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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是誰,為何應被後人銘記?-與他生前的部分朋友談談劉曉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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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是誰,為何應被後人銘記?-與他生前的部分朋友談談劉曉波(二)
 
民間描繪劉曉波先生和他的妻子劉霞女士的藝術圖片 DR網絡圖片

根據中國官方消息, 61歲的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國大陸著名社會活動家、知識分子劉曉波先生,因病於7月13號在其接受“保外就醫”的瀋陽醫院逝世。劉曉波先生不幸離世的消息,也立即引來了來自於他生前好友和全世界各界人士,對這一事件的關注和哀悼。為此法廣也再一次請來了部分劉曉波先生生前的朋友、同事和一直關注中國人權進展的一些代表人物,來為您介紹一個他們所認知的劉曉波,以及他們對其不幸去世這一噩耗的回應。

現居美國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陳奎德博士在談到,他和劉曉波先生自1980年代就開始的交往時表示:“我和劉曉波先生基本上有三重緣分。1988年我在上海主編《思想家》雜誌,當時劉曉波在文學批評界因為他關於對中國文學現狀的批評而已經出了名。他在我的《思想家》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論理性精神》的文章,後來我就出國了。但我知道中間“八九六四”事件就爆發了,這之間我和他主要還是有些電話上的聯繫。

我和他主要是後來在2002年到2008年之間的聯繫非常之多,因為我當時在海外主編《觀察雜誌》。劉曉波已經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了,他基本上像是我的專欄作家每周都要寫一篇文章(給我的雜誌),跟我有非常頻繁的聯繫。他每天都是在我們這裡下午的3,4點鐘,中國的凌晨打電話過來和我談關於很多方面的事情,例如他的稿件、他的想法和他對中國目前現狀的評論等等,這段時間我們的交往特別的多。當然《零八憲章》是我幫他們做所有海外聯繫的簽名,後來劉曉波先生就入獄了。

個人上,他基本上是個工作狂為整個中國的事業,就像我剛才說的他電話來的時候差不多都是我們這裡下午3,4點或4,5點鐘。中國凌晨的時候他都還沒有睡覺,在寫文章或者是在考慮問題。他奉獻精神非常大,雖然大家知道他和劉霞的感情是非常令人可歌可泣的,但是就是在這樣條件之下,實際上他們整個的家庭生活都是被劉曉波這種不舍晝夜的工作所打亂的。但他們的感情聯繫還是非常深重的。他是一個完全獻身於自己所從事、嚮往和思考過的事業的人。”

作為曾經的同事,僑居瑞典的獨立撰稿人、編輯、翻譯和獨立中文筆會成員張裕博士在談到他和劉曉波先生的聯繫時也提到:“我和劉曉波是獨立中文筆會在2003年開會之前大概就才結識,原來不熟悉。準確的說他對我不熟悉,但我對他當然熟悉,他是很有名的人。然後我參加筆會在2004年就接任了獄中委員會的工作,而劉曉波在2003年當選了我們獨立中文筆會的第一任會長,之前叫主席是劉賓雁先生出任。之後我們的獄中工作委員會就在他會長的直接領導下了,他最關注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就和他聯繫比較多。後來到獨立中文筆會改選的時候,原來的筆會前任秘書長因為工作太忙就辭職了,然後劉曉波就找我接任了秘書長的位置。因此,由於我負責筆會的工作和作為獄中作家委員會的協調人,這樣我跟他聯繫就更多了,也就比較熟悉了。我們之間的這種聯繫一直維持到2008年他因為《零八憲章》被抓走了。”

法廣:通過交往在您的印象中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張裕:“我原來對他不了解,在參加筆會跟他接觸以前只看到過有些媒體對他的報道。我早期對他印象還是很深的,因為他曾說過的話很激烈,例如“300年殖民地”的問題,他還批評過過去比較有影響力的文化人物等。在1989年以後他回國了,那時候讓我對他非常佩服。但是他坐牢以後認了罪,我們有英雄情結就覺得他軟弱了一點。這是1989年六四後他坐牢的時候,別人可能也聽說過。他本來是可以出國的,但他還是在六月四號清晨說服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下來避免了犧牲,在這點他的貢獻是非常大的。之後他馬上就被抓起來了關了一年多,到審判時(當局)說他因為有立功表現,主要就是他勸了學生撤退避免了大傷亡,然後另外也認了罪。官方就沒給予他刑事處分但定了罪,好象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之類的罪名。劉曉波之後還批評了“八九民運”,這樣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我原來對他的印象就不太好了。”

法廣:通過您和他的接觸,您對他生活和工作上有什麼樣的印象?

