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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端的權利之四 以恐怖維護思想專制

異端的權利之四  以恐怖維護思想專制
 
加爾文--從宗教改革的旗手到不容異端。

[提要]加爾文以他在宗教與世俗兩個領域的權勢,壓制打擊卡斯特里奧對他的挑戰。雙方力量對比懸殊,使卡斯特里奧處於必敗的地位。但是現實中的失敗,不代表精神的失敗,他所倡導的思想、言論自由,他所捍衛的異端的權利為後來的啟蒙運動照亮了道路。在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中,我們能看到卡斯特里奧思想的光芒。

問:以加爾文的性格,他是不會放過卡斯特里奧的。請你給聽友們介紹一下這場鬥爭的結果。

答:好。卡斯特里奧的《答加爾文書》已經從道義上宣判了加爾文迫害異端的罪行。這部書不糾纏塞維特斯與加爾文在教理爭論中的對錯,而只是不遺餘力地維護一個原則,異端的權利,也就是說無論真理在誰手裡,發表意見的權利是不容剝奪的。思想自由是人的天然權利,凡是否認這個權利的人,一定代表着邪惡的勢力,一定是維護狹隘黨派利益和專制者個人地位的暴政。他的推論邏輯嚴謹,事實充分,根本無法辯駁。加爾文採取的第一個措施,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老手段,禁止印行卡斯特里奧的文章,也就是說靠恐怖的權力讓批判的聲音淹沒掉。沒有人知道卡斯特里奧說了什麼,他對加爾文的批判就自然無效。用加爾文自己的話是“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不用害怕”。結果加爾文通過外交渠道,讓日內瓦市出面給巴塞爾市一個抗議。巴塞爾市怕得罪了日內瓦,便下了禁令,禁止任何非正統著作出版。表面上是不針對特定的著作,其實是針對《答加爾文書》。這一禁就是一百年。《答加爾文書》出版印行已經是一百年後的事兒了。在手握大權的加爾文面前,卡斯特里奧弱小得不堪一擊,但他依然奮起反抗,他抗議道:“你們的言詞和武器,不過是從過去的專制統治那裡撿來的破爛貨,它們只能給你一個暫時的統治,但絕非是精神上的。這一統治的基礎是高壓,而不是對上帝的愛。我不羨慕你們的權力和你們的武器。我有其他的權力和武器——堅定純正的信念,堅信上帝會幫助我,賜予我恩典。即使在一段時期里,真理被當時眼花繚亂的‘公正’所壓倒,但沒有人能永遠壓倒真理”。

問:看來,壓制不同意見,施行思想專制的方法,古今中外大同小異,都是設法切斷信息的來源。古有禁書,眼下還可以藉助現代技術搞網絡封鎖。

答:我們已經幾次談到,作惡是“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現在我們往下講。你還能發現專制暴政常用的一些共同的手法。卡斯特里奧的傳記作者茨威格總結說:“專制暴君永恆的悲劇在於,他們必須繼續不斷地嚇唬有獨立思想的人們,甚至在敵手已被解除武裝和剝奪了言論之後也如此。如果一個被壓垮了的敵手一聲不吭,但仍拒絕廁身於暴君的佞幸和奴才之列,那此人的繼續存在就成為一個煩惱的來源”。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對專制者來說,剝奪你的話語權容易,但讓你從心裡屈服更重要。而卡斯特里奧就是拒絕低頭。他仍在親近的朋友圈子裡為異端辯護,這讓加爾文惱火,他怕他的道德上的力量。於是,他使出不少手段,比如唆使人站出來挑戰卡斯特里奧,讓他就異端問題展開辯論,或者散布流言,攻擊他的學術工作。這時,路德的戰友,德高望重的梅蘭克森站出來支持卡斯特里奧,這反而更激起加爾文的仇恨。因為卡斯特里奧並不和他辯論教理問題,而是向他要思想言論的自由。加爾文設法找到突破口,向卡斯特里奧進攻,找不到就造。他硬說卡斯特里奧是一本惡毒攻擊教會的小冊子的作者。其實這是假的,但他抓住不放,寫了一篇駁斥文章《惡棍的謬論》,對卡斯特里奧大加攻擊謾罵。而卡斯特里奧卻彬彬有禮地回應他,甚至說,“我十分願意和你取得兄弟般的諒解”。但加爾文卻毫無悔意,對他的謾罵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什麼“瘋狗”、“竊賊”、“野獸”,最後斷定他是個“撒旦的特殊子民”。

