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德國的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秘書長潘永忠先生所著新書《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在台灣出版，引發了對中國新聞媒體業發展的普遍關注。潘永忠先生在這部新書中，詳盡地闡述了自古以來，中國新聞業的發展變遷。特別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權以來的巨大變化。我們在今天的本節目中，請潘永忠先生介紹一下中共建國之初，傳媒業的發展歷程。
法廣：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掌權之後，對新聞媒體採取的第一個舉措是什麼？
潘永忠：俗語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共政府依靠「槍桿子」和「筆桿子」取得天下，新政府頒布的《共同綱領》與第一部《憲法》，都寫入了「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但政府並未頒發相關的《出版法》、《新聞法》等，作為言論、出版自由的具體保障措施。
新政府的措施：
1、中共政府對宣傳領域的全面管控。1949年中共建政後，為了鞏固新生政權，新政府首先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群眾政治動員網絡機制和渠道 宣傳網制度。這個網不是今天的英特網絡概念，而是自上而下的宣傳機構和系統，落實黨委加強對宣傳工作的領導。
2、保證執政黨的宣傳媒體一個管道，一種聲音。兩年之內，結束和關閉所有的私營通訊社、報刊雜誌社等，將新聞出版業納入了共產黨領導的國營企事業，組織機構體繫上形成了黨領導下的統一新聞媒體體系。四年之內，結束和關閉私營出版社。客觀上堵住了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管道。說一個數字，1949年前，上海報紙有《中央日報》、《和平日報》、《前線日報》、《東南日報》、《新聞天地》等，這一時期報紙多達70餘種（其中日報27種、外文報紙13種），還有大量的「方型周刊」，甚至多達100餘種。這些報社、雜誌社均以私營為主。經過中共新政府整頓後，上海的報紙、雜誌統統歸官方辦理，僅剩15種。
法廣：請就中國結束私營新聞傳媒的深層原因談談您的看法。
潘永忠：延安時期，共產黨批判國民黨政府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但中共執政後，依葫蘆畫瓢，甚至還不如國民黨政府。究其原因有如中共元老陳雲所表述的：「國民黨統治時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法廣：您如何解讀毛澤東曾經倡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主張？隨後發生的反右運動對中國新聞傳媒業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潘永忠：只能簡單來說，首先應該知道毛澤東這人太自信，且相信經驗。中共在延安經歷了一次黨內整風運動，1941年5月 1945年4月20日，中共黨史的評價中，將延安整風運動拔得很高，稱之為中共組織改造，組織建設上的偉大創舉，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為後來的國共決戰，及至中共取得天下，一統江山，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中共執政後，毛澤東再次心血來潮，向社會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幫助中共開展黨內整風運動。重走延安整風運動的舊模式，希望通過整風提高組織和隊伍建設，開始新的征程。
毛澤東是農民革命的領袖，掌握政權以後，生怕得而復失，自己作為黨國之尊的地位不保。他知道最危險的是內部的腐化。郭沫若在延安時期寫了《甲申三百年祭》，說的是李自成覆滅的歷史。早在進北京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強調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訓。這就有了那次開門整風運動。
毛澤東沒有估計到，運動一展開，社會各界的建言和批評超出了中共的預定設想，中共受不了。比如有人提出「實行『兩院制』，搞『政治設計院』」；還有人提出「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成績，要求鼓勵申訴和糾錯」；甚至質疑中共一黨獨大的專制體制等。
面對這些激烈的批評和民主訴求，毛澤東和中共高層驚愕了，意識到這將危及中共在中國的領導地位。隨即展開「反右運動」，據官方統計，被戴帽的「右派分子」計55萬，而實際人數高達317萬餘。
因言而獲罪，懲戒了一大批人，警示了整體國人，言論自由客觀上被完全取締了。「五七反右」，徹底堵塞了中國言論自由的環境和空間。
法廣：50年多後的今天，反思歷史，您認為中國民眾應從反右運動中得到怎樣的啟迪？
潘永忠；當代文明的一條定理：一個健康的政權，需要有制約有平衡，民主國家的制約與平衡，是通過議會、反對黨、新聞媒體、民間團體等來落實和實施。
但大家都知道，中國的人大、民主黨派、新聞媒體、民間團體等，均受到中共的一元化領導。這個國家與整個世界格格不入，依然處在專制獨裁淫威下，反右運動的殘酷鬥爭溫床始終存在，言論出版依然禁錮，對普通民眾來說，吃一塹長一智，最直接的啟迪和簡捷的經驗是：「視而不見，置若罔聞，三緘其口，閉上你的嘴。」而對海內外中國民運人士來說，就是一如既往，堅持推動和促進中國的民主事業，早日實現憲政民主制度，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這樣反右運動的噩夢才不會重現。