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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告別故鄉 與未來擦肩而過—李睿君導演談『路過未來』

media 『路過未來』劇照,圖為楊子姍扮演的女主角。

幾乎跟去年一樣,華語世界影片缺席戛納,最後,李睿君帶來了『路過未來』,參展電影節極重藝術價值的“一種注視”單元。這位來自中國西北的新銳導演,聽他娓娓敘談,始終有一個東西在撥動着他的心弦—家。家、田園、故鄉。人們從老家出發,尋找未來,然而你與想象的未來擦肩而過。

『路過未來』講述的是二十五年前一個甘肅家庭去深圳打工的故事。二十五年後的現在,父母老了,身體不太好,孩子要上學,深圳的製造業在下滑,他們覺得是該重返家鄉的時候了。回到老家,老家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他們本來想好把老家的地要回來種,把老家的房子收拾好了住進去,不用像深圳一樣每月交三四千塊錢的房租。可是農村發生了新一輪土地改革,土地被集中起來,讓少數人種,在中國叫“土地流轉”:大部分人去給農場主打工。 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去為別人打工,原來的設想落空,年近六十, 只能再回到一個小縣城去做建築工人的工作,如同他年輕時代剛到深圳那樣。他的女兒看到這一切很心酸。他的父母八年前本有機會在深圳買房子,但是女兒的肝出了問題,父親把自己的肝移植了兩葉給女兒 ,原來計畫買房子的錢全部用於給女兒治病。看到父母淪落,女兒姚婷很愧疚,便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在深圳買一個最小的房子把父母再接回來。然而最後的結局是,這個深圳出生長大、沒有去過甘肅的女兒也回到了甘肅。

李睿君說,“這個故事是講兩代人關於家,歸屬,身份歸屬,情感歸屬的問題。其實中國大概有兩億三千萬的農民工,像她的父母一樣的第一代農民工現在已經六十歲左右。第二代農民工,比如電影中的這個女孩,從來沒有去過甘肅,在深圳出生長大,但她的身份證又是甘肅的。“

“路過”已經是過去時態,“未來”是未來時態,路過未來,好像很矛盾?李睿君以為,“ 路過未來的意思其實是說,每個人都離開自己的家鄉,到一個新的地方,希望能夠追尋他們心中設定的那個未來,但是,大部分人發現,到頭來,他們只是跟未來擦肩而過,路過而已,未來跟他們沒有太大的關係。能實現那個心中設定的未來的人畢竟是少數。”

如同『老驢頭』,李睿君的影片風格十分獨特,素描的畫面、現實的氛圍,內里透出一種淡淡的哲學思考,一種穿透時間的詩意。『老驢頭』講的是一個養兒防老的世界的消失,兒女都出去打工,面臨土地改革,本來依賴幾畝地生活的老人不知將如何維持晚年的生計。『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描述的也是一位西北農村的老人,兒女都出去打工了,沒人跟他進行交流,老人的世界空虛,孤獨。寂寞。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麼,只有小孫子跟他說說話。故事讓人聯想到蕭紅的『呼蘭河傳』。但這部片子分明透出一個重大的現代信息:田園荒蕪,父母缺席。『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也是一樣的主題,爺爺去世了,父母在外打工,兩個孩子暑假的時候決定騎着駱駝去尋找父母......

田園荒蕪,這裡留守着老人和兒童。李睿君說,“找回自己的家,到了『路過未來』,其實才開始真正的講到,以前幾步電影里只是在說,那些在外邊打工的父母他們過得怎麼樣,他們的孩子是什麼樣子的,他們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有哪些問題,所以才有了『路過未來』”。

九十年代有一部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展示中國農村剛剛改革開放的景象,在法國,在西方當時很受歡迎。今天的中國已非昔日,深圳是前沿城市,農村也讓出去打工多年回鄉的無所適從。李睿君如何通過自己的視角,用電影透視這個自己眼中的時代?

他認為每個時代所面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那個年代的人不太有身份焦慮的問題,但是現在的人有了身份焦慮的問題。而且,談到尊嚴的問題,過去和現在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雖然從字面意義上我們在講尊嚴,含義卻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好比在秋菊打官司的那個時代,家的概念,家庭的概念跟今天相比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家是我們生活的場所,現在,我們背井離鄉,家變成了一個在工作的地方的暫時的居所。家已不承擔生活的功能。”

幾億農民進城打工,但“我們很難界定這個城市到底屬於誰?過去很簡單,城市屬於城市居民。八十年代以前,不允許農民進城務工,務工要有城市的親戚開介紹,要有暫住證,不然會被當作盲流遣送回去的。改革開放以後,需要發展城市,大量的人進城建設城市,從盲流變成農民工了,貌似有了一個合法的身份,可是到了今天,城市不需要這麼多的人口,負荷太大 ,又設法讓農民工回鄉,他們在這個時代的大變動中永遠是是被動的,永遠像螻蟻一樣,跑來跑去,不停地幹活。但是為什麼幹活,是不是你所創造的價值就是你現在所獲的東西?不知道。”

聽李睿君談話,感覺似在電影中尋找或者詰問另外一種東西,人生的況味,存在的意義,人文色彩很重。商業化大潮四周衝盪,可他淡淡地說,每個人的興趣點不一樣。有很多記者問他,為什麼拍這樣的電影?離開自己的家,去尋找夢想?拍他們跟他們的父母的困境,精神狀態,身份困惑?“某種程度上我們都一樣,我離開甘肅,來到北京,是要實現自己的夢想—拍電影。本質上我們沒有任何區別,我們都是一個去別的地方打工的人。滿眼看到的都是這樣的事情,我不能視而不見。你在北京的大街上,過年的時候,平時地鐵擁擠,高峰時地鐵四五班都擠不上去,但是到了過年的時候,城市的大街都空落了起來。這個城市其實完全是靠外來人口促成它的繁榮,但是當我們在讚歎這個城市繁榮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想過那些造就這個城市繁榮的人是誰,就是這些農民工。沒有人記得他們。這是一個巨大的不公。因為他們買不起房子,所以他們沒有戶口,沒有戶口,他們的孩子就不能在城市上學,只能去質量很差的農民工子弟上學。

最後我們的話題說到近年中國影片的狀況。這兩年中港台都沒有影片參加戛納國際電影節,李睿君在戛納參展自然十分引人注目。對此,他認為理由很簡單,這兩年中國的電影市場蓬勃發展。更多的人願意跑到電影院看電影,當然他們想要看到的是商業片、娛樂片。他們是把看電影當作一種消遣,不是作為文化產品來欣賞。花錢買快樂,於是市場上有很多熱錢,很多人願意投資電影。很多導演覺得拍商業片賺錢,投資者覺得商業回報好,於是拍其它影片的人越來越少,“更多的人覺得你做這個事情是沒有意義的,不要說你會受到觀眾的非議,你也會受到你的電影同行的非議。但是,電影當然承擔著一種娛樂,但不能全是娛樂,不能說當下所有的人喜歡吃川菜,我們就把其它菜館統統關閉,全部做川菜。那樣是不行的,這不是一個健康的市場。”

聽他說話,好像面對一個田園守望者,時間在他的面前流逝得很快,但是他的心中有一個恆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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