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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傑:劉霞軟禁生活比劉曉波坐牢更痛苦

作者
余傑:劉霞軟禁生活比劉曉波坐牢更痛苦
 
2017年7月15日中國官方公布的劉曉波海葬現場照片。右一為劉霞 圖片來源:路透社轉自瀋陽市政府網站

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終於不敵癌症病魔的吞噬,在7月13日離世。他沒能在自由的天空下走完人生最後的路程,這讓他的親朋好友以及世界各地相識與不相識的關注中國命運的人士唏噓不已。應該說,已經四次坐牢的劉曉波此前一直拒絕出國,但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卻改變立場,表示“死也要死在國外”,他顯然想用他最後一點生命,為因為他而長期處於軟禁狀態的妻子劉霞爭來她應有的自由。劉曉波帶着未了心愿離世給他與妻子劉霞的故事更增添了幾分凄婉。逝者長已矣,但生者、他未能如願送往自由天地的妻子現在狀況如何,沒有人知曉。關心者在痛惜與憤怒之中,開始為劉霞的自由發出呼籲。劉曉波的生前好友、旅居美國的中國異議作家余傑目前正在台灣為出版劉曉波文集第三卷和第四卷忙碌,他接受了我們的電話採訪。

法廣:能不能首先談談您得知劉曉波病重、並最終沒有實現他的最後心愿而逝世的消息的時候的心情?

余傑:兩個多星期前一到台灣我就聽說劉曉波先生病重的消息。當時我非常震驚,因為在2008年12月劉曉波先生被捕之前的十年間,我和他幾乎可以說朝夕相處,每個星期都會見面,我印象中他是一個生龍活虎、身體很健康的人,也參加很多體育鍛煉活動,我記得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體檢,他的體檢報告很多指標甚至比我的還要好,但是經過這幾年的牢獄之災後,他居然就成為一個肝癌末期患者,而且短短兩個星期以後他就重病而死。我想,奪去他生命的不是癌症,而是中共的集權體制,是中共故意延誤他的治療,可以說這一次中共是在全世界面前上演了殺害劉曉波的這齣戲劇。

法廣:您和劉曉波是關係非常密切的朋友,能否簡單介紹一下這段友誼是如何開始的?

余傑:我對劉曉波先生的了解是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在初中的時候就看他的文章,看他的著作。再以後是六·四以後,我看了一本官方批判他的著作,大概題目就是“劉曉波其人其事”,很有意思的是這本書的附錄部分收錄了幾篇劉曉波的文章,我如饑似渴地看了那幾篇文章,還寫了很多批註、勾畫,這本書我流亡到美國時還帶在身邊,我16歲時在那上面的批註現在還歷歷在目,劉曉波關於“三百年殖民”說法的那篇文章也在其中。1999年冬天,我第一次接到他打給我的電話,那是他第三次出獄。他告訴我,他在監獄時,劉霞買了我在1998年出版的處女作《火與冰》,給他送到監獄。很有意思的是,劉曉波先生是一個極為直率真誠的人,他說,給你打電話不是為了表揚你,是要批評你,你書中一些觀點,我不同意……他就這樣滔滔不絕地說了半個小時,把我批評了一番。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次通話。

幾個星期以後,我們共同的朋友廖亦武從成都到北京,把我們聚在一起,我和我妻子,劉曉波和劉霞,一起在一個朋友家裡吃飯。一開始見面還有點尷尬,但聊起來後,其實我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驚人地一致。我記得當時劉霞還嘲笑我們這兩個口吃的人在談話。當時,劉霞和我妻子劉敏也談得非常投機,她們倆後來成為很親密的閨密,我和曉波也成為非常好的朋友。這樣的夫妻都雙方都是很親密朋友的友誼很少見。那次談完以後,我們各自坐上出租車回家,才上車,我就收到劉曉波的短信,說:今天和你們見面很高興,我想,我們以後會成為好朋友。這就開啟了我們從1999年到2008年近十年的友情。可以說沒有與劉曉波的交往,沒有和他一道參與這些民主、人權的事業,我不可能走這麼遠,也不會被迫流亡,離開中國,流亡到美國。所以,我想,我生命的一部分是和他息息相關的,他的去世讓我特別傷心難過,昨晚我一晚都沒能入睡,感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離我而去了!

法廣:劉曉波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幾乎是拚死一搏,要爭取帶着妻子劉霞,還有妻弟劉暉離開中國。這與他此前始終拒絕出國的立場完全不同。他顯然是想為妻子劉霞爭來自由。您理解他這種心愿么?您認識的劉曉波夫婦是怎樣一對夫婦?

