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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遠行一周年:柏林感同身受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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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遠行一周年:柏林感同身受的紀念
 
2018年7月13日柏林葛策馬尼教堂“劉曉波遠行一周年追憶”活動現場。德國著名人權牧師羅蘭•庫納(Roland Kühne)在演講。 圖片來源:路透社/Fabrizio Bensch

各位聽眾,2018年7月13日,柏林葛策馬尼教堂舉行“劉曉波遠行一周年追憶”活動。活動由葛策馬尼教堂與德國著名人權牧師羅蘭•庫納(Roland Kühne)、獨立中文筆會長廖天琪、德國詩人和歌手沃夫-比爾曼、2009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旅德中國異議作家廖亦武聯合發起,由羅蘭•庫納牧師與廖天琪共同主持。紀念活動,無論是出席者,還是地點選擇原本就別有深意,而劉曉波遺孀在劉曉波逝世周年到來前幾日突然獲釋更使得這次活動的規模遠超出了組織者的預期,不僅德國媒體悉數到場,香港和日本各大媒體也都專門派出團隊。

終於獲得自由的劉霞並沒有參加這次在柏林的劉曉波逝世一周年追憶活動。事實上,劉霞自抵達7月10日抵達柏林後,並為公開露面。劉霞並未公開解釋其中原因,但一眾媒體似也都理解她的難言之隱。參與協辦葛策馬尼教堂紀念活動的民主中國陣線秘書長潘永忠先生向我們談了他見過劉霞以後的感受:

潘永忠:“在我們旁人看來,她確實沒有自由,因為德國駐華大使在陪她過來(德國)的時候,在路上對她說:從今天開始你完全自由了,你是一個自由人,你想表達什麼,德國政府不會幹涉。你想做什麼,大家都支持你。”

“但是我們感覺是,她自己沒有說是什麼原因(不能來參加這次活動),但有一點大家都知道,她弟弟還有一年的保外就醫!”

劉霞的兩個感謝

但是,劉霞並非對各界人士的關注無動於衷。潘永忠先生告訴我們:

潘永忠:“劉霞知道海內外各個國家都有朋友,並不只是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政府,在幫助她,(這種幫助)並帶動了全球的支持和熱愛劉曉波和劉霞夫婦的那些朋友都出了力,每年都進行示威遊行抗議活動,吶喊、呼籲……她都知道。所以她說,她要感謝這些天下的朋友,她現在暫時不能同大家見面,但以後一定會。她不會忘記這些朋友。這是她的第一個感謝。”

“她的第二個感謝,她說,實際上在國內很多朋友也非常關心她。她舉例說,鮑彤先生每個月都給她打電話,給她很多問候、安慰。我也給她看了高瑜、鮑彤等朋友得知她出國以後聚會舉杯為她乾杯、為她自由慶祝(的照片),她非常激動。她也托我轉述出去,說她非常感謝國內的那些朋友長期在背後支持她、關心她,她說她自由了,她也會想到他們。”

“中國的歷史不會忘記這兩個人”

近年來,世界各地無論是人權組織,民間人士,還是一些西方政府都在為沒有任何罪行指控卻被剝奪行動自由的劉霞鳴不平。其中過程如此艱難,以致於劉曉波夫婦的好友、旅德中國異議作家廖亦武得知消息感覺像在夢境中一般。他認為劉霞獲釋應當感謝兩位德國人的努力:

廖亦武:“(得知消息時)我當時就像在夢遊一樣!因為我認為可能還需要等一段時間。這個(消息)來得比較突然,也來得比較艱難。我覺得,有兩個人,希望中國的歷史不會忘記他們:一個是沃夫-比爾曼,一個是赫塔-米勒。他們可能是對劉曉波和劉霞最多的人。現在當然可以說了:我和德國政府、和默克爾的聯繫,都是通過沃夫-比爾曼。這位老人這麼大歲數了,每一次,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妻子,都在回信,然後,一有消息,就會及時通報過來。而赫塔-米勒在世界文化界很有號召力,她當年曾發動一百多位諾貝爾獎得主為劉曉波呼籲……他們和我一樣,一直都沒有放棄。”