張裕:“其實這種改變是非常大的。我原來對他印象不好。他曾在台灣《聯合報》上發表過一篇反省和批評“八九民運”的文章。我寫了一篇回應的文章,後來在台灣《中央日報》上轉載過篇幅很長,佔了大半版去反駁他的文章內容,對他的批評非常嚴重。而對他的印象從那個時候就更不好了。後來我參加筆會後,通過跟他接觸我覺得這個人相當不錯。其實我在“八九”以後,介入了很多海外民運不同的團體工作,跟那些民運領導人都打過交道,但是我跟劉曉波工作一段時間後,覺得他為人方面相當的不錯,氣量非常大。

我這個人是喜歡批評,實際上在國內的時候,諸如我的上司之類的我都敢對他們做出批評,在海外更不用說了。所以我經常跟劉曉波在事情上持有不同的意見,有時候說話很重,扣帽子都有的。但是他還非常寬容,並能夠接受跟我一起工作。我這現在已經都六十多歲了,接觸的人很多。不管過去人家說他只是好名怎麼樣,但是我沒有感覺。我感覺他確實人格很高尚。我後來被他感動了,原來根本不願意在筆會工作,因為我自己是搞研究的,根本不是從事作家這一行的,是搞化學的。所以看到他那麼好,我說只要他願意把筆會會長當下去,他讓我當秘書長我就給他幹活就行了。

而且他原來沒有搞過團體工作,沒有多少經驗。但是他學得很快。確實(他的去世)我們覺得非常可惜,他也是個領袖人物的料子,不是說做政治領袖而是出任非政府團體、民間組織和民主團體的負責人是非常合適的。他也相當有原則,因為對大家寬容有時候就難免產生些誤會,覺得他支持某一個人,做的事不好都算在他身上了,他也不解釋。所以我準備是寫一個東西,他們也叫我要把他的好的(寫出來)。因為劉曉波原來爭議很大的時候,對他有很多污衊性的東西。過去實際上有些人批評他,我也寫過反駁的文章,所以我是準備為他澄清一些事情的。”

在上世紀90年代曾與劉曉波先生有過交識的中國著名民主政治活動家魏京生先生還補充說道:“我們曾經在北京的時候認識, 在朋友家一起談過話。我1993年在中國有半年的被假釋時間,後來又抓了起來。我在被抓起來之前和有幾個朋友在一起吃飯聊天時,其中包括劉曉波在內。我覺得劉曉波對民主自由還是有很深刻嚮往,有比較堅定的態度。當然他自己和我見面時承認,他說我的骨頭是沒有你硬,我一進公安局就要向對方妥協,這是沒有辦法。他說我是扛不住,這是一個他的特點。但是他堅持民主的想法好像一直沒有改變。我想他一生中最應該被記住的是他對專制獨裁的批評和痛斥。當然有一些時候他可能有一些軟弱的行為大家也會記住。但是我覺得一個人在一生中,有正面的事情也有負面的事情,這個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我們應該記住他的好處,不應該總是去議論他的壞處。”

法廣:劉曉波先生這次不幸過世的事情,您對此有什麼反應?

魏京生:“我想這件事情很可能是中共的一種陰謀。因為中共利用疾病和自然界來殺人是有歷史的。不光是對異議人士,對他們自己內部的反對派或者不喜歡的人,他們也經常使用這種手段。比如說我母親病重的時候,我在腫瘤醫院聽那些醫生就悄悄地跟我講過,陳毅元帥當年死於癌症也是事先在別的醫院把癌症拖到快死了,才送到腫瘤醫院要他們去診治。腫瘤醫院的醫生說已經沒有希望只能等死了,但是不行要把所有手續做全了,記錄的非常整齊讓別人以後挑不出毛病來然後再讓他死。劉曉波先生的事情我覺得就是這樣一種情況,事先把他拖到快死了,然後再到了一家比較好的醫院讓醫生記錄下所有的治療的手續,然後你們大家無話可說,這是中共一貫的貫伎。”

陳奎德:在中國追求自由非常艱難的事業當中,他起到了一個非常核心的中樞作用

陳奎德先生則說道:“我想作為一個朋友非常的悲痛這是無所質疑的。這麼快得到他關於肝癌晚期的消息還不到三個禮拜就去世了。當然和蘇曉康先生座談劉曉波的事情,他提出的一個觀點我也非常贊同,這次實際上是中共當局公開的向全世界秀,展現出對劉曉波在醫院中執行他們的死刑判決。 這樣一種非常慘然,非常暴虐的手段來想警示 中國爭取民主的人士,警示中國的大眾。而且我想劉曉波先生的去世必然使他會成為中國一個時代的精神象徵。這種特別鮮明,特別撼動人心的當代中國殉難者的形象會成為一面旗幟,鼓舞中國人。雖然中國人經受了這麼多的苦難,但劉曉波把他的身心獻出來,引領中國人在黑暗中間向前走。他是替代中國受難,為中國的知識階層贖罪,這樣一個道義形象。我相信他對中國精神上的影響是長遠的。”

法廣:您認為在他的一生中,最應該被後人記住的是什麼?

