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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擔心習近平承襲毛鄧時代的所有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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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擔心習近平承襲毛鄧時代的所有悲劇
 
習近平在香港閱兵式上,2016年6月30號 路透社提供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至今已一月有餘,中國主席習近平進一步確立了其新的領導地位。隨着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有關習近平比肩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說法便不脛而走。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的形成將開啟怎樣的未來?中共領導層人事布局遵守了怎樣的規則?如何解讀習近平倡導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等話題始終成為各方熱議的焦點。我們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夏明先生就此闡述一下他的觀點。

法廣:首先請談談,您認為習近平是否能與毛鄧比肩?

夏明: 習近平的政治抱負是要跟毛鄧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他把江澤民和胡錦濤基本上忽略不計了。我認為他跟毛鄧可能會有相似處,但是可能也會有許多的不同。我們說的相似性就是,作為共產黨的領袖,毛通過革命的手段為中國獲得了獨立,至少給中國帶來了一個發展的機會。但是最後,毛把中國引向了經濟的崩潰。尤其是中間的大饑荒和文革,在人類歷史上來說,都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另一方面,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的許多做法,把中國引向新的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可以說鄧小平把中國變成一個發展型國家。但是在最後的時期,鄧小平沒法改變在中國的整個經濟不斷地發展過程中,人民提出的新的訴求, 也就是說他們對整個的社會發展和經濟、政治的發展提出新的訴求。尤其是政治和民主方面的訴求。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國家跟社會的矛盾衝突,沒法解決。所以鄧小平最後使用了開槍的方式,就是六四的屠殺。

目前習近平從某種程度來說,想用毛澤東的大革命的方式來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同時又想避免鄧小平也曾經遭遇過的,就是目前社會跟國家的緊張局面。所以,習近平沒有找出比毛澤東或者鄧小平更好的方法。我現在擔憂的是,鄧小平和毛澤東所有的悲劇恐怕都會在習近平的任期內出現。也就是說,要麼習近平通過目前的意識形態上的絕對走向,而且中國現在這種非常幼稚的、非常荒唐的地步,我們從海外來看,覺得是非常的瘋狂、幼稚和愚蠢。但是他居然會這樣去走。如果這樣走,我真的擔心,最後習近平可能會比毛澤東和鄧小平-從歷史反面上來說-恐怕更可怕。也就是說習近平有可能把中國一方面帶向貧困和饑餓,另一方面,他最後如果要想收場,他恐怕會動用軍隊,動用國家的暴力機器來鎮壓。這點,如果習近平想把他自己放到跟毛和鄧的比肩這種高度的話,我覺得從歷史的反面上來說,他可能會得到成全。

但是,我想說一句,據說習近平有馬列主義政治思想教育的博士頭銜,他應該讀過馬克思寫的《路易ˑ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在裡面講黑格爾,說黑格爾說:歷史總是重複的。馬克思說:但是黑格爾忘了一句,第一次的歷史往往是以悲劇的形式出現,第二次就以滑稽劇出現。我擔心習近平恐怕會走到馬克思在《路易ˑ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裡邊所講的這個道理。

法廣:與歷屆黨代會相比,“十九大”是否有其特殊性?從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的形成,如何預測中國未來五年的發展?

夏明: 十九大有一個很大的特殊性,你可以看到中國現在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中國人也經歷了將近四十年的經濟發展,應該說給中國人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發展的機會。但是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習近平和他的一班人提出的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到來,他提出了一個宏大的規畫,可以看到:他是非常雄心勃勃。事無巨細,他都要去管。中國共產黨跟毛澤東相比,成為了一個控制世界第二大經濟、而又想繼續成為極權主義的政黨。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可以看到:習近平把他的團隊撮合在一起,他們想干一個宏大工程,具有烏托邦的狂想,而且他在對世界的整個態度上,有強烈的反智主義和反普世價值。如果我們仔細地看習近平配備的人,這代人,包括政治局裡邊,三分之二的基本上都是他的、要麼跟他一起下過鄉的、要麼跟他一起同過窗的、要麼是跟他一起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與他共事、是他的下屬的。

他們這批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我把他們叫做“泥鰍人格”。泥鰍跳上了龍門。因為所有這些人,在成年時期,也就是說他們價值觀形成的時候,大概就是青、少年時期,基本上要麼是工人、要麼是農民,要麼就是下鄉青年,要麼就是小職員,他們所有的學歷基本上都是沒有經過很好的本科的訓練,所謂“研究生”的頭銜,基本上都是屬於在職的,或者是黨校的,或者是函大、夜大、在職培訓的,等等、等等。因此可以看到,這批人恰好跟中國改革開放以後、77年、78年,培養出一大批精英人才相比,這批人恰好是老三屆以後的,應該說從學歷上、知識水平上、智力上來說,都不應該是最好的。但是這批人恰好是通過他們泥鰍般的人格、油滑、鑽營,可以在非常惡劣、骯髒的環境下生存,最後走向權力頂峰。所以我對這批人要想把中國引向非常光明的前景,抱懷疑的態度。而且這批人形成一個強烈的嫉賢妒能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批人他們之所以能夠上去,他們把許多經過了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教育出現改革,中國的科學的春天到來開始培養的第一批各種人才,其實這些人把他們是不斷地打壓的。所以可以看到八九-六四造就了一個很重要的分野:一批具有真才實學、具有良知、正義感的學者,逐漸被這個機器進行了逆向的淘汰。劣幣驅逐了良幣。所以,現在中國的一個主要問題在於,這批掌管權力的政治精英,他們是不是中國最具有能力的、最具有感召力的、最具有創造力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問號。

