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1978年年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然而十年之後,1989年6月3日至4日夜間,自當年4月中旬開始的一場大規模的、和平的學生運動最終被鎮壓在血泊之中,從此改變了這次改革進程的航向。八九民運的發生與當時的改革開放進程有怎樣的關係?在當今執政當局全力維穩的背景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是否還會再發生類似八九六四這樣的事件?我們電話採訪總部設在美國的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之一王軍濤先生。王軍濤當年因被看作是八九學運的黑手之一而被捕,並以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13年。1994年,王軍濤被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直接從監獄送上飛機飛往美國。
1989年的民主運動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
法廣:六四發生的時候恰好是文革之後開始的改革開放走過10年的里程。當時的改革開放進程與大規模學運的發生有怎樣的關係?
王軍濤:我覺得學運的發生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其實再往前推一些可以發現,不只是中國,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規律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初建立政權的時候,都是用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主導,對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建立了一個極權體制。這種體制一般來講到了十年左右都會出現經濟危機,二十年左右的時候,會出現人道主義災難。在這種時候,這些政權都要回頭,都要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開放不開放呢,比如前蘇聯在冷戰,所以它不開放,但是中國、越南、北韓、古巴都在這一時期同時出現開放的趨勢。一般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開始務實。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比如在前蘇聯列寧時代就有新經濟政策,後來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都是在政治上要解決一個競爭無力(就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他們越來越缺乏吸引力,包括對本國老百姓,甚至對共產黨的高層幹部、黨員都缺乏吸引力),在經濟上解決一個效率低下的問題。按照他們的話說,就是比較務實。中國在1978年底的中共中央三中全會上的決議,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普遍的規律。但是,中國因為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這兩場災難,這一代共產黨人在反思上會比前其他共產主義陣營國家更徹底,雖然這些國家走得更往前一些。但是,這些國家又有一個規律,就是他們的經濟開放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本來是想用改革開放的方式改善他們的經濟績效,然後改善社會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採取權力下放、給與一定的自由化。但在一定程度,就會出現政治上要求民主自由的聲音,特別是中國還有開放。開放使中國還要面對西方。一般到這個關頭,共產黨國家都會有一個選擇,要麼在政治上進一步開放,要麼就在政治上進行鎮壓。
我們可以看到,前蘇聯對赫魯曉夫的抓捕和清算應該與中國在1989年的情況一樣,只不過他們在高層完成了這個過程,而基層沒有出現這種大規模的政治風潮。但可以看出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鄧小平的改革(前者比後者要晚一些),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會主義陣營都出現了這種大規模的政治風潮。但中國延續了這種鎮壓的方式,延續了前蘇聯的鎮壓方式,而前社會主義陣營沒有像當時鎮壓赫魯曉夫那樣,而是採取了政治上開放的方式。共產黨在各個國家交出政權。
我想說,1989年的民主運動實際上是共產黨國家在經濟改革開放到一定程度,在政治上要求改革開放和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必然結果。
法廣:您剛才提到在其他共產黨國家、在前蘇聯,沒有出現大規模軍隊鎮壓民間抗議活動的現象,那為什麼中國會發生這樣的選擇?
王軍濤:這其中的因素比較複雜,但我覺得鄧小平自己的總結比較到位,他當時在鎮壓之後的6月9日接見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講話時說了兩個觀點,第一是,這場風波早晚要來的,這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決定的,這其實就是我剛才說的,他用了一個比喻的方法說出了,共產黨國家改革到一定程度,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的要求必然會產生這樣的民主運動。他說的第二點是:我們這些老傢夥還在,這樣就比較好,因為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比較一致,可以採取鎮壓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我們可以再看看前蘇聯,前蘇聯在50年代中期,比如赫魯曉夫時代,也出現了波蘭、匈牙利等事件,匈牙利當時有納吉等,後來都被鎮壓了。就是說在共產黨的打天下的那一代領導人還活着的時候,他們一般都選擇鎮壓的方式。而且,只要他們想鎮壓就都能成功。所以,中國在1989年發生的事就是50年代中期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所做的事情。主要的還就是鄧小平說的,他們這一代人還在,這代人決不會放棄共產黨政權,寧願鎮壓人民,也不願意放棄政權。但在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人可能就不這麼想了。
法廣:具體來說,1989年學生運動持續了一個多月,引發大規模學生運動的原因是什麼?當時中國的改革走到了哪一步,是哪些因素促成了社會矛盾在此時爆發出來?
