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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反對政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我沒有敵人,我有愛

media 劉曉波夫婦2002年於北京。 Handout / LIU FAMILY / AFP

摘要:“我相信,說出「都不是我的敵人」這句話的曉波,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自由,因為他免除了被憤怒操控,並且超越了現有政治話語、思維方式本身的框架。曉波在現有政治框架以外實施他的反對運動,那就是:有尊嚴地抗爭,同時將中國政府官方以及其他強權力量,視作平等的對手,可以對話的對手。反對運動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對手不是敵人,而是可以談判、妥協的合作、和平競爭關係。「我沒有敵人」的基點,超脫了許多反對派處心積慮地將一切不公簡單歸罪到一個政治體制、一個政黨、一群統治者、一個統治者的言說方式和反對派文化。”

反對政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我沒有敵人,我有愛
作者:曾金燕
(本文初稿2017年6月28日由《端傳媒》首發)
(作者對法廣中文網發表的版本有較多增補)

全文:

劉曉波於5月23日確診肝癌晚期、現於瀋陽救治的消息,自6月26日經律師首次披露後,中國公眾紛紛在社交媒體表達震驚、悲傷、憤怒,同時以各種方式表達想念,支持這位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已經被單獨囚禁8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及因此受到牽連被軟禁及遭受身心折磨的藝術家、劉曉波妻子劉霞。

長期關注華語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的人可能也不會忘記,在過去的8年期間,在中國官方大大收緊民間表達和行動空間的處境下,不少人直接或間接對劉曉波2009年在法庭上最後的陳述《我沒有敵人》表達不滿、不屑,甚至戲稱劉曉波為「劉無敵」,抨擊《我沒有敵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或者對劉曉波的處境採取長期沉默的姿態。今天,一字一句地重讀《我沒有敵人》(注一),只有理解這篇最後的陳述,才能理解它在中國反對運動中里程碑式的意義,對中國未來的政治運動有一個更廣闊的社會想像,不辜負劉曉波和許多因政治理想和自由表達入獄的良心犯。

《我沒有敵人》篇幅精短,正文含標點共2823字元。文中劉曉波自述生平、簡述被抓後的經歷、表達他對中國政治的看法、傾述對妻子劉霞的愛。從發生在個人身上的不公出發,到處理政治反對中的憤怒,和預見、探討未來社會轉型正義中的寬容議題,最後通過表達對妻子劉霞的愛,闡明了在反對運動中,只有愛是顛覆的、革命的,是個人和運動重要的精神資源。它提醒讀者,在一黨統治下反對運動是超越政治學範疇的運動:在缺乏言論和結社自由的情況下,在傳統政治反對不可預見、難以實現的處境下,作為個體的人對愛和美好生活的渴求,可以創造出更廣泛的社會共識,個人與社群的連接和團結,以及想像、實施更廣闊的社會反抗形式。這既 是個人的,又是政治的,是《我沒有敵人》的根本意義。

發展自我的困境

在個人遭受不公,社會不公氾濫的情況下,憤怒是普遍常見的情緒。劉曉波因為參與六四和堅持其個人信念,付出巨大的個人代價,包括多次長期牢獄之災、長期被軟禁、家人受嚴重牽連、在國內所有公共空間里以知識分子身份存在的權利被剝奪等。這種代價對個人來說意味深長,因為無法在身處的公共空間被看見一個真實的自己,個體面臨的是一種「謀殺」和「自殺」合謀的處境。這是中國政府對異議人士審查、孤立策略以至拘捕入獄帶來的根本性後果:在對異議人士的有形、無形的封殺中,異議人士進入了慢性的被殺狀態。具有自覺能力的人,首先要努力抵制這種謀殺:即在不被看見的情況下,保存一個真實的、發展的自我。

