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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王友琴:文革摧毀了中國人的日記

作者
學者王友琴:文革摧毀了中國人的日記
 
1967年“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會場。 取自王友琴文章

2017年12月,57歲的黃帥在北京去世。當今中國年輕人對這個名字已經十分陌生,但早在文革中的70年代,她曾經被看作是反潮流“革命小闖將”,聞名全國,是那個顛倒是非的年代的一個標誌性符號。事件的起因是她的一篇對班主任老師表達不滿的日記…… 因為幾篇日記而一夜成為家喻戶曉的所謂反潮流英雄也許並非這個當年小學五年級的學生所願,這段情非所願的短暫輝煌也在此後的日子成為她的一個難以卸掉的包袱,但文革中因為一本日記而被投入監獄、甚至家破人亡者可以說不計其數。目前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女士在她多年的文革受難者歷史收錄整理的過程中,注意到了文革中,日記給無數中國人帶來的災難。她於是開始書寫《摧毀日記的革命》,收錄文革受難者的日記故事。在今天的公民論壇節目中,我們就電話採訪王友琴女士,談談她對文革與中國人的日記的關係的觀察與分析。

沒有日記,文革時代的真實記錄就更加稀少

法廣:為什麼會在文革研究中想到特別關注文革期間的日記?對於歷史學者,日記的重要性何在?

王友琴:文革在51年前開始。我在三十多年前開始寫作文革歷史。在那個時候我就發現很多事情、尤其是受難者的故事,已經記不清楚了。1979年我寫了一個關於文革中的學校的短篇小說,題目就是“記憶已經淡漠”。我的文革寫作是從訪問文革經歷者開始的,有好幾次受訪者說:“假如我有日記就好了……”但是,也有一位長者說:假使我那時寫日記,可能就活不過文革了!然後我發現,文革時代幾乎沒有人寫日記,我指的是那種我們通常所說的個人的、私人的日記,記錄生活、也記錄個人感受等等,不是那種為了給別人看的記錄。那種日記,文革時代也還有一些。

因為沒有了日記,沒有了對一個時期的個人性質的記錄,當時的媒體里又充滿了謊言和空白,那文革時代留下的真實記錄就非常稀少了。這種歷史事實不被記錄的後果,就是離開了事實和經驗,對文革的評價也就變得空疏,而且沒有依據,甚至無從進行。

法廣:就是說,對於歷史研究來說,官方歷史記錄當然有其意義,但是個人日記、個人對歷史時期的記錄也非常重要?

王友琴:是這樣的。比如,在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在的北京師範大學實驗附屬中學,紅衛兵打死了校長卞仲耘。這個日期,從我一開始研究的時候,就發現幾乎沒有人記得這個日子!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所以,對我來說,一開始的時候,是我為了寫歷史想要找日記。但後來,隨着更進一步的研究,我意識到日記就是文化革命歷史的一個部分。因為我發現很多事實:文革中很多人因為寫日記而受到非常嚴厲的懲罰和打擊。這種前所未有的殘酷改變了人們寫日記的習慣,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傳統,因為從古代開始,就有很多人寫日記。

法廣:就因為如此,您說文革是一場“摧毀日記的革命”?

王友琴:是這樣的。我想,文革摧毀了以百萬計的受難者,摧毀了無數人的生命,也摧毀了無數的書籍和文物。那麼在這些以外文革還摧毀了什麼呢?一個不那麼直接可以看到的東西,是文革摧毀了中國人的日記。

我這篇文章“摧毀日記的革命”寫了十多年才完成,現在也還會發現新的有關的情況。比如,在我的原作里寫到北師大實驗中學(法廣註:原北師大女附中)1966年時初中二年級的一個學生的日記的故事。幾個月前該校百年校慶的時候,有很多同學的聚會,幾個同班同學去看望了這位同學。1970年時她在雲南思茅當“知青”,那年雲南發生大地震,所以要搬到屋子外邊去住,她的日記本就在那個時候丟失了。本來日記本是放在她的枕頭裡,或是什麼其他地方。有人把她的日記本上交,說裡面有反動內容。她因此被縣裡的公安局逮捕拘留,然後因此精神失常……這是一個將近50年的悲劇!

法廣:文革中有不少這樣因為日記被別人發現,整個個人和家庭的命運因此改變的故事。在整理這些歷史的過程中,您是否梳理出這種查抄別人日記,以這種個人的私密記錄來致人於死地的作法是如何開始的?(這種做法當時)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高層的某種肯定呢?

王友琴:我想,這是很明顯的。回顧歷史,這種比較普遍的、大規模的、以查抄日記來給人定罪、以從日記里發現寫了什麼來給人定罪(的做法),我自己的觀察是從1957年開始的,因為我寫過北京大學的文革,也就追溯到文革以前的事情。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北京大學有716個人被畫成“右派分子”,一個屬於“階級敵人”的類別。當時畫成“右派分子”的一名學生告訴我,他的日記被沒收,甚至到80年代,他得到“改正”的時候,這些日記也沒有歸還給他。他說有8冊日記都被沒收了。

在文革期間,這種情況就發展得越加嚴重,特別是在1970年的“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運動中。我的這篇文章(“摧毀日記的革命”)收錄了14個人的日記的故事。因為日記他們受到了那麼殘酷的打擊和迫害。

法廣:那這樣以日記(內容)定罪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高層某種形式的肯定呢?還是說只是因為民眾發動起來之後形勢失控,衍生出這樣的故事呢?