但是這批人現在又雄心勃勃,要用毛澤東和鄧小平反面的一些東西,要把中國推向一個他們想要去的方向。而這個方向,也就是他們所說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已經證明,共產主義這條路是一條死胡同。但是這批人就要把整個十四億人往一個死胡同綁架,在這種情況下,我擔心未來中國的五年, 中國繼續會發癲癇病、中國繼續會出現各種痙攣,而且中國的經濟會繼續往下倒退。我真很擔心中國在未來的五年以後,會走向什麼樣的黑暗方向。但是如果中國人、中國的精英還能夠忍受未來的五年由這麼一批人來統治的話,那我覺得中國、中華民族的命數確實可能天定了。

法廣:本次新的領導班子成員中,一位頗為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輔佐了三代領導人的智囊人物王滬寧。作為一名理論家,王滬寧為什麼能夠坐上中共最高權力第五把交椅?他有什麼過人之處?

夏明: 如果我們系統地梳理一下王滬寧的各種思想,尤其是讀了他的十九大報告,(十九大報告)應該是由他負責起草的,而且由他的班子來做的。另外十九大結束以後,新華社發了篇長文,叫“習近平:新時代的領路人”。王滬寧作為主管中共宣傳的最高領導人,他也指出了一些非常明確的走向。由此看來,尤其要知道,王滬寧也是江澤民、胡錦濤的理論智囊。在江澤民時期,他提出“三個代表”,“三個代表”就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功利主義的東西。而且他是想把整個西方的文化或先進的文化,能夠把它調和起來。能夠把中國新生的工商資產階級拉進黨內,所以他就把先進的生產力、先進的文化等等代表最多數人的利益全部糅合在了一起。這樣形成三個代表。因此“三個代表”是共產黨向社會民主黨的一個移位。而且“三個代表”是共產黨想逐漸放棄所謂工人階級為主導的工農結合的這麼一個政黨的性質。

但是今天可以看到,王滬寧在輔佐習近平的時候,把“三個代表”給拋棄了。明確提出共產黨的先鋒性質,就是以工人階級為代表。勿忘初心,這是他的說法。我們還看到在胡錦濤下面,王滬寧提出了“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顯然是要應對中國目前出現的各種社會的矛盾。而且要通過比較平和的方式,比較和理、理性的方式來解決。但是可以看到,習近平的政治報告提出的“四個偉大”裡面,第一個“偉大”,就是“偉大鬥爭”。我讀了一下習近平在政治報告中,用了23次“鬥爭”這個詞。所以就可以看到,“和諧社會”已經被拋棄了。“偉大的鬥爭”成為中國未來的主旋律了。 從這些轉移和反映中,就可以看出王滬寧是怎樣一個人,說到實質,王滬寧就是一個理論的變色龍。他沒有最終的自己的理論的堅守,沒有最終的理論的根基,讓他能夠看準某一個北鬥星,把中國引向一個全新的方向。相反,他只是看準最高領導人作為他的主子,最高領導人想要什麼,他就給他提供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王滬寧就是一個與魔鬼簽約的一個浮士德。就是這麼樣一個教授,為了已經得到的榮耀,已經得到的權力,已經得到的財富,特別想讓自己永久保得青春,不僅佔有女人,而且要佔有權力,永久地要讓青春繼續下去,永久過這種所謂的青春期永久的浪漫。他現在對權力也是這麼一種關係。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其實把自己的根本的、理論的根本的原則背棄了,理論的根本的原則也是不要危害、不要作惡,不要與魔鬼簽約。但是今天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或者中國大批的理論家以及宣傳人員,不僅是王滬寧,他體現了目前中國非常多的一批理論人才,包括長期居住在法國的像宋魯鄭這些人,基本上都屬於一類人。

法廣:習近平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張,您對此作何解讀?

夏明: 我認為他要做的,其實是要建立一個極權國家,他想用一種緊急狀態法的方式把中國統治下去。他目前的一個基本的作為,就是為了中共的這麼一群寡頭,這群人可以控制中國的整個人民和龐大的經濟,為自己的寡頭集團利益服務。這個寡頭集團利益,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裡邊的這麼幾十萬人。他的這些主張其實並沒有什麼新意。如果仔細地看歐洲的法西斯運動,尤其是德國的法西斯運動,他們都提出了相同的主張。但是另外要注意到,在歐洲的二戰以後,其實通過二戰已經證明,這些法西斯的主張,這些通過極權國家或者緊急狀態走不通的路,中國政府今天還想繼續走。他們沒有看到,二戰以後,像德國通過《基本法》,法國通過“第五憲法”,已經把民主,尤其把議會民主的一些弱點都給矯正了。但是今天就是在反對所謂的西方的體系,是相互扯皮,是多元,是沒法做事的這種口號下,中國的政府想建立一個所謂的領導人、有核心的、可以集中、有效率的、極權的這麼一個國家,這一點就是已經完全忘記了歷史的教訓和歷史的成功的經驗。當然了,如果他現在他有了大權在握,他可以集中權力干大事,但是中國的歷史經驗是:集中權力,最後乾的是大壞事。這一點我覺得恐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終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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