這 就是劉曉波在最後的陳述中所說的「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誠實被放在第一位,因為有勇氣對公眾和強權說真話的人,未必有勇氣對自己說真話。尤其是,在個人生活被政治干預後陷入失控、無助的境地後,對自己說關於自我的真話,遠遠要比對公眾和強權說關於社會公共話題的真話,來得困難。我們看見許多人,無論是普通上訪的平民,還是海內或海外知名人士,在經歷政治性的、社會結構性的不公之後,固化成一個受害者或某個社會名人的單一身份標籤里的自我。或者是不斷強化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把自己看做國家的囚徒,處處自我限制,因為「無論做什麼,政府都會壓制下去的」,失去正常生活和創新抗議的能力,也時刻有意無意地尋找生活和運動受挫的責怪對象和替罪羔羊,簡單化社會、政治議題的複雜性。這樣與社會和自己相處的方式是在封閉循環里一種對自我的慢性「自殺」。或者進入另一種慢性「自殺」與「謀殺」的共謀。舍家棄子,捨棄、不敢想像任何其他生活、反抗的可能,進入單一的反對模式,一種只能對政治壓迫者作出「應激反應」的抗議模式,自身存在變成了活化石。不遠的歷史來說,反右運動結束後許多右派倖存者,稍微近點的來說,西單民主牆運動以來的許多民運人士和2003年以來的維權人士,都陷入這些困境,面對自我固化、發展的挑戰。

和第一、二種的自我封閉並存的,是第三重困境。這一種慢性「自殺」與「謀殺」是在大眾媒體流行的網絡時代,抗爭者個體關於自我主體和作為歷史的客體的迷失,這導致了抗爭者處理與自身陣營群體的關係,遠遠比處理與專制者的關係,來得複雜和困難得多。在人人擁有多個社交媒體平台、以讀圖、讀臉為優勢而非復文本雜分析流行的當下,抗議和反對,首先在社交媒體櫥窗展示。展示一個簡單、直接的具有「個人魅力」的自我主體,而往往忽略、忘記了自己其實也是歷史的客體,是一個充滿偶然性、複雜性的歷史客體中微小的一部分。社交媒體交流的瞬時性和擴音器的特徵,在網上虛擬社群或網上網下鏈接的社群中,尤其在封閉和半封閉的社群中,信息內容的重要性,往往讓位於情感和立場的表達。也就是說,當遭受社會不公的個體聚集在一起形成鬆散或緊密的社群,為了鞏固這種社群,吉登斯意義上的社會結盟對內對外排異、歧視機制開始起作用。在政治高壓下,自我覺察的可能性和支持系統薄弱,警察監控無所不在,自我批判和內部批判的代價高昂,更加容易造成一種後果:社群內交流,情感和立場的認同優先於信息分享和觀點爭鋒;社群外交流,排斥異己比開放可能威脅本社群基點的辯論更加重要。我們在日常交往和經驗研究里看到,相對封閉的反對者社群里,相互認可對方身上遭受的不公,延續第一、二種自我封閉的情況和表現的,較為普遍。專制的殘酷可以是其反對者的陷阱。這種殘酷、荒誕會使我們持續地陷入憤怒、無力感和絕望,會使我們在家庭、社會關係中,因不關心公共生活的他人難以理解、分享這種憤怒、絕望而減少甚至斷絕來往,抗爭者可能因此孤立。專制者越荒唐,抗爭者也可能以類似的行為方式進入越荒唐的境地。而任何一種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必須通過永不停止運動過程本身來維繫運動力量尤其是領導力的再生產。它要求運動內部作為個體和群體不斷地挑戰自我、異化、更新自我。一個運動之所以能成為進步性的運動,必然要求運動參與者、領導者充滿社會想象力,打破自己陣營陳舊的、壓制者陣營現有的權力、話語和行動再生產模式,創造出新的聯接公眾、以社會進步而非運動者掌權為目的的運動過程。

憤怒的危險

一黨統治情況下,自我發展時刻被威脅,他們和我們都要面對的,是憤怒。在世界應該是公正的假設下,憤怒是我、我們遭受了不公,但公正遲遲未到來而引發的。我、我們在無望、恐懼中,通過責怪某個可以指責的對象(人、機構、體制),通過大聲說出憤怒並和其他人共鳴憤怒,我、我們獲得活下去的力量,增強追求公正的意志,擴張實施復仇的行動能力。憤怒,在社會運動中,常常起着社會動員最佳燃料、鞏固聯盟的作用。然而,心理學家和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家們,已經長期研究、論證了憤怒的錯誤和危險。當代重要的哲學家努斯鮑姆在《創建人的能力的發展路徑》、《政治情感》等著作中都有詳盡的論述。她在近期《憤怒是恐懼之子,抗爭但不報復才是正道》演講中,簡潔地指出憤怒的錯誤:一、憤怒本身可能是受到誤導的;二、地位的錯誤;三、報復的錯誤;四、「我們經常在實際沒有人應為此擔責的時候歸罪他人」。當然,憤怒作為一種情緒可以是瞬間的,也可以是固化為一種長期影響個體行為的道德情感。如何運用、轉化憤怒,取決於個體主體本身。