王軍濤:要說矛盾,中國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還有文化大革命中,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矛盾其實都更加尖銳、問題更加嚴重。但那個時候,共產黨內部和社會上並沒有要求改革開放的這種意願,所以就使得那兩場災難,不管共產黨怎麼折騰都沒有問題。1989年時不一樣。1989年時中國已經經歷了10年的改革開放,各種思想都進入了中國,在中國面臨經濟問題的時候,人們想到解決問題的方案和出路,就不再像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後期那樣,僅僅在共產黨制度內部想問題。大家都想,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必然要產生政治的民主化,大家在這樣的一個觀點下,就開始要求民主和自由。這其實是一個共同規律,就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有政治改革來保駕護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推進,這是大家的共識。
中國共產黨再次面臨選擇
法廣:但中國今天的發展情況是否也在挑戰這種共識呢?中國經濟已經發展成世界第二強,但是在政治上,我們近幾年看到的是一種文革回潮的勢頭,而且中共19大和今年的兩會修憲都給人一種走回頭路的感覺……
王軍濤:我們先來談兩個問題吧。中國的問題呢,我們還是參照前蘇聯。前蘇聯在把赫魯曉夫鎮壓下去之後,產生勃列日涅夫集團,這個集團長期執政,他確實也很穩定,包括它的國防實力、經濟實力都在進一步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持續改善。但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那兩個問題它解決不了,一個是政權的合法性,政權對人民的吸引力,還有一個就是從長期看,經濟績效低下。所以才有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但戈爾巴喬夫改革走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又面臨在政治上把權力交給人民 、搞民主自由呢,還是建立新的政治專制,去粉碎人民……我們知道有一次8-19政變,那就是要把改革再關回到籠子中去。中國呢,第一,中國沒有經濟績效低下的問題,中國好像經濟發展很成功,第二呢,中國好像在政治凝聚力上呢,也不像蘇聯當時的知識界和高層都有一種羨慕西方的問題。而中國如今的土豪金們好像越來越自信,在世界各地走一圈發現中國還是不錯。但是現在,這些問題又在發生一些變化,前蘇聯在勃列日涅夫之後,選擇的是重新回到一個封閉的體制,也就是斯大林的變種模式。而共產黨鄧小平選擇的是政治上進一步專制,但經濟上進一步改革開放,就是92年的南巡講話,這與前蘇聯模式不同。
但是,我覺得最近幾年,實際上從08年的奧運會共產黨達到一個巔峰之後,一直在走下坡路。後來我們知道,從王力軍事件開始,到現在共產黨又開始出現了新的挑戰性的問題。其實現在中國國內人談得更多的是這些。就是那些最積極的、思想比較活躍的人,他們已經不再像90年代後期和21世紀前五年那樣認同共產黨領導。那時候,包括參加過八-九民運的人都在反思:自己是不是錯了。鄧小平逝世的時候(1997年),那些人都是含着熱淚在懷念他。但現在不一樣了,因為共產黨這三十年在政治上高壓維穩,來保證經濟的發展,導致了極其腐敗的發展過程。共產黨又面臨選擇:是通過政治上的改革開放,建立現代憲政民主和法治來解決腐敗問題呢,還是進一步高壓方式,極權的方式,重新整合黨國體制?當然習近平現在選擇的是這個模式。但這種選擇的結果就使得在過去三十年,就是92年南巡講話之後,共產黨形成的新的共識開始破裂。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反對習近平的聲音(底層老百姓支持習近平的聲音現在的確很強),但是,在中層,在社會管理層,無論是技術、經濟官僚,還是行政幹部,抑或是企業家、知識分子,對他的不滿非常強烈。所以我覺得這又走到了一個戈爾巴喬夫面對的那個關頭。他(習近平)當然選擇了進一步集權、8-19政變的那種方式來解決問題。這種模式現在雖然看起來走得還比較順,但我懷疑是不是能夠走下去。因為,林彪事件的時候,毛澤東面對的選擇是,一個是讓文革中新產生的四人幫集團,也就是他的粉絲集團來執政,但我覺得他知道這個粉絲集團管不了中國,於是決定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好不容易才打倒的人,讓他們回到領導崗位上。現在習近平不是,他現在利用的是“習衛兵”來管理國家。我懷疑這些人能管好這個國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各方面的指標都在往下走,而且各種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都在激化之中……
中國年輕人已經開始在政治上走向反抗
法廣:但目前習近平政權維穩的決心非常強,會不會再發生一場六四呢?
