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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雲:文學能讓生命在時間和空間的交叉點凝固

作者
劉震雲:文學能讓生命在時間和空間的交叉點凝固
 
中國著名作家劉震雲 網絡照片

中國著名作家劉震雲2017年三月底到四月初在歐洲七國展開“文學電影歐洲行”。劉震雲是中國當代文學重要代表人物,出版的作品包括獲得不少國內和國際獎,作品除了被翻譯成包括法語在內的二十多種語言出版外,《手機》、《一句頂一萬句》、《溫故1942》和《我不是潘金蓮》都被成功拍成電影。在他的歐洲行期間,劉震雲在巴黎停留三天,參加《手機》一書的法文版出版(Gallimard出版社)簽售活動與讀者見面,同時也在巴黎七大和巴黎政治學院舉辦作品討論會,還出席由他的作品改編,馮小剛導演的《我不是潘金蓮》一片的放映及演後談活動。

他在下塌的酒店接受了法廣專訪。

法廣:首先請介紹一下這次 “文學電影歐洲行”。

劉震雲: 這次的活動對中國或者其他國家作家而言可能都是首次,這是由漢堡的王競博士策畫的, 旨在讓一個作家到幾個不同的國家去,但前提是這些國家出版發行這個作家的作品。對我來說,特別的一點事,我的幾部作品已被拍成了電影。所以此次來歐洲就到訪七個國家,分別是瑞典,荷蘭,捷克,奧地利,意大利,法國巴黎是第六站,然後還要去德國慕尼黑。這個活動和以往的點對點的交流相比最大的特點是,以往都是到一個國家訪問,作品在這個國家出版,而這次是七個國家,當然不同的國家民族對作品會有不同的看法,而這對一個作者來說一定會有新的啟發,對以後的寫作會有好處。

劉震雲作品《手機》法文版封面

法廣: 能否具體談一下到目前為止你受到了的新啟發?

劉震雲:我不是潘金蓮》或《一句頂一萬句》、《我叫劉躍進》和《溫故1962》這些書在這些國家或多或少都有翻譯版本。他們提問題的角度也是很不一樣的,比如在荷蘭,有一個人就提出問題,問為什麼《我不是潘金蓮》一書的女主角李雪蓮不跟人說話,而去跟牛說話,這一點一定是中國讀者提不出來的問題。到了捷克,有些讀者對《我不是潘金蓮》這本書就提出了一個關於結構的問題,這是其他的語種都沒有提到的。這些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對我都有一定的啟發。

另外還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對我的觸動也特別大,他們都指出我的書是通過幽默的方式來說一個深刻的哲理,用簡樸的方式表達複雜的事情,用最簡約的語言對應複雜的結構。

這是大家共同的認識,我在寫作的時候對這一點也未必有清醒的認識。

法廣: 在介紹您的時候,經常看到您是新寫實主義代表作家的說法,您認同這種歸類嗎?

劉震雲:這大概是三十多年前的說法,特別不具備文學的常識。我並不是不認同,但是這種說法不科學,不符合文學的科學。如果僅僅是寫實的話,就不用寫作了,直接去看窗外不就行了?這裡可能有一種誤會,比如細節的真實,和情節的真實和生活相符,但是如果看法也和生活一樣就不能稱其為文學作品,因為,文學作品的看法一定是和現實生活有很大的區別,所以,我一直強調兩點,而這兩點可能並不為所有人理解。

首先一個好的作者並不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不是反映外部客觀世界的人,而應該是一個數學家和哲學家。他看問題一定有不同的角度。他看到的生活和窗外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樣的。不一樣到什麼程度呢?他會讓窗外的人認為這就是他們的生活。

法廣: 作者是哲學家還可以理解,但是是數學家這一點還是第一次聽說,請解釋一下。

劉震雲:數學家的一個重要特質就是重視細節,每個蛛絲馬跡和過程都要求十分嚴密,不能馬虎。做數學時,細節錯誤會引起整體的錯誤。

哲學則要求整體邏輯嚴密。如果細節嚴密,整體嚴密,這部小說整體上就富有想象力。而這樣的想象力並不是魂飛天外,而是在十分邏輯的情況下,編製得嚴絲無縫,這就是最好的想象力。

法廣:此次您到法國來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您的作品手機的法文版問世,讀這部作品和看馮小剛導演執導的同名影片,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感受。請您自己介紹一下您在2003年創作這部小說的靈感來源和動機。

劉震雲:當初寫這部小說是思考的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究竟是什麼。因為可能絕大多數人都會想到這是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實際上更重要的可能是科技的層面。比如蒸汽機的出現就改變了地球上的距離。電的出現就更改變了人類對時間的概念,比如晚上和白天的距離。另外,還有互聯網和各種社交平台,微博,微信,Facebook等的出現就完全改變了人們的溝通和思維方式,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了,這些因素比政治和社會革命的作用要大得多。

