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將當年的和平獎頒發給中國監獄中的著名異議作家劉曉波曾令中國政府尷尬惱怒。近8年之後，劉曉波在獄中罹患肝癌、並且已經到晚期的消息再次讓中國政府面對國際壓力。連日來，海內外關心中國民主進程的個人與團體發起全球聯署活動，呼籲中國當局允許劉曉波與他長期處於軟禁狀態的妻子劉霞一道出國就醫；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聯席主席魯比奧和史密斯、美國駐華大使也都先後發表聲明，希望能幫助劉曉波夫婦出國治病。美歐各地民主人士也紛紛努力，推動這些國家的政府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借近日在巴黎訪問的機會，會晤法國外交部人權事務大使Franois Croquette，表達對劉曉波健康狀況的擔憂，呼籲歐洲聯盟能夠給予支持。27日，王丹在巴黎政治學院參加亞洲民主進程主題演講和討論會後，向我們介紹了相關情況：
王丹：我就是告訴他們劉曉波的這個（生病）情況。他們表示已經知曉，但我還是提出了我們的要求：希望歐盟能夠出面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讓中國政府能夠允許劉曉波出國治病。他（人權大使）說他當然會轉達，他也告訴我說，不只是法國，歐盟相關部門有一個工作網絡，已經在討論如何做出回應。不過，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結果），但他承諾會做出反應。
法廣：這些年歐盟與中國的人權對話一直進展不順利。歐盟有28個成員國，未來可能是27個，內部在如何看待與中國的關係這個問題上很有分歧。在這樣的情況下，您覺得歐盟是否能夠比較堅決的支持你們的要求？
王丹：我當然不是那麼樂觀。我也知道最近這些年中國政府花了很多精力和錢，把歐盟內部在人權問題上搞得非常分裂。前不久，希臘就否決了歐盟的人權決議案。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歐盟國家本着基本的人道精神和普世價值，團結在一起，關心中國人權問題。坦率講，我確實不那麼樂觀，但也沒辦法。
法廣：八九六四之後，劉曉波要麼是在監獄，要麼是被軟禁在家，即使在他不在有形的監獄的時候，他的表達空間也非常有限。在中國輿論對他的了解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怎樣看劉曉波對中國民主進程的影響？
王丹：其實很多精英人物推動歷史進步，其意義都不是在當時就被認識到的，都是經過一段時間才被認識到，所以我們常常將這些義士是在做一種殉難的工作。殉難的時候，他們肯定是孤獨的。但我是研究歷史的，我還是相信歷史，劉曉波在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中里程碑式的意義早晚一定會寫進歷史。現在雖然沒有很多人知道他，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短暫的。長遠來看，歷史會記住劉曉波。
法廣：當年劉曉波在庭審的最後陳述中曾說“我沒有敵人”，這句話在關心中國民主進程的人中引發不少爭議。您個人怎麼看他這段表述？
王丹：至少從我來講，應當尊重每個人的看法。我與曉波很熟，我理解他的意思並不是真的說他不意義去做反對共產黨的事。他當時是說希望中國政治發展能夠走到一個更高的道德境界，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同意他的這種立場。他的表述方式也許引起一些爭論，但我覺得這並不重要，我們應該還是理解劉曉波真正的用意，也就是希望中國政治發展能夠提升到一個更高的道德層次，不要僅僅停留在仇恨層次。
法廣：近年來，西方民主政體面對種種危機，而中國雖然在政治和社會空間最大限度加強控制，但經濟最近二、三十年飛速發展，而且中國也日益被國際社會所接受。這是否說明這樣的中國模式可以是另一種發展模式呢？
王丹：我認為完全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因為中國雖然發展非常快，但我們都知道這是建立在付出非常大的代價基礎上，包括環境、能源，當然也包括政治的進步和人的素質等等。換句話說，中國模式可以有一個短期的高速發展，但不是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模式。在人類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德國和日本在二戰之前，經濟發展都非常快。發展快並不代表一個國家真正崛起，一定要加上其他，包括政治民主化，包括人民道德素質的提高，如果沒有這些的話，其實這就是一個有錢的土豪而已，並不是真正的崛起，也讓世界看不起。
法廣：中國對外開放的初年，西方社會有這樣一種觀念，認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必將帶來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那您怎麼看今天中國現在的發展？
王丹：這幾年，依我了解，西方很多知識分子和政治家開始認識到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中國有她非常特殊的情況。過去認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會推進民主化，但它的一個前提是經濟發展獨立進行，與政治沒有直接的關係，而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完全聯繫在一起，與權力勾結得越緊密，就越可以掙到更多的錢，所以中國完全沒辦法套用西方的這種發展理論。這一點，我覺得很多人已經認識到了。
“還劉曉波徹底自由”呼籲書全球聯署活動截至28日12時已經獲得9百多人簽名。與此同時，旅居美國的一些民主人士連日前往中國駐美機構門前抗議，王軍濤等民主人士在中國駐紐約領館門前舉行24小時接力絕食；旅居法國中國民運人士任畹町也呼籲各方盡一切努力，爭取讓劉曉波夫婦出國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