王軍濤:類似1989年的民主運動一定會再來。我自己觀察了世界各國的政治改革。某些人所說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把和平、理性、非暴力理解成好像學者討論會一樣,大家可以坐在屋子裡講道理。但不是的。整個世界的,包括後來的顏色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都伴隨着大規模的政治風潮,就是像1989年的民主運動一樣。很多人在90年代後期和21世紀前五年反思八九運動的時候,指責中國學生上街遊行太激進。其實各國在面臨民主化的時候,就是要從一個開明專制或者一個威權政權走向民主化的時候,都要經歷這樣的大規模政治風潮。而統治集團的分化並不是在一個他們自己不動中分化,而是在一個大規模社會風潮中被撕裂,然後有一個改革派、溫和派、或者叫鴿派的力量站出來,用改革來回應人民的要求,然後民間的理性派和執政陣營中的改革派聯手,一方面把統治集團中的鷹派或保守派擠出去,另一方面,就是在客觀發展進程中,因為看到和平改革的願望,也使得民間運動中的激進派被邊緣化。台灣其實就是這樣,一開始時,二二八之後,台灣也是民間社會激進派佔主導。先是蔣金國,後來是李登輝,和民間積極參與變革的力量互動。但它的激進派不是被邊緣化,而是被融進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革洪流中。
我看,如果習近平維持不下去,中國還得出現大規模的政治風潮來反抗。其實我們可以看出,從內涵段子被封(2018年4月)引起的90後年輕人的反抗來看,實際上中國的年輕人已經開始在政治上走向反抗。只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很多人總說中國這一代年輕人素質低,因為他們不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苦難,不了解我們這個時代中共產黨的問題……但其實我們當年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我們對57年的問題、對49年以前的問題也不是那麼了解,包括民國時的問題。很多人是在和共產黨決裂之後才開始在消化當年的問題……就是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現在共產黨對社會的管理其實正越來越多地與年輕人發生衝突。這些年輕人一旦他們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他們才是大規模政治風潮的主要參與者。我自己參加過幾場政治風潮了,我知道投入政治風潮的人基本上是大一、大二的學生多,二十歲以下。還有一點是,現在共產黨使用大數據什麼的,就像當年派出所的戶籍管理,是人盯人。基本上25歲以上的,特別是30歲以上的人都有檔案。一到敏感事件出現的時候,實際上這些人都被盯死了,沒有什麼活動空間,但相反,他們對20歲以下的人現在是茫然一片。這也是為什麼89年時候為什麼一夜之間就產生出一批學生領袖,可以掀起大規模政治風潮。所以,我看將來大規模政治風潮一定會出現,但可能不是在這些老運動員中出現。
六四記憶圖騰化?
法廣:六四已經過去近30年,在中國國內依然是言論禁區。那麼六四在中國民間社會留下怎樣的一種印記呢?是否會逐漸像文革一樣被淡忘呢?
王軍濤:我覺得不會。實際上文革也沒有淡忘。其實,文革和六四,也像台灣的二二八一樣,在經歷了一段時間以後,原來的真實不重要了,它已經被圖騰化為一種象徵。這些象徵在一旦產生需要的時候,就會重新興起成為新的動員力量。而且,作為象徵,它很純。比如八九六四,對於懷念它的人,對於願意認同它的人來說,它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非常純潔的要求自由民主的象徵,也成為暴行的一種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