問:像加爾文這樣一個宗教改革的旗手,竟然不惜自壞聲譽,像個沒教養的人,也很讓人吃驚。

答:但卡斯特里奧卻冷靜有風度。他回答加爾文:“這些謾罵不能損我於絲毫,有朝一日真理會獲勝,而你加爾文將被迫向上帝講清楚,你是如何辱罵別人的,以拯救他們也拯救你自己”。他還說:“讓我保留我的信念不受壓制,我也完全同意,你保留你的信念。不要再認為,凡與你有不同意見者,一定是錯的,應該以異端罪處以火刑”。他這是既堅持了自己的信仰,又為塞維特斯伸冤。而隨後加爾文的做法更令人不齒,他讓信徒們編了一齣戲,把卡斯特里奧化名卡斯特羅,放在戲中當丑角,而且他想方設法讓巴塞爾大學解除卡斯特里奧的教職,斷他的生路。這時,他的爪牙發現了卡斯特里奧的一本新書《給法蘭西的忠告》。在這本書中,他勸新教和天主教和解。他把宗教寬容思想貫徹到底。他說:“法蘭西,我對您的忠告,是停止強制、迫害和殺害良心吧。讓每一個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在他心中,應該讓那些願意成為新教徒的人做新教徒,願意成天主教徒的人做天主教徒。這幾乎是“南特赦令”的先聲。加爾文抓住這部書,讓他的黨徒把卡斯特里奧當作異端送上法庭,他們要求巴塞爾的宗教會議行動起來,逮捕卡斯特里奧。但是這裡有一個法律障礙,根據巴塞爾的法律,必須有人正式起訴,否則不能立案。加爾文是不會出面的,他找了個叫博登斯丁的人,向巴塞爾當局遞交起訴書。於是巴塞爾當局只能立案,審判卡斯特里奧。卡斯特里奧被要求在大學評議會面前,對指控答辯。他知道控告的人,不是這個博登斯丁,而是加爾文。他要求和加爾文當庭對質。他說:“我知道我的原告人是有權有勢的,我知道自己是個無名之輩,地位低微,不為人知。但上帝注視着低微者。如果低微者的鮮血因不公正而流出,他會要求贖罪的”。但是一個偶然事件,給了加爾文控告卡斯特里奧的口實。在巴塞爾郊區,住着一位富商,叫布魯格斯。他死後葬在教堂的地下室。後來人們發現這個人其實是再洗禮教派的重要人物大衛·喬里斯。屠殺再洗禮派時,他逃走,悄悄隱居在巴塞爾。卡斯特里奧知道他是誰,卻不去告發,因為這是和他的為人準則,與對宗教寬容的信仰不一致的。但有人揭發了他與喬里斯這個大異端人物的關係。這還不算,另一位被判為異端的學者奧基諾,寫了一本書《三十次對話》,卡斯特里奧把它翻譯成拉丁文,這等於幫助擴散了異端思想。這下子,他被當作異端遭受審判是逃不掉了。但是死神救了他,審判尚未開始,他突患重病去世了。

問:這對他實在是件好事,讓他逃脫了宗教法庭的折磨。

答:我也這樣想。他未受審判,在他的葬禮上,巴塞爾大學的所有學生都為他送葬。有三百名學生為他捐款立碑,上書“獻給我們著名的導師,感謝他淵博的知識和紀念他純潔的一生”。他死於1563年,但到了十七世紀初,他的著作被人發現,廣泛傳播。他所捍衛的異端的權利,已成為人類文明不可缺少的要素。你若想判斷一個組織、一個國家是不是文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寬容異見,就是一個基本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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