出生在羅馬尼亞的赫塔•穆勒是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在活動現場向媒體表示,她之所以不斷為劉曉波、為劉霞呼籲,是因為自己也曾經生活在一個共產極權的國家,她的朋友、同事也受到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她因此感同身受。

已經82歲的沃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曾是東德時代知名的詩人和歌手。但其作品不斷受到當局封殺。1976年他從東柏林“叛逃”去科隆舉辦萬人音樂會,並演唱歌曲“長城內的中國”(也有譯作“大牆後的中國),激怒東德當局,他因此被褫奪國籍,留在了當時的西柏林。比爾曼2010年曾表示,這首歌曲中的大牆,可以理解為中國的長城,也可以理解成柏林牆。

葛策馬尼教堂、柏林牆與天安門

舉辦這次活動的葛策馬尼教堂在80年代曾是東德反對派人士活動聚會的場所。潘永忠先生介紹說:

潘永忠:“這座教堂非常有名。89年東德演變的時候,有半年的時間,始終有政治家、學者在(教堂)里演講,有時候可以有一千多人聚集在這裡聽演講。所以,這個教堂和萊比錫教堂一樣在著名。”

1989年的時候,這座教堂也曾為中國天安門廣場上的死難者祈禱。這次劉曉波紀念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將天安門事件和柏林牆的倒塌聯繫在一起,廖亦武向媒體表示:

廖亦武:“我們在這裡紀念劉曉波,就把中國這段苦難的歷史,和德國曾經的柏林牆歷史聯繫在一起。如果劉曉波能夠超越時間和時代,他就是在柏林牆目前倒下的東德人。就這個問題,最好是採訪比爾曼,因為我們營救劉曉波、劉霞的行動就是他和默克爾直接聯繫,就是基於1989年的柏林牆歷史。”

劉曉波遺願:自由與民主

與羅蘭•庫納牧師共同主持這次追憶活動的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女士針對這次活動表示:

廖天琪:“我覺得(這次活動)最重要的一個信息是劉曉波的最後遺願實際上是愛,也是憾。這個憾最後成功了:他的妻子出來了。但是,他的愛不只是對他的妻子,也是對民主和自由的愛。這一點,我們應該繼承下來,我們應該繼續努力,去達到這個目的。”

民主中國陣線召集人、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論壇的理事長費良勇先生專程從500多公里以外的紐倫堡趕來參加活動:

費良勇:“我覺得這個活動(組織得)非常好,有這麼多德國朋友參加,大家都是為了一個目的:悼念劉曉波。他是為了中國的自由、民主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世界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真正被直接迫害致死的,應該說就是劉曉波。二戰之前,希特勒在台上時,曾經迫害致死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是(這位諾獎得主)不是直接死於監獄,他是在被釋放以後才去世的。中國的人權狀況實際上越來越惡化。劉霞女士,就是按照中國的現行法律,她也沒有任何犯罪記錄,但中國長期監禁她。德國政府,還有許多其它國家政府同中國政府有過許多次交涉,希望中國政府釋放劉霞,但中共遲遲不放。現在是特殊情況: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戰非常激烈。中國為了向德國和歐盟示好,就把劉霞作為“禮品”送出來,當然,也湊巧是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的時候把她放出來。“

“但是,他們釋放了劉霞並不意味着中國人權的改善:他們7月10日釋放了劉霞,11日就重判秦永敏13年徒刑!這說明中國的專制本質沒有任何改變。習近平上台以來,可以說中國的人權狀況急劇惡化。習近平現在一步步走向個人獨裁,要學習毛澤東那一套,這對全體中國人是一個巨大的悲哀,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苦難。”

德國總理默克爾可以說是近年來少數敢於在維護經濟利益的同時,仍然不忘幫助中國的民主人士的西方領導人。德國的民間輿論是否認同總理默克爾的這種選擇呢?潘永忠先生介紹說:

潘永忠:“應該說德國的老百姓是非常關心(這個問題)的。大家知道的德國因為在二戰犯下的那些嚴重的罪行,這個民族很有懺悔感,老百姓非常支持(這樣的行動)。幾年前,無論是民間還是媒體都批評德國政府在經濟上與中國務實,但在人權問題上務虛。但是,兩年前的高瑜事件時,默克爾專門跑到中國與習近平談及此事,使得高瑜得以提前以保外就醫獲釋,等於是給了德國民眾一個交代。關於劉霞,默克爾最近又去過一次(中國),李克強這次來德國,又有默克爾從中推動,德國外交部(的努力)始終沒有停斷過。”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外界也有批評,認為德國在與中國的經濟、貿易關係中,特別是在和美國的貿易戰當中,有站隊的嫌疑,所以都說德國政府在站台。但是,不管怎麼說,劉霞告訴我,應該知道,德國政府還是很重視人權,過去一年間,德國駐中國大使差不多每星期都給她打電話,問候她,而且總理一次次為救援她做工作,所以她還是感謝德國政府、感謝默克爾總理對她的幫助,她希望大家理解這一點……這是劉霞自己告訴我的。”

“但是,在我們外界看來,中國政府確實可以早些放人,為什麼要選在中美貿易戰打得火熱的時候、而且是在李克強來訪的時候?按照廖天琪老師的說法,就是打了一個包,送了一個禮物,沒把人權當回事,沒有把人真正當人看待,這讓很多朋友發出質疑,德國媒體在這個問題上也是爭議很多。”

 

劉曉波已經遠離塵世,他期盼的憲政民主遠未成為中國現實。在他逝世一周年後,人們應該記住他什麼呢?曾經參加八九民運的中國勞工通訊法國代表蔡崇國先生7月12日參加法國各界在巴黎的劉曉波追思活動時向本台表示:

蔡崇國:“應該說首先他是一個永遠在追求生命的意義的人,總是希望自己有用,對這個社會有用,對整個文化有用,總是在尋求生命要有意義。所以他會在1989年這個歷史關頭決定回北京。當時很多人都勸他,因為很危險。我們都知道這一點,因為我們都經歷過,那時就覺得如果能用生命去改變中國歷史的發展趨勢的時候,當一百年來中國民主化的夢想可能改變的時候,自己的生命就不是那麼重要了,死了也是值得的。”

“另外一點是他的批判精神,尤其是對自己的批判。很多人都忘記了,他批判專制,也對自己有批判、懺悔。六四以後他曾被捕,並做了一些檢討。他後來就自己為什麼做了檢討有非常深刻的剖析。對民主運動、對很多人從事民主運動時固定的、僵化的、千篇一律的思想和語言,他也有非常坦率的批評,所以也有很多人對他不滿意。”

“還有一點,是他的一個獨特的雙重角色。他從事民主運動,零八憲章一個獨特的特點是知識分子和社會各階層的結合。另外一方面,他在學術上非常中立、客觀,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的博士論文中看出來。就是說,西方知識分子都有這種雙重角色,在學問上,他們是知識分子,但他們也都有法語中說的“engagemeng”,也就是在社會介入的時候,他們又是積極分子。也正因為如此,他(劉曉波)的影響大,他能夠在不同的階段,拿出不同的思想,無論你贊成還是反對,他總是在更新。鼓吹民主自由也需要新的語言,不要總是langue de bois, 說些空洞的言辭,千篇一律。而是要語言生動,人格要生動,活動要生動,總是要有新的內容,要和時代、和年輕人在一起。“

 

註:柏林劉曉波遠行追憶活動上演唱的歌曲“Donna Donna”來自一部猶太人戲劇中的曲子,歌詞描述一頭被捆綁着送往屠宰場的小牛,但普遍被認為是影射猶太人在二戰中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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