王友琴:我想這明顯是與文革的政策相關聯的。文革中有新的規定,關於什麼人是應當被專政、被打擊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是:惡毒攻擊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因為這個說法當時用得非常多,就被縮略成了“惡攻罪”。在這種大的壓力下,一般當然沒有人敢公開說直接批評文革或者批評文革最高領導人的話。有些“專案組”就在人們的日記里尋找“惡攻”材料,然後以此給人定罪。在我的文章里的14個人的故事中,有一個人叫王復新。他當時還不到30歲,是長沙水利勘測設計院的一個技術員。他的日記被別人看到了……他還很年輕,被打成所謂的“現行反革命”,就是因為他把日記給女朋友看。他女朋友是中文系的學生,當然喜歡文學,批評他文學水平太低。他就開始寫日記,在日記里還寫了些詩等等。他說,他真的只是為了讓女朋友高興,提高自己的文學水平……我的文章里收錄了(他的三份)來自同一個法院的判決書。第一個判決書判他十年徒刑,罪狀就是“經常書寫反動日記”。第二份(判決書)是在1972年林彪事件發生之後。當時在一個很短暫的時間裡,極左的做法受到批評。他就開始申訴,理由是他因為日記就被判刑十年,請求得到減免。但法院的回答是:不能!第三份(判決書)還是來自同一個法院,那時候已經是1979年,文革結束兩年多後,法院宣布對他無罪釋放。那個時候,他的十年牢已經快要坐滿了。這就是對日記的專政給一個年輕人帶來的悲劇。

法廣:就是說,日記里的所說所寫,法院可以將其定為犯罪行為……

王友琴:是的,而且還對日記進行曲解,上綱上線,就變成了“現行反革命”材料。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文革以後,他(王復新)怎麼會被釋放的。我查到,在1978年的一個非正式文件里講到,因為所謂“惡攻罪”(而被判刑的人)有五種人應該平反,其中第三條就是:因為在日記和書信中發表了一些不同看法而受到懲罰和關押的人應該平反。只這一句話,我剛才提到的王復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得到了釋放。

《雷鋒日記》推廣了一種離開生活與實際的文風

法廣:日記原本是個人的私密訴說,但是在文革期間,這種私密性顯然已經不再存在,這是一種對個人私域的強行的、全面的佔有。而且日記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再是個人思緒的記錄和傾訴,而是也變成了一種變相、公開的政治立場宣誓。《雷鋒日記》應該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否可以說文革改變了日記原有的性質?

王友琴:可以這樣說。當然《雷鋒日記》的發表和命令大家都去學習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1980年的時候,一位《人民日報》的老編輯就曾對我講過《雷鋒日記》是怎麼製造出來的,以及它帶給我們生活的影響,特別是推廣了一種說假話、講豪言壯語、離開生活與實際的這麼一種文風。我當時很希望他們會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可是,好像還沒有……

日記不光是記錄歷史事實

法廣:其實文革中被摧毀的不僅是日記,還有個人的私信往來,私人空間不再存在。這種私人空間的喪失,對於個體來說,意味着什麼?

王友琴:摧毀日記的後果可能不是那麼直接可見,卻是非常大的。因為日記不但是讓我們記錄下自己個人生活中的一些事,也包含了我們對生活的反省,對自己的反省,和我們精神上的探索。我做文革研究採訪了非常多的人。我注意到那些寫日記的人往往也是對自己有比較高的道德要求、有比較清晰和一致的道德原則的人。他們往往對文革中的迫害有比較清楚和深刻的記憶,儘管文革時代他們被迫停止寫日記。所以說,日記不光是記錄歷史事實,而且也是人的道德成長的一個重要方面。

法廣:就是說這個私人空間、這種方式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個人自我反省、照鏡子的一個過程?

王友琴:是這樣。假如沒有這樣一個過程,人都可能變得像阿Q一樣,沒有自我反省,不會自己來確立自己的道德和行為原則。這對一個民族的文化帶來的壞影響其實是非常深重的。

我想,當然,我自己認為,我們現在對文革歷史的記錄和反省,還是遠遠不夠的。我的主要工作是做了文革受難者的調查和記錄。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進行更深一層的研究,比如,對於日記這個主題,我們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也許您也注意到,文學作品裡經常寫到對人性的探索。有一種是“烏托邦”作品,是對一個理想社會的描述。另外還有一種所謂“反烏托邦”小說,描寫可能出現的一個非理想社會、一個可怕的地獄式的社會,來引起人們的警覺。其中一部最著名的作品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於1949年出版的小說)《1984》。這部小說的開始就是主人公躲在一個監視鏡頭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地寫日記……當然,這只是小說,不是真實。但是,在中國,這真的發生了。在1967年,北京展覽館舉行的盛大的“紅衛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覽會”上,有一張很大的圖表,上面寫着紅衛兵抄家抄出多少黃金、多少武器……其中還有一項是抄出多少反動日記、詩文!從這張大圖表前走過的人當然馬上會想:我寫日記了嗎?寫反動日記了嗎?所以很多人就停止了寫日記。我的意思是,對中國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反烏托邦小說里的情節,而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幾年前,美國小說《饑餓遊戲》拍攝成三部電影,非常流行。在中國這本書和電影都翻譯成了中文,也有很多人去看。我自己認為,在中國,這樣類似在反烏托邦小說里發生的事情,在文革中真的發生了。對我們來說,我覺得,我們應該通過反省歷史,來吸取這些教訓,反省人性,這對我們的未來是有很大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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