我曾經說過,科技的發展會把社會的距離,包括觀念改變很多,我認為新的科技帶來的新生活方式的改變一定會比以前要好,這些新的網絡科技帶來的變化一定是好的變化。

蒸汽機帶來的最大變化是什麼?就是一個人不能再封閉起來,不能繼續閉關鎖國了。蒸汽機來了,緊跟着是洋槍洋炮,還有航空母艦,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打通,這就是老子和莊子指出的:通,就是世界萬物最根本的東西,通則變。

如果沒有這些科技出現,地球上的各個民族現在可能還在互相隔絕着,那就是另外一種樣子了。

法廣。從八十年代初發表作品到現在,已經出版了很多風格各異的作品,您對自己的創作過程有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

劉震雲:有。開始肯定是覺得自己有話要說,所以要寫作,但逐漸就會發現,自己有話沒話說已經不重要了,這時候跟作品裡的人物對話就很重要,第三個階段就可以不用說話,而是聽作品裡的人物說話,作家就變成了傾聽者。

這是一個從訴說者到交談者再到傾聽者的過程,這個變化是很明顯的。這就跟任何人在社會上做事是一樣的,凡是一個人還在比較淺的層面,他就會急於發言,同時也不讓別人發言,這從社會層面講就一定是獨裁,而漸漸的演變成可以討論,這就是民主,比民主更重要的是什麼?是傾聽。那就是公投。傾聽是一種交流的手段。

那麼為什麼寫作?實際上最重要的目的是解決時間問題。因為每個人可能在很多方面都不平等,但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我們擁有同樣的時間。我們同樣出生,同樣要死亡。但是有一點,文學卻可以讓人永遠活着,因為人活在了文字里或作品裡,這就是文字的力量。

中國有個詩人叫臧克家說過一句話很好:有些人雖然活着,他已經死了;有些人雖然死了,他卻還活着。這就是讓值得活着的人在文字里再活一次的意義。

比如清朝,從王宮貴族到街頭小販都已經死了,但是有幾個人還活着,比如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等。文學能夠將生命在時間和空間的交叉點凝固,因為每個作者寫的都是自己喜歡的人物。

法廣:《我不是潘金蓮》這本書中女主人公李雪蓮因為不滿自己被戴上“潘金蓮”的帽子而上訪二十年,中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如此深刻地滲透入社會生活的現象在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國家似乎並不多見。

劉震雲: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不會把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當成是生活中的人物,但是都會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當成民族人物。比如,說到俄羅斯,大家首先會想到的是安娜 ·克列尼娜,還有其他一些文學作品中的人物都會被認為是俄羅斯民族的代表。當然 到了蘇聯時期,像肖洛霍夫筆下寫的人物也都是這個民族的代表。這是很正常的。

到了塞萬提斯的故鄉,也會把塞萬提斯描寫的人物也當成自己民族的人物,美國的海明威,意大利的但丁也是一樣的。到了法國,普魯斯特筆下的人物,加繆,薩特筆下的人物也會被認為是這個民族的代表。法國也有包法利夫人,《我不是潘金蓮》電影的法文版被譯成《我不是包法利夫人》,她起碼是一種民族符號。這倒不是特別的重要。

說到《我不是潘金蓮》這本書,也有人問我中國人里是否真的有這樣一個形象,但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永遠到不了文學作品裡。因為現代生活中的人物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和人物架構,要靠作者的想象力,但是起碼反映了民族裡的人的類型,包括人的精神。

比如,在《我不是潘金蓮》中的女主角李雪蓮這樣的人在中國非常少見,大部分中國人和法國人一樣逆來順受,很窩囊。但是有一個人不願意忍,她要把這個事情說清楚,這樣的人確實是民族英雄,戰場上有民族英雄,生活中也有英雄,為了一句話,一個人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想把它糾正過來。

我想這個人真是了不起,這樣的事在我們可能都做不到,但是在文學作品裡做到了,這就是文學。這是文學的選擇。

法廣:您曾經說過我不是潘金蓮反映的是一個荒謬的社會和故事,這種荒謬和加繆的《異鄉人》等作品裡要表現的那種荒謬有何區別?

劉震雲:加繆和薩特都寫過一些很荒誕的東西,荒誕有時候不會是一個事件,也不會是一個現象,他可能是背後的一個道理。最大的荒誕是什麼?就是大家都知道一個事情不行,大家還在干,大家都知道一條道路行不通,但是大家還在這條道路上走,這是一種荒誕。另一種荒誕是,明知不行,但還是要做到。有時候是因為一個人的信念,一個人的性格,如果所有人都這樣做,就很難知道最後的結局了。

所以,有時候,荒誕不是語言的荒誕,也不是事件的荒誕,而是背後道理的荒誕。

作家必須是好的哲學家和數學家,但是哲學家不一定是好的作家,因為哲學家犯的毛病是喜歡把一件事的道理講清楚,但是他一定說不清楚,因為這個世界是運動的,是滾動的,就像一隻小鳥一樣,它要飛。但是如果將鳥拍死了去研究的話,其實鳥早已飛走了。

印度的大詩人泰戈爾有一句詩寫得非常好:留下了痕跡,鳥已經飛過。

感謝劉震雲先生接受法廣專訪,感謝劉震雲歐洲行的統籌,策畫和管理,旅居德國漢堡王競博士和法國Gallimard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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