人決定。”
達賴喇嘛的回答流露出對下一位達賴喇嘛可能難孚眾望、尤其是有可能在西藏內外出現兩位轉世靈童局面的憂慮。達賴喇嘛曾半玩笑、半認真地表示，他轉世的地點有可能在西方，也許還會轉世為女性。然而2007年8月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特別頒布《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中央政府將按照《辦法》在中國境內確定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
9月15日，達賴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正式訪問歐洲委員會時，主動提及其繼承人問題：
達賴喇嘛：“作為藏人，我自2011年起就完全辭去了政治職務，我不僅完全退出了政治生活，而且正式地、愉快地、很心甘情願地（volontairement）結束了達賴喇嘛制度四個多世紀的政教合一模式。這一點將自第15世達賴喇嘛開始執行。有時我會說，如果15世達賴喇嘛出現，他會怎麼說呢？不過，不用擔心，不會有這樣的危險（笑）。”
“我反覆說，有些宗教體制，比如達賴喇嘛體制是封建體制，如今，封建制度過時了，現在應當是民主，是個人自由，是社團自由，是法治 不是個人統治，而是法治，現在是時候了。”
“達賴喇嘛體制已經過時了，所以，我不僅自己完全辭去了政治職務，而且決定終結這個傳統。如今政治事務有民選政治領導人負責。在最近的選舉中開始時有多名候選人，後來只剩下兩名候選人競爭。他們甚至學習了印度政客的競爭方式，還有美國現在的那種很有點可笑的競選。有印度朋友對我說：你們現在學會選舉了，有太多的候選人學習那種競選方式。我對他說，在過去，我們向印度學習哲學等等，在當代社會，我們也在學習印度政客的行為方式，所以有這樣的競爭。”
“總之，從那以後，我就完全投入到西藏的環境保護事業，這很重要。還要保護西藏文化，包括西藏語言。藏文化主張和平，主張非暴力，主張慈悲，這樣的文化應當得到保護。”
長期擔任達賴喇嘛的法語翻譯的法國著名學者僧人馬修•李卡德(Mathieu Ricard)對達賴喇嘛此番闡述的解釋更側重其中的民主思想。他向本台表示：
馬修•李卡德：“他（達賴喇嘛）說，他很高興、很願意、很自豪、很自由地（而不是向法國大革命那樣）結束了達賴喇嘛制度教權與俗權４００年的錯綜結合。第一階段是在２００１年，第二階段是在２０１１年，他全面退出政治。達賴喇嘛說的第二點是，達賴喇嘛制度並不重要。這一點他反覆說過很多次。他說應當由藏人以民主的方式決定是否繼續這個體制。達賴喇嘛是民主的捍衛者，他一直都是。在西藏的時候，他沒有能推行民主，因為當時條件不允許。他一抵達印度，就急切地想做一件事：民主。他說，那些封建體制、那些政教合一的體制、極權體制，也就是由少數人領導所有人的體制，沒有前途。現在，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藏人有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達賴喇嘛沒有政治角色，未來的達賴喇嘛沒有政治角色。”
法廣：那誰來決定達賴喇嘛制度是否繼續呢？
馬修•李卡德：“首先，是所有那些與藏傳佛教有關的人，這也包括蒙古人、布丹人、尼泊爾人等在內，也就是有一千兩百萬人可以決定，或者認為達賴喇嘛的存在有用，或者認為這個存在太陳舊了，沒有任何意義。這都由他們選擇。達賴喇嘛說過：這根本不重要。他常說：那些中國政府朋友好像比我更看重這個體制。”
的確，達賴喇嘛關於他有可能是最後一位達賴喇嘛的立場顯然讓北京非常不滿。2015年3月的兩會期間，負責處理西藏事務的前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時任西藏自治區主席白瑪赤林先後指責達賴喇嘛背叛達賴喇嘛世系，並強調達賴喇嘛對其轉世與否沒有發言權，這一決定權在中央政府。
但無論如何，隨着達賴喇嘛退出政治事務，自五世達賴喇嘛起成型的藏傳佛教俗權與教權合一的模式已經結束。達賴喇嘛的法國傳記作家Sofia Stril-Rever向本台表示：
Sofia Stril-Rever：“在2011年的時候，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明確結束了雙重使命的達賴喇嘛體制，也就是既承擔政治使命，又承擔精神領袖，因為他認為新一代藏人的民主教育已經完成。要知道，藏人剛剛流亡到印度的時候，完全沒有民主機制，他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民主，一點兒概念都沒有。所以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民主）教育。2011年達賴喇嘛結束這種管理機制的時候，藏人都求他繼續擔任政治領導人。但他要求藏人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一方面，正是因為考慮到繼承人問題，他擔心倘若未來的達賴喇嘛還是孩子，那就會出現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權力真空，這會對藏人非常不利。另一方面，那時就需要任命一名攝政者，而這會引發很多、很多的陰謀，因為有權力爭奪，所以他很希望能保證藏人在那時仍然足夠堅強，於是就有了民選總理來保證權力的延續。洛桑桑蓋不久前剛剛競選獲得連任。”
“至於精神領袖的繼承人問題，未來的第十五世達賴喇嘛將只負責宗教事務。他在此問題上一直非常明確，也就是，（是否有第15世達賴喇嘛）要由藏人自己決定。”
達賴喇嘛世系的政教合一模式已經隨達賴喇嘛退出政務而結束，而第14世達賴喇嘛關於轉世傳承製度是否延續的表態也在一定程度上預先削弱了北京未來某些舉措的宗教合法性，但西藏問題如何解決則更取決於中國政治的未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