余傑:我當然理解他的想法。他們是一對非常相愛的夫婦,我看到異議人士圈子裡很多人家庭破裂,主要原因當然是中共的打壓和迫害,但另一方面他們夫妻間當然也有問題,性格不契合 ,或者 要知道中國長期的男權文化、男子中心主義,等等。但是,劉曉波和劉霞完全是平等相愛,互相欣賞,互相關心,不僅有劉霞為劉曉波付出了那麼多,也有劉曉波對劉霞非常細緻入微的愛。舉個例子,我們倆在外邊餐館吃飯,如果劉霞沒有來,我們吃到一道很好吃的菜,曉波馬上就拿出手機告訴劉霞:我在餐館吃到一道很好的菜,我給你打包帶回來……我覺得他們的愛是很感人的。

雙重綁架

法廣:您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劉霞 作為劉曉波的人質》。為什麼說劉霞是劉曉波的人質呢?

余傑:我們知道,這些年中國有很多政治犯、良心犯案件,但從沒有一個案件對當事人的妻子有那麼殘酷的迫害,自從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後,劉霞就被軟禁在家裡,從2010年10月份,一直到現在,將近7年的時間,可以說是暗無天日,比牢獄還要可怕,比監獄還要可怕的生活,因為被軟禁期間,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如果被判刑5年,10年,你知道自己的刑期,知道自己的未來。我當年也曾經被軟禁在家兩個月,感覺真是度日如年,而且我是和妻子一起被軟禁在家,我們兩人還能談話,但是劉霞是被一個人軟禁,這種痛苦我覺得超過了劉曉波坐牢的痛苦,但我感到非常遺憾,劉霞的這種遭遇居然持續7年時間,全世界就這樣看着,西方國家的關注非常不夠。我們就眼睜睜地看着這樣的暴行發生。

“應當以天計算儘快搶救劉霞”

法廣:這些年,在離開中國之後,您同劉霞還能夠取得聯繫么?

余傑:我妻子每隔一段時間會跟劉霞通一次電話,兩個閨密之間可以談一些生活瑣事,但我不能打電話。有一次她們通話提到我的名字,電話就被切斷了。她們倆還能夠打電話聊天,我妻子也會安慰她,我們也會在美國買一些衣服或保健品、食品等寄到劉霞的親人那裡,再轉送給她。

法廣:最後一次與她取得聯繫是在什麼時候?那時劉霞精神狀態怎樣?

余傑:應該是在今年年初。那時候劉霞的精神狀態就已經不太好。她說她嚴重失眠,嚴重抑鬱症,也有皮膚病,腸胃方面也有問題。特別是在前幾年她的弟弟劉暉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這就成為一種雙重綁架:劉霞成為劉曉波的人質,她的弟弟劉暉又成為劉霞的人質。當局利用劉暉案件迫使劉霞保證不再對外發言。所以我們這些年都聽不到劉霞的聲音。劉霞對我妻子說,原來他弟弟出事以前,她雖然大部分時間被軟禁在自己家裡,但周末的時候被允許坐警車到父母家,或者哥哥、弟弟家,家人可以團聚幾個小時,但是在他弟弟出事以後,她媽媽、她弟媳當然都有些責怪劉霞和劉曉波連累了弟弟,所以即使她可以有那短暫的幾個小時到自己家裡,她也很痛苦,受到不少壓力,在家裡也不覺得有溫暖,所以那段時間她很痛苦,甚至在崩潰的邊緣,所以她後來被迫和官方妥協,保證沉默,換取弟弟所謂的保外就醫。我覺得這是極為卑鄙的手段,是一種雙重綁架,連環人質。

法廣:劉曉波去世消息7月13日傳出,立刻就有人呼籲:快救劉霞。您覺得這種呼籲是否有些誇張?還是的確有緊迫性?

余傑:我覺得這當然非常緊迫。據我所知,劉霞身體狀況也非常不好,儘管她沒有像劉曉波那樣會馬上致命的病,但嚴重的抑鬱症等等,使她的身體處於崩潰的邊緣,再加上現在曉波去世,她又處於一種高度監禁的狀態。所以我覺得要以天來計算,儘快把她搶救出來。我想呼籲西方政府 美國、歐盟、日本這些大的政治經濟體,共同向中共政權施加壓力,如果不放劉霞,就凍結高層互訪等。特別是這幾個大國的國家元首應該馬上公開發表聲明,提出釋放劉霞的要求,讓劉霞到西方國家來自由地治病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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