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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歷史言說的困窘—王友琴訪談(二)

作者
文革歷史言說的困窘—王友琴訪談(二)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一書封面。書中記錄659名受難者的遭遇,全書總共有52萬字。 王友琴提供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也就是原來的北師大女附中2017年9月初隆重舉行百年校慶,吸引幾十屆新老校友與教師返校,共襄盛舉。但在百年校慶日的歡歌笑語背後,一段難以言說的歷史也縈繞着一些前來參加慶典的個人思緒。1966年8月5日,在這所位於北京鬧市中心的精英女校,副校長卞仲耘被一群亢奮的紅衛兵毆打致死,成為文革暴力的標誌性事件。這種暴力遠不止於北京師大女附中,但過於這段暴力歷史的記錄與講述因為官方對文革話題的沉默甚至壓制而陷入窘境。歡迎您收聽對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王友琴女士的採訪的第二部分內容。

官方輿論控制與文革歷史言說的困窘

法廣:圍繞文革歷史的講述,一直都有不少爭議。針對北師大女附中在文革“紅八月”期間以及以後的暴力,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 卞仲耘當天斃命,無法指認自己的加害人,但其他幾位從毆打批鬥中倖存下來的老師,他們對當時的打人者親眼所見,為什麼也沒有人出面指證呢?

王友琴:是的,我的“文革受難者”出版以後,我終於聯繫上了當時被打的一個教導主任,他的名字叫梅樹民。梅樹民老師現在也已經去世了。但是,10年以前,我同他取得了聯繫。在寫“文革受難者”這本書的時候,我只見到了卞仲耘校長的丈夫和胡志濤副校長這兩個與8·5暴力直接相關的人。後來才找到梅樹民老師。梅樹民老師告訴我:那一天的鬥爭會不是自發開 起來的,是革命委員會布置的,(當天)上午就有人來通知過他說:下午要鬥爭你們……他認為我(在書中)的描寫不準確……我(當時)是一個普通的學生,我當時只是看到到達打人、鬥人地點的是我們班高一(三)班的紅衛兵。但梅樹民老師告訴我不是的,是有組織的。可是,當時紅衛兵的領袖劉進堅決否認。我和劉進見過一面(平常他們拒絕和我來往),她說,梅樹民老師一個人說的,是孤證,不算……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現實情況。

法廣:胡志濤副校長在文革之後,有沒有明確指出是哪些人參加了對她的毆打?

王友琴:我聽說胡志濤校長同有關部門詳細地談過。我自己只是在1993年訪問了她。那天我沒有問是誰打了她。第二次我再去找她的時候,她已經去世了,我只見到了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很明確地告訴我,以前也有人問胡志濤(這個問題),胡志濤說:我只和組織談。聽說胡志濤校長跟上級組織甚至和公安部門都談了詳細的情況……

當時“紅八月”的暴力有多嚴重,我可以舉個例子:習近平當時是北京八一學校六年級的學生,他也被紅衛兵毆打,甚至還被遊了一次街。他的老師陳秋影老師前年(2015)來同我談過詳細的經過。陳秋影老師與習近平還一直有來往。現在提這件事並不是因為他(習近平)在幾十年後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我們才說那樣做是不對的。陳秋影老師的看法非常明確:我們首先要否定的是毆打一個六年級的13歲的少年,僅僅因為他爸爸所謂有問題,這樣的暴力迫害原則是必須要否定的。

後面的故事也可以再印證當時北京的恐怖。陳秋影老師和我見面的時候還有她的兩個同學。他們1960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班裡的同學畢業後當然大部分成了中學老師。他們來看我是來感謝我,因為在我的《文革受難者》書里有兩個老師是他們的同班同學。我把他們的事情寫出來了。他們只是普通的老師,一個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靳正宇老師,一個是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的張輔仁老師。張輔仁就是在8月18日的第二天被打死的,靳正宇老師是8月25日被打死的。那一天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校園裡,有他們學校的負責人姜培良、語文老師靳正宇、還有一位學生的母親叫樊希曼三個人被打死。從卞仲耘被打死的8月5日到8月25日的20天里,暴力從打死一個人發展到在一個學校里一天打死三個人!

陳秋影老師和她的兩個同學告訴我,他們班還有一個同學也在“紅八月”的時候被害死,叫廉秀文,是北京地安門中學的老師。那時候她還沒有結婚,大概二十七、八歲,和父母住在一起。她的父親大概原來是個小商人,家裡可能有些東西。8月18日後他們被抄家,(紅衛兵)說,如果不把槍交出來,下午就打死她。廉秀文老師中午就跳樓了。這就是說,他們1960年畢業的同班同學中有三個人在“紅八月”的時候遇害。這個班只有三十來個學生。

這是她們來看我要說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就是習近平是她的學生,她說習近平當時還問了她為什麼,她當時也不知道怎麼解釋,只好胡亂解釋了一通。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故事不是陳秋影老師編出來的。去年9月教師節的時候,習近平曾到八一學校,人們可以從照片上看到陳秋影老師站在習近平身邊。

法廣:但這樣就有一個問題,習近平也是當年文革暴力的受害人之一,他的故事是千千萬萬其他文革受難者中的一例,但他如今中國當今最高領導人,2016年是文革發動50周年,中國媒體幾乎沒有提及,如何理解在他的任下,他並沒有鼓勵、推動對文革的反思呢?