曉波意識到這種憤怒在反對運動中最終轉化為仇恨的普遍性,他應該是在許多人,特別是異議人士身上都看見了這種對中共體制的仇恨,乃至對政府官員具體個人咬牙切齒的恨意。他提醒我們「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曉波他不要自己、也不要反對運動者恨,而是要去愛。

具體來說,當我被長期跟蹤軟禁時,我要避免對看守者的厭惡、憤怒和長期無法改變這種不公的無力感轉化成仇恨,避免自己因為他們長期不公地對待我的方式,而變成了他們這枚硬幣的反面,或者甚至在行為方式本身變成了與他們本質無異的人。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才學會有限地真正對看守者、踐踏我基本人權的人,做到憐憫、寬容,把他們看做是我的身體、生活,和政治運動里正常的一部分,需要共存的一部分。這幫助我理解曉波經歷了長期被跟蹤、軟禁、監禁、單獨關押生活之後,說出「我沒有敵人」的勇氣、智慧和修行。曼德拉對監獄看守的「寬恕」聽起來是一個大的名詞,在曉波的表達中,是「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這不是說壓制劉曉波的人的具體做法是文明的、合理正當的,它往往違反基本法律和人道基準。我們必須把「我沒有敵人」放在曉波被抓、被判刑的處境下來理解,同時也理解他這個表述與他被抓捕之前的政論和寫作的不同之處。劉曉波的表達,指向的是非暴力抗爭中的實質,和在一黨政治體制無法力量相當博弈情況下的政治家抗爭路徑。一九八九年以來,劉曉波的言論異議表達、組織民間力量(例如成立獨立中文筆會,同情、支持被迫害的異議者並形成鬆散網絡相互支持,以私人關係發展了核心的、忠實隱忍的反對者團隊)、牽頭髮布《零八憲章》,歷次入獄和長期監控、軟禁的經歷使得他的思考產生多次轉變。此次抓捕審判已經表明政府當局無意和反對者協商一條道路,在權力上劉曉波絕對處於弱勢。他以「我沒有敵人」表明,他不進入權力之爭,而是要作一個反對者的哲學姿態、信念和生活方式的宣言。

政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我相信,說出「都不是我的敵人」這句話的曉波,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自由,因為他免除了被憤怒操控,並且超越了現有政治話語、思維方式本身的框架。曉波在現有政治框架以外實施他的反對運動,那就是:有尊嚴地抗爭,同時將中國政府官方以及其他強權力量,視作平等的對手,可以對話的對手。反對運動不再是你 死我活的鬥爭,對手不是敵人,而是可以談判、妥協的合作、和平競爭關係。「我沒有敵人」的基點,超脫了許多反對派處心積慮地將一切不公簡單歸罪到一個政治體制、一個政黨、一群統治者、一個統治者的言說方式和反對派文化。這種文化無論是在專制國家還是在民主社會,都普遍方便好使盛行,最終導致沒有責任倫理的人被民主選舉機制推上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寶座。因為即使民主社會,設法將對手扳倒是正常的而且是合法的,更別說危機時代殘酷的專制體制下。但反對運動的目標,不是爭奪權力,而是社會、制度和文化的改造,因而,具有責任倫理的政治家知道對手「不是敵人」。神父類型的道德家、理論家、社會抗議活動家和各種「英雄」,他們可以痛快地表達憤怒、譴責、應該如何的理想狀態。而政治人物思考政治綱領和行動時,除了思考「應該如何」的完美理想狀態,更要思考有關於綱領實現的現實可能性、如何使犧牲等社會與個體付出的成本降低、現實的效果更大的理性算計和策略運用。

