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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欄

劉曉波逝世引發“和平理性非暴力”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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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如果天上有知,一定為他逝世後中國民主運動出現的新局面感到高興。由他的逝世引發的一場有關“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大討論,正在海外中國民運和維權人士中展開,討論未必有一致的結論,但會為中國的民運與維權運動開拓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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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討論,其實在去年11月29日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民運人士彭明猝死在中國監獄中便已開始。人們認定彭明,死於中共的謀殺,因為中共害怕彭明的不惜採取一切手段推翻中共專制政權的理念。在追思彭明的活動中,有人提出應對彭明的革命思想予以重新審視。

劉曉波的逝世,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討論再度引發,而且推向深入。海外中國民運人士,除了極少數人,人們對劉曉波為中國民主事業獻身的精神,並無異議,但許多人對集中體現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的那句話“我沒有敵人”,卻不表認同,或不能理解。劉曉波是被他不當作敵人的中共謀殺致死,是那樣的殘忍。而被劉曉波不當作敵人的中共殺死的中國人,在劉曉波之前,已經有數以千萬計,包括夾邊溝餓死的右派,包括被槍斃還要她的家人付子彈費的林昭,包括被割開喉管的張志新,包括被弔死的李旺陽,包括一個健康身軀被折磨成惡液質狀態的曹順利,包括在強拆中碾死在推土機履帶下的拆遷戶;尤其是,28年前的6月4日,那些不是敵人的人,開着坦克、端着衝鋒槍,在北京大街上殺死了數千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中共政權從來沒有因為劉曉波沒有把他們當成敵人而對劉曉波和那些慘死的人有絲毫的寬容和憐憫。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意境深遠,充滿崇高的宗教情懷,問題在於,“崇高”對於除了掠奪、殺戮和維護永遠的掠奪和殺戮權,什麼也不懂的中共,有用嗎?“我沒有敵人”,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聽懂了,於是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中共一個字也沒有聽懂,於是把劉曉波關進監獄,一直把他關死。

劉曉波無疑是中國的曼德拉、甘地,但曼德拉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遇到的是有民主意識的南非白人總統德克勒克,甘地面對的是已經實現了民主憲政的英國殖民者,他們都有良知、有底線,所以曼德拉和甘地成功了;而劉曉波面對的,是喪盡天良、毫無底線的中共,所以劉曉波不會成功,只有死亡。

在這場討論中,“和平理性非暴力”仍佔據着理論高地,告訴人們:如今是熱兵器時代,不是陳勝吳廣那個拿一把鋤頭、一把梭鏢就可以起事的冷兵器時代,人們手中一桿槍、一門炮都沒有,如何反抗得了有數百萬軍隊、武警的中共。這理由足夠充分。但討論本身告訴人們:“和平理性非暴力”儘管理由充分,卻不可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不可阻礙人們在推翻中共極權專制的鬥爭中,拓展新的思路、提出新的理論、採取多樣的方式。當年,中國的89民運失敗了,蘇聯、東歐的民運卻成功了:蘇聯成功於葉爾欽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紅軍的大炮轟擊了蘇維埃大廈;羅馬尼亞成功於民眾把獨裁者齊塞斯庫夫婦抓起來立即處決。蘇聯、東歐的民眾沒有機槍大炮,沒有在熱兵器下流血,也應屬於“和平理性非暴力”。

不知道八年多的牢獄致晚期肝癌的劉曉波,至死也未獲中共允許出國治療,也沒有滿足他卑微的願望給他摯愛的妻子劉霞以自由,他是否對自己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沒有敵人”,有新的思考,賦予新的含義?不過人們相信,劉曉波至少會歡迎他逝世引發的這場討論,並且聽取人們對他的質疑,因為他是一位哲人,是一位思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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