王友琴: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我覺得我們都應該來想想這個問題。但是我沒有專門對此做過研究。我就是覺得陳老師是一個非常正直有勇氣的人,敢於站出來,把這樣的故事告訴大家。我覺得我們應該讓她的聲音發出來,讓大家知道這個事實。我不知道控制中國媒體的人,他們是怎麼想的,他們定下的守則是什麼?但我想,作為中國幾億經歷了文革的普通人,我們應該要求開放對文革的事實和是非判斷的討論,不應該用愚民政策把大家的嘴封上。而且,同時,另外的一些人比如一些當年活躍的紅衛兵,他們反而很活躍,他們甚至出版了一本書:《故事不是歷史》,他們的主要意思是說:我寫的是故事,不是歷史。

法廣:文革暴力行為的責任追究一直都在集體責任和個體責任的糾結中徘徊。但文革發動50年之後,您認為指認具體的施暴者是否仍然重要?如何看個人在這場自上而下的、全國規模的運動中的責任呢?

王友琴:我認為至少兩方面責任都有,但是具體怎麼做,不是我一個人的能力所能達到的事情。不過,我盡了我的能力。第一,我覺得應該把文革暴力迫害的真相告訴大家,而不是隱瞞起來;第二,我覺得應該對文革做更深入的分析,特別是文革的理論和目標。就第一點而言,我所做的是收集了受難者的名單,就第二點而言,我後來發表過一些文章,討論文革的迫害機制,比如有一篇文章是《文革鬥爭會》,我覺得非常重要,因為儘管迫害在很多其他地方也發生過,但文革用了一種特別獨特的手法,叫“鬥爭會”。卞仲耘校長就是在所謂的“鬥爭會”上被打死的。女三中的校長沙坪也是在“鬥爭會”上被打死的。相比之下,我們可以看到斯大林也迫害了很多人,殺死了很多人,但他還是使用了所謂“表演性審判”(show trial),他還有一個法律的形式,雖然是表演性的,但是在中國的文革期間連這都沒有用過。卞仲耘經過任何法律的審判嗎?沒有。就是被拉到“鬥爭會”上打死的,這種文革的迫害機制是所謂“群眾專政”,紅衛兵就是一個群眾組織,紅衛兵就可以打死人而不受到任何法律干預,這一點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特別大的教訓。還有一個是“牛棚”……

“我們不能付諸法律,只有付諸歷史”

法廣:我還想知道,王晶垚自卞仲耘被打死之後,一直沒有放棄申訴,他希望得到的是什麼結果呢?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在1989年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拒絕。其實我覺得那封信也不完全是拒絕。那封信承認在師大女附中發生了紅衛兵打死卞仲耘的事件。那封信還指出,北京的校園暴力是從北京大學附中開始的。只是當時法院和檢察部門不能處理這樣的事情。那之後王先生說了一句話:我們不能付諸法律,只有付諸歷史。這就是我們的現實。或者反過來說,曾經作惡的人也很敏感啊,他們就開始進攻寫歷史的人,所以他們寫了《故事不是歷史》一書。

法廣:王晶垚先生說不能付諸法律,就付諸歷史,他當時希望怎樣做呢?

王友琴:他提供了很多證據,他有全部的記錄。我有一寸多高的材料是從他那裡來的。但是沒有人理睬他的材料。他現在年紀大了。所以我一直希望女附中的同學和更多當年的學生,他們還年輕,會用電腦,他們有能力把歷史寫出來,就像陳秋影老師一樣,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陳秋影老師和她的同學們懷念他們班上這三個被害死的同學,所以他們主動來找我告訴我這些事情,他們自己也寫了一些關於這三個同學的文章,只是媒體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

王晶垚先生96歲了,目前在醫院裡。他所做的一些事讓我非常感動。1967年,抄家風在北京有些弱了,王晶垚先生就在家裡的柜子里給卞仲耘作了一個紀念堂,櫃門平常關着,內壁貼了卞仲耘的照片,柜子里他們總是放上一朵鮮花,一瓶清水……這是他家柜子里的紀念堂。我的看法是,我們完全可以建立一個真的紀念堂,紀念文革受難者,至少我們可以在網上建一個紀念堂,這是我的文革網頁的一個動機。

最近,我的同班同學楊團寫了一個建議書,正在同學中傳閱。她建議女附中,就是現在的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把8月5日作為一個特別紀念日,紀念卞仲耘校長,也紀念女附中另外9位在文革中被害死的老師和職工。當然,我們可以更推廣一步,紀念所有的文革受難者。

 

收聽採訪第一部分內容:原師大女附中百年校慶難以言說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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