劉曉波一個人在法庭上作這不到三千字最後的陳述,在陳述文本公開給世人的瞬間,他從根本無法博弈的政治力量懸殊對比中,突然站到了比對手更加有利的競爭位置,不僅獲得旁觀者的道義同情,還通過爭取了未來運動的大多數群眾。《我沒有敵人》展示了曉波的胸襟,更重要的是,為未來中國反對運動提供了視野和格局,以及強大的精神力量。這個最後的陳述,展示出劉曉波成熟的政治思考,他已經從單純的抗議者,轉型為現代意義上擁有政治理性、實踐能力和承擔政治行動及後果責任的政治家。劉曉波展示的,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生活方式,主體不但要具備信念的倫理,尤其在中國一黨政體下,還要具備責任倫理。對倫理責任的承擔,是社會抗議運動轉變為真正的政治反對運動的關鍵。

是的,當你說「我沒有敵人時」,專制者會將你當做敵人;當你提出治理的具體方針和政治對話的訴求時,對手、專制者不但不理會,甚至會將你投入監獄。目前公眾直接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劉曉波的擔當在當前政治體系下的殘酷帶來的道德衝擊,還普遍沒能夠深刻地理解他此種行為的長遠意義。獨立政治人物的方針、訴求,是公開的,就是說,他們首先是訴諸於國內外輿論、訴諸於那些不知所措、恐懼、冷漠的大眾。輿論、搖擺的民眾會逐漸面對、關注你。政治反對派的力量會壯大,它是政治和行政治理的信譽而不只是道德、勇氣的震撼會形成、增強。這比對手是否接受、理解重要多了。這也是我所說的,一旦最後的陳述公開被公眾了解,在法庭上,劉曉波與對手的競爭立分高下,因為最後的陳述會爭取到那些觀望、猶豫但依舊想要更好的生活的公眾,會令政治反對運動的力量壯大、獲得公共信譽,這遠遠比當政者是否接受重要多了。

愛才是革命的、顛覆的

在個人和社會代價如此慘重的政治運動面前,劉曉波所依靠的一股力量,是愛。在高度流動的、都市化的、全球化的現代生活中,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在穩固一個人的自我方面,所產生的影響慢慢地淡化  雖然在中國依舊濃重。在中國的政治處境下,社會保障系統薄弱,福利支持系統私有化嚴重,自然和社會公共資源往往又是被權力的代理人佔有,社會結構性的承擔,漸漸都轉移到個人身上。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性問題導致的個人不幸,往往被認為是個人問題。不管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同樣的議題是,人們依靠什麼來為自我的發展提供穩定感和安全感?

答案是個人生活中的親密關係。具體來說,是愛的慾望、追尋、創造、維護和發展。這種愛,推動着人們,嚮往一種更加美好的世俗生活。儘管在中國,個人的、世俗的也是極度政治的,但是,為了這原本應得的正常的美好的生活,為了這愛,為了自身具有個性的自我的保存和發展,人們才不管是否政治,試圖以各種方法創造新的可能,反對現有政權對生活和個人無孔不入的控制。在中國政府嚴加集權、民間社會空間急劇壓縮的情況下,反對運動表現出老化、脫離群眾、凝滯甚至停滯的特徵,而愛,卻能源源不斷地提供顛覆的、革命的力量。這也是我在《中國愛情故事:兩位異議份子在秘密警察的陰影下生活》(Chinese Love Story: Two Dissidents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Secret Police)一書故事講述中傳遞的根本主旨。

Chinese Love Story: Two Dissidents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Secret Police
書名芬蘭文):Kiinalainen rakkaustarina: Kapinallista elämää salaisen poliisin varjossa
作者Sami Sillanpaa
出版日期2013芬蘭文2014德文、丹麥文
出版社:WSOY

曉波在最後的陳述里,表達了對妻子劉霞濃濃的愛意:「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曉波多次、長期被監禁的事實,劉霞在曉波勞教中與其成婚的經歷,劉霞和曉波情詩表意並被友人集結成集出版的紀錄,都告訴我們,在冰冷的政治中,在嚴重的不公面前,當公正遲遲未能降臨之際,這種深深理解對方、與對方共同承擔的浪漫愛,長期提供的力量,令曉波和劉霞在極度非人性的處境下,還能保持一個「誠實、負責、有尊嚴」的自我,令持續在中國土地上抗爭的人們,扼腕悲嘆、傳唱、進而奮起反抗。

「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注二)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

作者注一: 愛爾蘭藝術家 Trish McAdam 選取了《我沒有敵人》的部分內容作為劇本創作了 No Enemies 的動畫http://www.trishmcadam.com/no-enemies---liu-xiaobo.html

作者注二:所有未註明出處的引文,都來自《我沒有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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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廣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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