陳奎德:“我想他可能最能夠被人所記住的是,在中國追求自由的這樣一個前赴後繼非常艱難的事業當中,他起到了一個非常核心的中樞作用。不光是他在思想上,寫得文章在做而言方面,同時他是起而行的。他有行動來支持和推動中國的自由事業,為此甚至獻出了他自己的全部生命。在中國的自由轉型,向現代社會轉型,向民主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間,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們永遠會記住的標杆式人物。他曾有非常多的行動,特別是在中國這麼嚴酷高壓下,這樣一個社會,他不光是寫東西在國內發不出聲音還要在國外發表,同時他還在國內做了這麼多組織性的工作,包括獨立中文筆會在國內的幾次集會,在非常危險的狀況下都是由他來組織的。還有他對天安門母親的支持等等,我想他的這種行動時一般很多書生,像我們這種書生都不可能做或做不出來的,或做不到他這麼好的。

這是他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你要知道他過去是作為一個文化批評家,文學批評家這樣一個身份,在他年輕的時候過去曾非常狂傲。他曾是不屑於做很多這種瑣碎的事情,不屑於做一些組織性的工作,發表驚世駭俗的言論等等。但是他後來尤其是經歷了天安門事件以後,他人格上完全從尼采式的狂人,走向了一種像基督式謙卑的一種胸懷。而且他還能夠放下身價,跟中國各個階層的人接觸所以他成為在中國建立民間社會和公民社會最重要的一個粘合劑,使得中國的公民社會在某一段時間開始有了一個凝聚的中心。”

張裕:劉曉波去世了,但後人還是可以繼承他的遺產-和平非暴力的理念

張裕先生同時還提到:“我覺得他有名的名言,我沒有敵人。我自己實際上原來是不認同這一點,我不能說我沒有敵人,我也沒有想過這一個問題。但是後來看他堅持這樣說,我就領會到像這種胸懷是非常難得的。所以我覺得這是他最主要的一個遺產,很多人因為他現在去世了,就覺得以他自己被害死了就真證明他的理念不對,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因為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對不對,也不能因為一個人他的理念沒有實現,過去叫壯志未捷身先死。但是後人還是可以繼承他的遺產和平非暴力理念,這個其實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行得通,不能相信中國真的有什麼特色,全世界的普世價值在中國就失效了。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我已經在他的影響下提高到一種境界了,就是說其實也找不到具體人,其實從私人的角度你去恨誰?而且這也沒有什麼效果,主要的效果還是你要改變一個制度,所以制度最主要,不在個人。”

法廣:最後關於他不幸的去世和他家人目前的情況您有什麼補充的嗎?

張裕:“其實我很理解,他原來是不打算出來的,這個我們過去也談過。他說要到中國民主後再出國,就是當局讓他出國,但不讓他回去劉曉波也不會選擇出國。但在另外一個方面,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他坐牢的時候是很苦的,最後忍不住就對劉曉波說了(她和家人的遭遇)。所以劉曉波這次臨死之前表示要出來,實際上完全是為了照顧劉霞,也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不管他去世還是不去世,還是能再活兩天,所以劉曉波答應出國,他在這點上也是相當不錯的。中國過去宣傳英雄的時候好像就是家庭、個人這些私情就不要了。劉曉波實際上之所以在人的性格上改變很大就是因為他跟劉霞的愛情。他可以為愛情犧牲,包括自己的名譽,堅持的這些東西。我覺得他的這一點也是非常可貴的,我們也希望在這個方面能幫他努力,讓劉霞和他的弟弟出來。”

魏京生:劉曉波的家人應能享受自由選擇生活的權利

魏京生先生也表示:“我希望(當局)對劉曉波的家人給予更寬大的待遇,讓他們能夠自由選擇到國外生活,還是在中國生活。而且不要對他們的家屬進行迫害。我覺得劉曉波先生去世的事件,西方的政府也有一定的責任,就是對營救劉曉波工作不力。而且西方的政府應該很早的就發現這些問題和提出這些問題,但是他們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這是在他臨死之前發了一些簡單的呼籲,而沒有就此對中國進行強大的壓力。我想這是沒能及時挽救劉曉波生命的一個責任,雖然不是很嚴厲的批評,但是這也應該加以批評。”

感謝陳奎德先生、魏京生先生和張裕先生能接受法廣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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