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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劉曉波死了 暴君還活着

media 香港民主人士7月13日在中聯辦門前捧着劉曉波的照片寄託哀思 路透社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周四病逝。直到生命的最後關頭,北京當局都不容其在外國自由地終結一生。環視自由世界,對劉曉波的哀思、對中共政權的聲討此起彼伏。就這樣,想做一個文明大國的北京政權再一次被送到被告席上。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譴責北京對劉曉波“過早死亡”“應負重大責任”,因為北京剝奪了對這位政治反對者採取適合的醫治。這一指責絕非空穴來風。美德醫生問診時,病入膏肓的劉曉波明白無誤地表示,希望到美德等國治療。在最後的時日里,德國、美國當局不斷呼籲,冀望北京當局出於一點人道關懷和醫療考量,給予劉曉波自由,讓劉曉波出國。然而,“人道關懷”的呼籲沒有對北京當局產生作用,劉曉波就這樣一直被拖到死亡。

親近劉曉波夫妻的人士指出,劉曉波最後的願望,就是要和妻子劉霞擺脫鐵拳桎梏,死也要自由地死在外國。而當局就是不容劉曉波離開瀋陽那座層層監控的醫院,親友難入,記者被封鎖,這是一座與世界隔絕的“癌病房”。

強權者與文明社會的領袖使用的是兩種語言,這容易使強權者錯以為對方比較軟弱。其實,德國總理默克爾得到劉曉波死訊後忍痛讚揚“劉曉波是捍衛人權和自由的戰士”份量不輕。想想在一個黑暗的國家堅持捍衛人權,形同於在地獄裡作戰,默克爾以此盡最大可能表達了自己的悲傷。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則鮮明地指出劉曉波為改善自己國家的命運獻出了生命。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除了朝鮮,為爭取改善人權需要獻出生命的國家可能所剩無幾。

從網絡的反應看,劉曉波的朋友們的痛楚真切得難以復加,憤怒得無以復加。他們並非完全想不到這個政權最後也不會對一個和平的反對者產生絲毫的人道憐憫,然而他們仍然懷着希望。一個自視沒有敵人的人道主義者,一個只是想為自己的國家早日實現憲政奔走呼號的知識人,已經步入生命的最後階段,留給他一線生機,恢復他的自由,讓他出國,當局沒有絕對做不到的理由。即便從機會主義的角度考慮,如是,既不至於落得殘酷殘忍殘暴的名聲,當局又不至於付出太多,劉曉波畢竟坐獄長達九年之久,生命快要走到盡頭。

大約國際社會萬萬沒有想到,劉曉波的親友們萬萬不願見到的情景終於發生,直到最後,北京當局都不肯鬆口,劉曉波的朋友野渡就對法新社表示,他們會把劉曉波一直控制到死都不放。果然,。

大赦國際總幹事賽迪說,“今天,我們為失去一位偉大的人權活動者痛哭”。劉曉波過世了,但是,“北京失敗了”。代表劉曉波的美國律師傑拉德·簡瑟爾認為:“再清楚不過,今天的失敗者是中國政府。劉曉波的思想和夢想將在他們之後繼續生存、傳播乃至終將實現”。

劉曉波的和平民主理想世人難以忘記。他做過的幾件事都在實踐着這一理想。1989年大軍血洗天安門之際,劉曉波以大學教授之身,毅然加入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之中,不顧個人安危同戒嚴部隊談判,把最後堅守的兩千多名學生從廣場安全帶出;劉曉波以筆為生,以文會友,2000年參與創立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後改名獨立中文筆會,跟許多被剝奪自由寫作和發表權利的同仁繼續用筆耕耘;2008年,參與起草旨在以非暴力途徑轉型,實現憲政國家的『零八憲章』,因此被第三次剝奪自由。然而劉曉波沒有屈服,他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 里再次表白:“我 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 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

劉曉波逝世的消息傳出後,有網友憤怒地寫道,“劉曉波死了,暴君傲慢地活着”。有些議論顯示對獨裁政權恨得咬牙切齒,呼籲以暴易暴。推翻暴君的手段可能是革命,然而劉曉波說過“我沒有敵人”,他主張非暴力,主張憲政,主張對話,為實現中國的民主化鋪墊。如何理解劉曉波的非暴力,鮑彤寫道:“劉曉波主張非暴力,以暴易暴產生不了新制度。暴力是強者的賭本。我們是弱者,不是軍閥,沒有強權。道義、理智、合法性、同情心,才是弱者的優勢。非暴力不是坐以待斃。聽天由命。非暴力是我們弱者在協商,在抗爭,在進取,在退卻,在不合作中的理智。這是我向劉曉波學到的非暴力”。

然而,面臨今天的情景,有些人擔心,認同“我沒有敵人”這一非暴力立場可能並非易事。學者何清漣認為:“劉曉波去世,不僅是一個生命的終結,也意味着非暴力抗爭這一政治理念在中國將進入塵封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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